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
卡夫卡
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於捷克(當時屬奧匈帝國)首府布拉格一個猶太商人家庭，是家中長子，有三個妹妹(另有兩個早夭的弟弟)。自幼愛好文學、戲劇，18歲進入布拉格大學，初習化學、文學，後習法律，獲博士學位。畢業後，在保險公司任職。多次與人訂婚，卻終生未娶，1924年6月3日，41歲的卡夫卡死於肺癆。
1904年，卡夫卡開始發表小說，早期的作品頗受表現主義的影響。1912年的一個晚上，通宵寫出短篇《判決》，從此建立自己獨特的風格。生前共出版七本小說的單行本和集子，死後好友布勞德(Max Brod)違揹他的遺言，替他整理遺稿，出版三部長篇小說(均未定稿)，以及書信、日記，並替他立傳。
後世的批評家，往往過分強調卡夫卡作品陰暗的一面，忽視其明朗、風趣的地方，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試圖糾正這一點。其實據布勞德的回憶，卡夫卡喜歡在朋友面前朗讀自己的作品，讀到得意的段落時會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來。
卡夫卡的父親粗暴、專制，對兒子的學習、生活不聞不問，只是偶爾指手畫腳地訓斥一通——他想把兒子培養成為性格堅強而又幹練的年輕人，但結果是適得其反，卡夫卡內心中一直對父親存有無法消除的畏懼心理。由此而培養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憂鬱的氣質使卡夫卡其人其書成為那個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寫照：異化現象，難以排遣的孤獨和危機感，無法克服的荒誕和恐懼。就是這樣的精神寫照，在我們這個時代仍具有現實意義。
他的小說揭示了一種荒誕的充滿非理性色彩的景象，個人式的、憂鬱的、孤獨的情緒，運用的是象徵式的手法。文筆明淨而想像奇詭，常採用寓言體，背後的寓意言人人殊，無法定論。別開生面的手法，令二十世紀各個寫作流派紛紛追認其為先驅。三四十年代的超現實主義者們視之為同仁，四五十年代的荒誕派以之為先驅，六十年代的美國“黑色幽默”奉之為典範。他與法國作家馬賽爾·普魯斯特，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並稱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和三大鼻祖。
卡夫卡：寫作來自身體未來的絕望
（譯者：葉廷芳、黎奇）
1910年初
我的耳廓自我感覺清新、粗糙、涼爽、多汁，猶如一片葉子。
我這麼寫肯定出於對我的身體和有關這個身體的未來的絕望。
如果這種絕望是這般肯定，這般與其對象相連，就如同被一個掩護著撤退並準備為此粉身碎骨的士兵制止了，那麼這就不是真正的絕望。真正的絕望一下子就超出了目標，而且總是超出目標……
在我最近五個月的生活中，我什麼也寫不出來，我本該對此滿意的，這種狀態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儘管所有力量都有此義務。在這五個月後，我終於心血來潮，再度想要與我自己對話了。當我真的向我自己提問時，我還總是給予答覆的，總有東西可以從我這個稻草堆中拍打出來。五個月來我便是這麼一個稻草堆，其命運似乎應該是：在夏天被點燃，旁觀者還來不及眨一眨眼，便已化為灰燼。這種命運偏偏要落在我的頭上！它落在我的頭上是再合適不過了，因為甚至對倒黴的時期我也毫無悔恨。我的狀況不是不幸，但也不是幸福，不是冷漠，不是孱弱，不是疲憊，也不是其他興趣。那麼究竟是什麼呢？我對此一無所知，也許與我寫作無能有關。我相信我是理解這種無能的，卻分明不知其因。比如說吧，一切闖入我腦子裡的東西都不是有頭有尾地闖入的，而是在什麼地方攔腰截取的。誰有本事，不妨試試去抓住這些東西，試試去抓住一棵從當中開始長起的草，且抓住不放。有些人會這種技巧，比如日本雜耍藝人，他們在一架梯子上爬，這架梯子不是支在地上，而是抵在一個躺著的人的豎起的腳掌上，這架梯子也不是倚在牆上，而是懸空的。我不會這一套，更何況連用來支撐我的梯子的那樣的腳掌也沒有。這當然不能說明一切，這樣提問題也不能令我開口回答。但每天按理說至少應該有一行文字是針對我的，就像人們現在用望遠鏡對著彗星一樣。然而一旦我出現在那麼一個句子面前，為那個句子所吸引，就像去年聖誕節期間那樣，這時我就只能保持鎮靜，這時我真的好像踏著我的梯子的最上面一級了。但我的梯子是平穩地支在地上，靠在牆上的。可是那是什麼樣的地，什麼樣的牆！然而這架梯子卻倒不了，於是它便被我的腳踏著往地上壓，於是它托起我的腳朝牆上升。
卡夫卡手稿
1910年7月19日
有人告訴我們，而我們也樂於相信；處於危險中的男人們甚至連漂亮的陌生女人都視若無睹；當他們從著火的劇院中逃出的路上被女人們所堵時，他們便將她們往牆上撞，用頭和手，用膝蓋和肘子。於是我們那些嘮嘮叨叨的婦女們住了嘴，她們漫無邊際的言談獲得了動詞和句號，眉毛從其靜止位置上豎起，大腿和臀部的呼吸運動驟然停止，比平常更多的空氣流入那因恐懼而關得不嚴的嘴巴之中，而腮幫子似乎也微微鼓了起來。
1910年12月15日
我寫下的單詞幾乎沒有一個願意與其他的和睦相處，我聽見，輔音如何像破鑼那樣摩擦作響，元音怎樣像展覽會上的黑人和著這伴奏聲歌唱。我的疑惑團團圍住每一個字，我看見它們先於看見單詞，究竟是怎麼回事！我根本看不見單詞，我只是發明了它。這也許還不是最不幸的呢，只不過我能夠不得不發明詞句，這種詞句能夠將屍體的氣味朝著某個方向吹去，不致使其朝我和讀者迎面撲來。當我在寫字檯旁坐下時，我的感覺並不比一個在車來車往的歌劇院廣場中央摔倒而斷了兩腿的人更舒服些。所有車輛雖說都發出噪音，但每輛車實際上都是一聲不吭的，從所有方向來，往所有方向去，但將交通指揮得秩序井然而勝過警察的是那個男人的疼痛，疼痛使他合上了眼睛，無須讓車輛掉頭，便使廣場和大街小巷變得空空蕩蕩。喧鬧的生活使他痛苦，因為他是一個交通障礙；但是空曠無人也不見得好些，因為這會把他本來的痛苦釋放出籠。
1910年12月16日
我將不再離開日記。我必須鍥而不捨，因為只有在這方面我才能做到這點。我真想解釋心中這種幸福感，它偶爾出現一次，現在就正充滿我的心中。這確實是某種冒著氣泡的東西，帶著輕微的、舒適的顫動充滿我的內心，它告訴我，我是有能力的；而我每時每刻，包括現在，都容易完全確信我沒有任何能力。
《那幾年，卡夫卡》
（奧地利）卡夫卡 著，孫坤榮 譯
上海三聯書店，2016.8
本書收錄了卡夫卡部分日記：其中1911年1月—2月在北波西米亞地區，1913年9月在維也納的部分是獨自所寫。而在1911年8月—9月，1912年6月—7月，卡夫卡與摯友勃羅德約定同行並寫同一題材的日記，所以本書不僅有卡夫卡這兩次的旅行日記，附錄中還包含勃羅德與卡夫卡的平行日記。二位作家從不同的角度描寫了在旅行途中所見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及各自的看法和感受，二人著作互相點題，互相印證，互相補充，交相輝映，獨到之處卻又耐人尋味。於今日來看，此書不僅體現了偉大作家的藝術品位和獨特見解，更對研究20世紀初期歐洲各地的風土民情有著非常寶貴的參考價值。
1911年1月19日
看上去我像是徹底完蛋了——去年我清醒的時間每天不超過五分鐘，因此我要麼就期待著自己從地球上消亡，要麼就必須像一個小孩子那樣從頭開始（儘管這是毫無希望的）。現在從頭開始會比那時候容易得多。因為那時候我才剛剛有點微弱的意識去追求一種表達方法，想使每一句話都同我的生活有聯繫，每一句話都在我的胸中起伏，佔據我整個身心。剛開始時我是多麼可憐（現在當然大不相同了）！那時寫下來的東西里透出什麼樣的寒冷啊，它成天追著我不放！危險性那麼大，不感到那種寒冷的時刻又是那麼少，總而言之，這顯然不能使我的不幸減輕多少。
有一次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寫兩個互相鬥爭的兄弟，一個去美國，另一個則留在歐洲的監獄裡。開始我只是不時地在這兒寫幾行，在那兒寫幾行，因為我總是那麼容易疲倦。有一次，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們去看望祖父祖母，在那兒把常見的一種特別軟的麵包塗上黃油吃了個精光。這時我根據我的構思動筆描寫那個監獄。當然，我當時這麼做也許主要是因為虛榮，即想通過在桌布上把紙片推來推去，敲敲鉛筆，在燈下四處觀望，把某個人吸引過來，讓他把我寫的東西奪去，看看寫些什麼，然後對我表示讚賞。在那幾行中我主要描寫了監獄的走廊，特別是它的寂靜和寒冷；關於那位留下的兄弟也寫了一句同情的話，因為他是兩個兄弟中的一個。也許我有一陣感到這些描寫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但那天下午我對這種感覺並不怎麼注意。因為我當時處在我已經相處慣了的親戚中間（我是那麼羞怯，以至在相處慣了的人們中間我才能感到舒適一些），坐在我所熟悉的房間中的圓桌旁，總想著我很年輕，從目前這種不受干擾的狀態出發我會幹出大事業來的，一個老愛嘲笑人的叔叔終於從我這兒抽走了那張我只是輕輕地按著的稿紙。他粗粗看了看，又遞還給了我，連笑都沒有笑，只是對其他幾個用眼光追尋著他的人說：“一般得很。”對我則什麼也沒有說。我雖然還坐在那兒，像先前一樣俯在我那張毫無用處的紙上，但我實際上被一腳踢出這個社會了。叔叔的判斷在我心中不斷響起，我覺得幾乎具有了真實的意義，從而使我得以在家庭感情內部也看到我們的世界那寒冷的空間，看來我必須用一把火來燒熱這個空間，這把火就是我剛開始想要找的。
查看更多藝術資訊請下載中國美術報網APP
中國美術報網網址：http://www.zgmsbweb.com/
閱讀更多 中國美術報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