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何以缺席中共六大卻當選中央委員？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開，毛澤東缺席大會卻被選為中央委員。自此到中共七大，毛澤東雖在黨內歷經沉浮但是從未走出中央委員這一級別。可以說，中共六大奠定了他日後在黨內崛起的重要基礎。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而且是在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直接指導下召開的一次特殊代表大會，這一史實也被用作批駁“共產國際始終壓制和打擊毛澤東”觀點的重要論據之一。但是為什麼毛澤東缺席六大卻當選了中央委員？其中緣由鮮有論及。

毛澤東緣何缺席六大

毛澤東為什麼沒有出席中共六大。周恩來曾對此解釋：“當時要毛澤東同志去是有困難的。”到底存在哪些困難呢？

一是聯繫不上。毛澤東曾多次嘗試與中央、湖南省委建立聯繫：除1927年10月派出何長工與湖南省委取得聯繫之外，他還分別在1928年1月和3月兩次寫信給中央、省委。由於白色恐怖的嚴峻形勢和黨內通訊聯絡手段的落後，這些信件均石沉大海、杳無音信。湖南省委在1927年冬至次年春多次遭到破壞，省委也曾派出杜修經聯繫毛澤東，但是在1928年5月之前，杜修經雖兩次上井岡山卻未見到毛澤東等人。臨時中央也曾派人去找毛澤東，但都“終無一次”與之接上頭，以致“彼此間的意見互不能達到”。一直到1928年5月底，留守中央才收到毛澤東於5月2日寄出的書面報告。由於時間倉促，共產國際3月底來電通知，代表們4月就要動身啟程，“除了廣東、河南等省的代表是開會選出來的，其餘大多數是中央指定的”。所以，要通知毛澤東參加中共六大，客觀上是不可能的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二是主觀上有障礙。其一，當時自共產國際到中共黨內均存在一種不正確的認識，認為大革命失敗原因之一是黨內知識分子即小資產階級太多而工農出身的幹部太少。因此在確定六大代表時“太重視工人成分”，也就“沒有把當時有革命經驗的幹部集中起來參加‘六大’”。據統計，工人出身的六大代表佔代表總數52.4%，農民佔7.1%，知識分子佔40.4%。毛澤東不是工人出身，共產國際也未點名要求他出席。其二，毛澤東當時在黨內還是“戴罪之身”。在中共六大召開之前，毛澤東在黨內處境不佳，因在領導秋收起義的過程中“完全違背中央策略”，受到臨時中央多次處分：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撤銷現任（湖南）省委委員”；在12月31日臨時中央發給湖南省委的電報中，再次批評他“在政治上犯了極嚴重的錯誤”，要求派“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黨代表”。1928年3月湖南省委執行中央指示：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工作太右”“燒殺太少”，故取消該委，毛澤東也不再擔任書記。綜合這兩個方面因素，毛澤東不在臨時中央指定的代表之列也屬情理之中。

沒有出席卻當選為中央委員

沒有出席六大的毛澤東卻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這一現象實在令人稱奇。當然，這也不是毛澤東第一次缺席中共代表大會，他本人在中共七大上曾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從中共一大到六大，毛澤東參加了三次代表大會：一大、三大和五大。一大時期中共初創，僅成立了由陳獨秀、張國燾和李達3人組成的中共中央局，毛澤東則擔任中共湘區工作委員會書記；在三大和五大上，毛澤東先後當選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二大和四大，毛澤東均未參加，也未當選中央委員。六大，毛澤東同樣缺席卻被選為中央委員，而且得票數高於周恩來、蔡和森、項英、任弼時、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等人。

井岡山時期的毛澤東與朱德

一個受到中央處分、知識分子出身、沒有工人身份光環的黨員，為何在中共六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人們普遍歸因於毛澤東在井岡山做出的傑出成績，但從歷史事實中考察，就會發現這種歸因太過簡單和片面。在大革命失敗之後轉向農村開展土地革命的知名黨員，除毛澤東之外還有賀龍、朱德、彭德懷等人，他們均缺席中共六大，為何只有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此外，還需注意一個史實，此時的毛澤東並未與臨時中央建立直接聯繫。在1928年5月底留守中央收到毛澤東書面報告的時候，瞿秋白、周恩來等人早已在4月底赴莫斯科籌備六大。1927年10月至次年4月是井岡山的初創時期，當時黨內存在濃厚的“左”傾思想，偏重於城市鬥爭，井岡山也未被中央重視，其政治影響不可能擴大到各地方黨部，而全黨和共產國際駐華代表也只是通過國民黨政府的零星報道對井岡山的情況有所耳聞：1928年2月9日《中央日報》《申報》都曾報道遂川被工農革命軍攻陷。但是此類報道僅是隻言片語，不足以得出毛澤東領導井岡山斗爭取得顯著成績的結論。在這種背景之下，遠在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代表、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領導人是如何知曉毛澤東在井岡山開展鬥爭的具體情況，又如何得知毛澤東確實做出了顯著成績？這個問題是解開毛澤東缺席中共六大卻當選為中央委員的關鍵。

一封重要的來信

通過查閱該時期解密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相關檔案可以發現，1928年5月25日，留守中央成員李維漢曾給中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寫過一封信。該信件是留守中央在收到毛澤東的報告之後發出的，隨信一併發來的還有留守中央對毛澤東的指示信。在信中，李維漢用了較大篇幅介紹土地革命的情況，其中用了“湘贛的形勢相當好”來評價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其喜悅、讚許之情躍然紙上。這是第一份向共產國際宣傳毛澤東領導井岡山斗爭取得顯著成效的珍貴檔案。該文件的副本在6月26日還被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負責人米夫寄給了斯大林、布哈林、皮亞特尼茨基等人。目前學術界普遍使用的向共產國際宣傳毛澤東的文獻，是1928年11月28日李維漢和周恩來共同起草的向共產國際所作的工作彙報。這份早於該工作彙報半年之久的重要文獻卻被學術界忽略了。

李維漢

該信件對中共土地革命的介紹，尤其是對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鬥爭成績的宣傳，豐富了共產國際對中共土地革命的認識。該時期共產國際瞭解中共革命情況的渠道有兩條：一條是通過共產國際駐華代表。1928年1月，米特凱維奇在工作彙報中僅提及毛澤東在湖南領導暴動；2月29日，阿爾佈列赫特在發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電報中提及毛澤東，認為其隊伍是“半土匪出身”，已“開始瓦解並遭到農民的反對”；6月初阿爾佈列赫特在發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中用了“越來越令人不安”來形容中共的農村革命。這樣看來，共產國際從其駐華代表方面得到的關於中共土地革命的有限消息多是負面和悲觀的。另一條是通過中共六大代表團提交給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的國內工作彙報。5月25日李維漢發出的信件按照組織程序是必須提交給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的，而這封信件的觀點正好與書記處負責人米夫對土地革命的見解不謀而合。

米夫

1928年3月1日，米夫曾在《真理報》刊文發表自己關於中國革命的見解。他認為農民運動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為革命的新高潮創造了先決條件”；他還反對分散的遊擊鬥爭，認為這是“註定要失敗的”。4月6日，米夫就中共土地革命策略問題專門寫信給布哈林，主張中共佔領和鞏固一個地區作為“運動根據地”，再向周邊擴大，可以“首先向湖南邊境擴大”；並提出在游擊戰爭中擴大紅軍、開展農民運動、實施土地綱領和建立蘇維埃等。這些建議並未得到布哈林的認同，布哈林在次日發給駐上海的米特凱維奇的電報中提出“我們不贊成把力量集中在一個地方，最好在不同地區都有一些根據地”。布哈林對中國蘇維埃、紅軍運動的看法悲觀，甚至在中共六大會上說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則會妨礙老百姓利益，會把他們最後一隻老母雞吃掉”等謬語。

在這種情況下，米夫收到中共六大代表團提交的關於毛澤東在井岡山建立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取得顯著成績以及關於中共留守中央同意毛澤東、朱德建立羅霄山脈中段政權，造成割據局面進而向四周發展的文件，其態度應該是極為贊同的。於是

李維漢的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堅定了六大代表們領導農民革命、建立農村割據的信心和決心。關於農民革命和農村割據的問題曾在六大上有過激烈爭論。雖然張國燾明確反對建立農村割據，認為它“實是幻想”，“由農民游擊戰爭包圍大城市之割據觀念”其成功的可能性“甚至微小”，但是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等人對此態度積極。李立三認為弱小的中國無產階級一定要取得農民群眾的大多數，否則“革命沒有成功的可能”，一定要重視農民運動。周恩來則指出在廣州暴動之後“農村的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已是“農民發展與城市沉悶”的景象。瞿秋白作出結論，明確指出：在一定條件下農村割據是有發展前途的，要求全黨主動地領導農民運動，“使他快些長，不可以阻其發展或放任”。最後，六大《政治決議案》鄭重提出黨要“發展蘇維埃的根據地”，奪取並鞏固新的區域，使之成為更大發展的基礎；最大限度地發展紅軍、徹底實行土地綱領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等。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等率領紅軍走下井岡山，開闢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

六大決議案為中共開展土地革命指明瞭方向，其中也包含了對井岡山斗爭經驗的總結與提煉。決議案對秋收起義作出瞭如下評價：“秋收暴動在許多地方擴大了黨在農民群眾之中的影響。將土地革命的口號滲入了廣泛的農民群眾的意識之中。後來繼續發展的農民鬥爭，以至於許多蘇維埃區域之創立，大致亦由於秋收暴動的影響。”1927年11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曾嚴厲批評秋收起義是“完全沒有提出土地革命和政權的具體綱領”，是“單純的軍事投機的失敗”，“毛澤東應負嚴重的責任”。由此可見，中央態度轉變頗大。

李維漢的信件在米夫的助力之下，無疑對中共六大和毛澤東當選中央委員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也是毛澤東缺席中共六大卻當選為中央委員的的緣由所在。究其根源，還在於毛澤東在井岡山開闢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實踐——發動武裝鬥爭、開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是當時中共領導的農民革命中成績最為顯著的，是與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路線和中共六大會議精神高度吻合的。(李茂 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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