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聯想事件被爆出來以後，一些關於聯想的陳年舊事也再度被刨了出來，相比較於傳統媒體的刨根問底，現在的網絡自媒體簡直就是刨祖墳。
通過這幾天的媒體文章，我們可以看到，事件已經從簡單的投票事件、延伸到了國家戰略、國家安全；從楊元慶、到柳傳志，再到倪光南；從5G到PC，再到當年的造芯。一件件的舊事被重提，尤其是當年的“倪柳之爭”，以及賈躍亭、孫宏斌，大家似乎想要從根本上，來否認聯想，否認柳傳志。
爭議最大的，莫過於當年的“倪柳之爭”
那我們就覆盤一下當年的“倪柳之爭”，或者說是“貿工技還是技工貿”的問題，看一下一個企業當時的抉擇有多艱難，又有多重要。
這個問題應當客觀、立體地看待。
在早期，倪光南老師放棄鐵飯碗加入聯想，並且確實在技術上為聯想做了重大貢獻。無論是漢卡的開發，還是在聯想投產286主板初期想出辦法避免飛線，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巧合”的是，倪光南老師也在1988年和1992年兩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這個獎份量很重，袁隆平雜交水稻創新團隊也只得過一次）。
漢卡在當年是突破性貢獻。在當時，計算機如何顯示中文、輸入中文，這是一個大難題，甚至今天看來很自然的把漢字字庫納入系統裡都很難，因為當時的系統性能太弱了。漢卡通過“外掛”硬件的方式，一舉解決了英文系統中使用中文環境的問題。聯想漢卡更是提供了輸入聯想的功能，贏得了廣大用戶，銷售幾萬套，收入幾千萬（那個年代的幾千萬）。也正是靠著漢卡，“聯想”從技術變成了品牌。
1994年，聯想投產286電腦主板，第一批四千多塊主板生產出來，才發現與某些內存不兼容。通常的解法是返工走飛線，但是走飛線一定會影響穩定性、品牌形象。關鍵時刻，倪光南老師冥思苦想力挽狂瀾，找到了電路板上的一個空門，巧妙解決了問題。
這個例子也說明，“攢機器”遠不是今天看起來那麼低端。在聯想崛起的年代，“攢電腦”遠不像今天這麼容易，“成批生產出質量穩定的電腦”更不是容易的事情。那時候，以聯想為首的國產PC製造商，確實為廣大普通人提供了“物美價廉”的產品，打破了國外品牌PC的壟斷。這種貢獻雖然已經成為歷史，但不應該用今天的標準輕易抹殺。
至於“倪柳之爭”，當事人雖然都沒有展開詳細談，但也絕不簡單是“貿工技”和“技工貿”之爭。據我以前看過的資料，柳傳志一直在聯想內部力捧倪光南。在其他人工資都只有一千多元的年代，倪光南的工資是五千多。科學院1990年獎勵給柳傳志一套房子，他也轉手送給了倪光南。
柳傳志的這種做法，甚至引發了其他許多人的不滿。許多人都不同意，在PC性能已經大幅提升的時代繼續重點搞漢卡，更不同意同時開展幾十個研發項目，認為這是“亂來”。在柳傳志患病不在北京的那段時間，北京總部已經明顯分成兩派，大家為“什麼是西瓜什麼是芝麻”爭論不休，換司機之類雞毛蒜皮的事情也要大動干戈。倪光南還向中科院投訴柳傳志有個人經濟問題，調查組幾番折騰，最後結論是沒有證據證明柳傳志有個人經濟問題。
從純商業的角度出發，任何一家正常的公司遇到了這樣的情況，都不會等閒視之，都需要乾淨利落地解決它。我們今天討論“貿工技”還是“技工貿”時，這是不應忽視的背景。也只有理解這樣的背景，才知道“貿工技”和“技工貿”的選擇沒有外人看起來那麼簡單。
如果一定要爭論“貿工技”還是“技工貿”，我的看法是，經營是一種對複雜性的掌控，但凡成功的公司都不是“始終秉承一種策略”，而是懂得在不同的階段採取不同（但正確）的策略。如果當年一味堅持“技工貿”，也許聯想就不存在了。如果一直堅持“貿工技”，在技術越來越重要的今天，也必然會掉隊。聯想的今天，就是明證。
作為反例，華為在這方面做得確實很好。今天看華為的技術很強，但華為早期也有“技不如人”的時期，這個時期華為在經營上動了很多腦筋。一路走來，才有今天的“技藝超群”。但是，在公司經營中不分階段地迷戀“技藝過人”，其實是種病態。
對於“柳倪之爭”，倪光南可能到現在都沒有釋懷。在2016年的一次活動中，當談引進和自主創新哪一個更有優勢時，倪光南認為從體量上看，聯想集團比華為大五倍，但從發展趨勢來看，華為靠自主創新，現在可能比聯想要快十倍。“所以說，堅持自主創新的道路對企業是最好的方法，不要相信引進可以做得很快。”
倪光南有句話：沒做成事之前，可能都會被當成唐吉訶德。我們理解，柳傳志在當年只是做了一個商人應該做的，就是做一份掙錢的生意，然後讓企業生存下去並做大做強，倪光南在當年也只是堅持了一個科學家的堅持，發現了一個在商業上不可行在技術上極端重要的芯片製造這一領域，並堅持去做。事情其實並不複雜，但是事後諸葛亮主義以及沒有實幹的理想主義，往往佔據了大部分人的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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