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5月，巴黎街頭，圍牆上寫滿了各式各樣的標語口號：“圍牆即雙耳，雙耳即圍牆”、“街壘封閉了街道卻開闢出道路”、“不做機器人，也不做奴隸”、“政治是在街頭髮生的”……
1968年的法國，正處於“光輝三十年”的經濟繁榮期；國際舞臺上，掌握核武器、主導歐共體，漸漸擺脫“二戰”的羞辱，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高等教育迅速擴張培養出越來越多富有見識的大學生；知識界群星璀璨，雷蒙·阿隆、路易·阿爾都塞、米歇爾·福柯、讓-保羅·薩特、西蒙·波伏娃……各領域的大家迸發出的知識思想影響至今。
這年年初，民意測驗的結果顯示“學生從未如此稱心如意過”，戴高樂總統在新年致辭中自誇道：“今日之法國，斷不可能如同往昔因危機而癱瘓”，“當如此眾多的國家處於政局動盪之中，法國將繼續成為良好秩序的典範。”
然而，半年不到，5月的法國爆發了令世人震驚的“五月風暴”。風暴中心的法國到底發生了什麼？迅速發展的法國又為何發生此番危機？今年正好是“五月風暴”五十週年，讓我們通過幾本書來回顧這段歷史。
《1968：撞擊世界之年》
【美】馬克·科蘭斯基/著 洪兵/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浦睿文化 2016年4月版
人們不僅交談而且唱歌。學生們唱的是《國際歌》，這是世界共產主義、蘇聯、共產黨的聖歌，同時也是許多學生們並不支持的事業的聖歌……右翼則唱著法國國歌《馬賽曲》予以回擊。由於這兩首歌曲都是有史以來最膾炙人口的偉大聖歌，無數的群眾高唱著在巴黎的寬闊大道上游行……這對於電視臺的報道非常理想。
作為一位美國作家，馬蘭·科蘭斯基將更多的篇幅用於刻畫1968年的美國：深陷越戰泥淖、馬丁·路德·金遇害、嬉皮士走上街頭。與美國遙相對應的東方世界也不停歇，由蘇聯帶領，名為“多瑙河行動”的入侵行為開始，捷克人懷抱的最後一絲理想，被蘇聯的坦克與軍隊徹底碾碎。
巴黎的變局同樣引發作者關注，但是，相比於美蘇動盪，巴黎只是夾在東西方世界中的小小一章。作者僅用一個章節的篇幅，勾勒出“五月風暴”的樣貌，最為特別之處當數書中採用小說寫法，以戴高樂的反應為重點鋪開巴黎亂象。
風暴最盛時，戴高樂選擇沉默，“他完全從公眾視野中消失，回到了鄉間別墅，在那裡他寫道：‘如果法國人看不到他們自身的利益所在，這對於他們就太糟糕了。法國人已經厭倦了一個強大的政府。’”隨後，戴高樂復出，提出公投方案，又被市民否決。幾番博弈後，戴高樂選擇安撫工人階級，重新組織議會投票。由於法國人對左翼政權抱有更強烈的戒心，戴高樂主義者重新贏得議會席位，並採取政治手段消解威脅勢力。
《烏托邦年代》
【法】讓-克勞德·卡里耶爾/著 胡紓/譯，新星出版社·讀庫 2018年4月版
在索邦大學，人們把奧德翁劇院變成了永久的自由講壇，所有人都在說話，喊叫，建議，宣言，抗議，喧譁吵鬧，亂成一片。新社會近在眼前，觸手可及的幻想在街上和走廊裡飄蕩，這個新社會首要的特點似乎就是話多。
這是劇作家克勞德·卡里耶爾對於法國“五月風暴”寫下的極具調侃性的文字。與《1968：撞擊世界之年》相仿，卡里耶爾在1968年至1969年間輾轉紐約、巴黎、布拉格三座城市，以時間為切面，記錄三座時代漩渦中的城市。
幾十年過去，當卡里耶爾回憶這段時光，歷史理性取代了曾經一股腦的浪漫熱情。回顧1968年巴黎街頭的種種，他總結道：
1968年5月的法國烏托邦有個特點：它只摧毀不建設。至少表面上如此。不過在我看來，正因為它的突然、它的年輕、它的激進，正因為它拒絕提出一個預先製作好的社會藍圖，所以在整個烏托邦的歷史上，它成了最豐饒的烏托邦，說到底也是最現實的烏托邦。
《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
【美】理查德·沃林/著 董樹寶/譯，中央編譯出版社·三輝圖書 2017年3月版
“五月事件”讓法國自吹自擂的知識分子領袖階層感到很意外。造反的理論靈感沒有來自知識分子精英，而是來自邊緣群體：像《論辯》團體、“情境主義國際”和“社會主義或野蠻”等左翼小派別。對於法國知識分子來說，“五月造反”給他們上了一堂謙遜課。
有別於前兩本隨筆、歷史小說，《東風》一書出自美國政治思想史家、左翼學者理查德·沃林之手，以學術的方法考察審視“五月風暴”的來龍去脈。在法國繁榮的表象背後，沃林提煉出潛藏其中的變革動因：經濟發展的“輝煌三十年”一方面使法國人深陷消費社會的困境；另一方面，社會結構的迅速變化，工薪僱員增加，城市工人階級在經濟打擊中衰退，高等教育入學人數持續增長，但是社會層面並沒有匹配相應的工作保障制度，學生們在學校中經歷複雜的教育訓練，但離開學校後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人文學科的學生焦慮情緒尤其高漲。幾乎每一個蓬勃發展的領域背後，都潛藏危機爆發的因子。
《東風》一書的另一特殊性在於作者用大量篇幅關注法國知識分子的表現。例如薩特在“五月革命”的影響下，漸漸拋棄以往對馬克思主義的依戀；“五月風暴”之前對政治相對冷漠的福柯重新聚焦政治權力，儘管風暴期間他在突尼斯教書，但在其後，福柯通過對五月行動的總結提出他著名的“微觀政治學”理論。
《1968年：反叛的年代》
【英】塔裡克·阿里、蘇珊·沃特金斯/著 範昌龍、李宏、王彥興、李尚傑/譯，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3年2月版
塔裡克·阿里的這本書採用“編月體”寫作手法，從1968年的1月直到12月，眼光搜尋著當月最值得聚焦的地區。毫無疑問，巴黎是整個5月的主角。
與之前三本著作相比，本書可謂“直觀的好看”，作者在書中插入各式各樣的圖片，其中也有不少作者自己拍攝的現場照片，讓讀者不必再通過文字想象“五月風暴”的光景。作為1968年反叛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阿里亦對這段歷史滿懷深情，在序言中他寫下的話或許能很好地總結1968年之於全球歷史的特別意義：
經歷過1968年的人，無論在政治分野上屬於哪一邊，都將不會忘記這一年。這一年在每一個大陸都標誌著整個一代人。早在“全球化”成為自由市場的政治文化中的時髦語之前，作為要永遠改變人類生活狀況的鬥爭的一部分，1968年的事件就已使政治激進主義全球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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