文學與自然科學不同，與經濟學也不同，首先是靠語言來表達的，好的作家必然有獨到的運用語言的能力，而且形成自己的風格，再好的翻譯也難以完全傳神。
舉個例子，京戲拿到國外去演，常看報道說是“引起轟動”云云，就算是真的，那劇目也限於“三叉口”、“雁蕩山”、“盜仙草”之類的以武打為主的戲，無論如何精彩，代表不了京劇的全貌，更不用說以詞見長的崑曲了。“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以及《寶刀記》開頭林沖那八句定場詩，即使有高手譯成最相近的西方語言，如何讓洋人體會其中的意境，從而懂得文字的妙處？
當然，文學的價值主要還不在於語言本身，而在於其內涵。作為其本質的內涵歸根結蒂源泉在於生活，脫離不開一定的文化背景。
歐美文化屬於同一個大系統，儘管各民族特色千變萬化，至少在知識分子中間相通要比與中國（姑且不用“東方”這樣的大字眼）文化相通要容易得多。
我見過不少歐洲知識分子，通曉好幾國文字是家常便飯，熟練如母語，但大多數是歐洲語言，最多包括俄語。他們之間開玩笑、用典故，極易心領神會。而通（是“通”，不是會幾句）中文則是專門“漢學家”的事，即使漢學家，多數研究範圍也很狹窄，研究文學而有能力博覽群書者尚不多見。
中國文學寫的當然是中國的人和事。僅舉一例：魯迅的《阿Q正傳》之為不朽的經典著作已為國人所共識，其深遠意義遠超出中國農民，應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名著；但是在西方以寫中國農民出名的賽珍珠卻得了諾貝爾獎，魯迅及其作品可能根本未入評委們的視野。
就以現在在世的我國幾代新老文學寫作家而言，他們生於斯，長於斯，與從四萬萬到十三萬萬的同胞同甘苦、共沉浮，經歷了、見證了多少驚濤駭浪、苦難、憂患、風雨、坎坷、荒唐與輝煌、屈辱與榮光、崇高與卑劣……感於心而流諸筆端，不論其風格屬什麼“主義”和“流派”，或黃鐘大呂，或淡雅纖巧，或憂憤泣血，或嬉笑怒罵，或興，或怨，或實，或虛，多少優秀作品在中國幾代讀者中引起心靈的震撼、強烈的共鳴、會心的微笑，甚至影響有些青年一生的道路，這一切，浸潤在西方文化中的文學“權威”們接觸到了多少，能理解多少，又何從作出篩選和判斷？
基於本人多年來與大量的相當有世界眼光的洋人交往的經驗，深知其難。不用說文學，就是比較容易有共同標準，在理解、交流上並無困難的社會科學，中西學者對對方成果的互相關心、追蹤、紹介和了解也是極不平衡的。
這裡一則是語言問題，一則是心態問題：西方學者對中國學術動態沒有那種“一事不知，儒者之恥”的求知慾，實際上他們注意到的主要是用英文寫作的旅外學人和留學生的著作，據此得出的對中國學術界的評估片面性是免不了的。相對說來，中國學者在這方面要虛心（或心虛）得多。
何況文學，審美口味佔很重要地位。即使在一國之內也很難一致。某文學界人士曾定出當代中國文學十位大師引起好一陣爭論，就是例子。不過大家都理解其為一家之言，也就無所謂。
當然，西方欣賞中國藝術的不乏其人，但欣賞是一回事，作出權威性的判斷又是一回事，那就得真正的懂行，有修養、有研究。我決不是否定文學的世界性，相反，我曾在一本巴爾扎克譯著的序言中說過，不朽的作品之所以不朽在於它能跨越時間和空間，使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讀者受到啟示和感染，古往今來有許許多多這樣的不朽的文學大師以其不朽的作品豐富了人類文化的寶庫，他們是屬於全世界的。但是這樣的大師卻不是哪個評委會封的，而是經過歷史的考驗，為廣大讀者所承認。
即便真正的世界級大師，要走出本國、本洲，還得靠一定的傳播渠道。西方文學進入國人的視野是通過近百年來幾代翻譯家、評論家鍥而不捨的辛勤勞動。在我國，外國文學翻譯已蔚然成為一學，出現了許多造詣很高的翻譯家；而相反方向的譯述、介紹，無論在質和量兩方面都無法相比。中國文學的寶庫要為“國際社會”充分認識，還任重而道遠，得有多少個楊憲益！
再何況，從賽珍珠的《大地》在西方獲盛名，到當代張藝謀的特種題材的電影幾乎成為國際得獎的專業戶，反映出西方人始終擺脫不了的對他們心目中的“異域文化”的獨特的（姑且用一箇中性字眼）欣賞口味——必須申明，我無意貶低這位美國作家和中國導演，我認為他們還是有才華有一定的水平的。
再何況，在方今的現實世界中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干擾不可避免。總之，自然科學成果沒有民族性，可以有世界性的絕對標準和公認的權威，而文學，特別是當代的，要定於一尊難矣哉！諾貝爾文學獎基本是西方中心的產物，作為一家之論，有它存在的價值，若視之為世界最高權威，最高榮譽，怕是該打破迷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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