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犍陀羅文明史》孫英剛 何平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2
全球化視野中的“犍陀羅文明”
唐山
“別的都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的：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的數珠，一件是兩把雪花鑌鐵打成的戒刀。”讀過《水滸傳》的人對此段描寫應不陌生。在十字坡，武松遭菜園子張青和母夜叉孫二孃暗算，三人和解後，張青將兩件奇器贈予武松，此後武松一直隨身攜帶。對於刀，小說特別寫道：“張青取出兩把戒刀與武松看了，果是鑌鐵打造，非一日之功。”“武松抽出腰裡兩口爛銀也似的戒刀來，在月光下看了，刀是好刀，卻未曾發市。”
鑌鐵，又稱賓鐵，本是舶來物，在宋代還是重要商品，受政府嚴控，元代始立鑌鐵局。而鑌鐵早期輸入地之一是罽賓，即犍陀羅（又稱乾陀羅、犍陀衛國等）。據《慧苑音義》載：“乾陀是香，羅謂陀羅，此雲遍也。言遍此國內多生香氣之花，故名香遍國。”故又稱它是“香林國”“香風國”。犍陀羅曾對中華文明產生過深遠影響，可惜相關歷史記錄甚少，致今天讀者對其不甚瞭解，而孫英剛、何平合著的《犍陀羅文明史》則補足了這一空白。
貝格拉姆出土的青銅西勒諾斯面具
犍陀羅文明的創造力
犍陀羅在今阿富汗東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包括克什米爾部分地區，面積20多萬平方公里。因其部分領土在歷史上曾屬印度，人們常將犍陀羅文明視為印度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忽略了其獨特性。其實，印度在古代並不指一個國家，而是指整個南亞次大陸，而犍陀羅核心區在其西北角一個小盆地中，東西北三面被大型山脈包圍。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孕育出不一樣的犍陀羅文明。
犍陀羅文明為何有如此強大的創造力？因為它是多元文明的產物。
菩薩殘軀，公元3—4世紀，大都會博物館
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發起東征，犍陀羅亦被征服，大量希臘移民來到此地。亞歷山大逝後，帝國分裂，犍陀羅歸屬塞琉古王國，公元前3世紀中葉（約前256年），希臘移民在犍陀羅自立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中國史籍稱為大夏）。公元前2世紀，大月氏人被匈奴擊敗，西遷中亞，征服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學界尚存爭議）。公元55年，大月氏人建立貴霜王朝，犍陀羅是其領土的一部分。該王朝的貴族都是希臘人，至425年才滅亡。
所謂犍陀羅文明，即指從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425年之間形成的獨特文明，它在中原文明、內亞文明、古希臘文明、印度文明相互交融與碰撞中，極盡輝煌。
以佛教為例，本是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派人傳入犍陀羅，阿育王前半生（即“黑阿育王”）憑藉武力基本統一印度，自覺殺伐過重，後半生（即“白阿育王”）悔過自新，努力推廣佛教。當時印度流行的是強調等級的婆羅門教，利於貴族，對王權有威脅，故阿育王對新興的佛教持好感。佛教初期亦有等級意味，當它遭遇犍陀羅的希臘文明時，一變而成世界宗教。因希臘文明強調平等，帶有強烈的普遍主義色彩。希臘哲學的睿智與犀利，也為弘揚佛法提供幫助。如《彌蘭陀王問經》，完全採用問答體，本是柏拉圖的行文風格，而早期高僧那先的老師法鎧即希臘人，那先很可能也是希臘人。有學者甚至認為，傳向東亞的是“希臘化佛教”。印度佛教以鄉村為基礎，犍陀羅作為“千城之國”，摸索出成熟的運營手段、推廣方式、基本儀軌等，使佛教實現城市化，這是它後來能迅速風靡中原的重要原因。因無法與傳統的種姓制度相融合，佛教後在印度飽受排斥，中斷達數世紀，而經犍陀羅文明改造的佛教卻落地生根，融入到東亞的文明中。
佛陀立像，白沙瓦博物館。典型的所謂希臘化佛教藝術
佛陀立像，白沙瓦博物館。典型的所謂希臘化佛教藝術
人類文明全球化的最早嘗試
顯然，犍陀羅是人類文明全球化的最早嘗試，不同文明為犍陀羅文明做出貢獻，並從中受益。以民間傳說為例，印度兩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成書前便廣泛流行於犍陀羅，此外印度《五卷書》的故事也大量出現在本生雕刻中，其中很多故事成為後來佛經的組成部分。此外，古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經典《阿維斯塔》、古希臘神話傳說、草原文明傳說均在犍陀羅流行，出現了溼婆神、阿波羅、悉多、夏沃什王子、阿胡達並行的局面。
多元並舉，使犍陀羅的敘事文學高度發達，也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學。在佛教傳入之前，漢語重抒情、輕敘事，在佛教推動下，漢語敘事文學才躍上新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面對犍陀羅文明衝擊，前人保持了高度開放的態度。比如佛像中的肉髻、捲髮並非中原風格，且佛像身披的是古羅馬裝束託加（即用長方形布折成，搭在肩上，用釦環等加以固定，使其自然下垂形成衣褶），這些“奇服異飾”經本土化後，均得以保留。民間如此，皇家亦如此。利用犍陀羅雕塑的寫實風格，古代帝王甚至按自己的形象塑造佛像。如雕刻於5世紀的“雲岡大佛”（即三世佛中央坐像），據傳保留了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形象；而龍門石窟的盧舍那大佛，據傳採用而武則天的容貌。不同文明匯入豐富了中華文明，使它更具活力。作為專史，《犍陀羅文明史》較全面地展示了犍陀羅文明的風貌。
帶有佛陀形象的迦膩色迦金幣。正面，銘文意為“眾王之王、貴霜王迦膩色迦。”反面，佛陀形象，帶有希臘風格，手勢為無畏，右邊為迦膩色迦的畫押。很顯然，佛陀已經被視為是神，和迦膩色迦錢幣上的其他神祇一樣。佛陀不再是人間的導師而是神靈應該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理念。
瞭解文明的深意
顧頡剛先生曾說：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在勘探古史時，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雖然顧頡剛先生說的是中國史，但應用到世界史上，亦屬同理。
隨著伊斯蘭文化崛起，犍陀羅逐漸成為穆斯林居住區，千餘年前的痕跡漸被時間遮蔽，致後人見犍陀羅歷史，反以為是異邦，他們很少去追問，為何早期佛像上會擁有一張“希臘臉”。
作為專史，《犍陀羅文明史》較全面地展示了犍陀羅文明的風貌。通過追尋犍陀羅文明遺蹟,我們可以窺探一二。只從自身視角看問題，只看到文明內部的起承轉合，這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這會產生出一種虛妄，過度強調自我的獨特性，只會走向故步自封。本書從世界史視角反觀中華文明，可知中華文明從來不是封閉的、獨立的，它一直在與不同文明交流，從中汲取營養、擴展自己，這種胸懷本身就構成了一個偉大的傳統，值得後人繼承。
任何創造都是人類整體文明的一部分，誰也無法逸出這個約定，所以在追尋個性的同時還要追尋共性。犍陀羅文明的創造性在於從地方知識中簡拔出普遍性知識，對形成偉大傳統而言，這一環節必不可少。另外，要重視身邊器物中暗藏的歷史。人人都見過佛像，卻很少有人向下挖掘，其實一切有形物的背後都有時間堆砌，無感者只能看到表面信息。
本書作為學術著作，核心價值在獨創性與知識的可靠性。如作者將巴克特里亞希臘王國稱為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乃至探討它究竟亡於大月氏還是塞種、華氏城搶走佛缽記載的真相等，這些細節的論說與辨析最有味道。總之，《犍陀羅文明史》無論是從佛教造像、中西交通史，地理建築，宗教等方面都有非常詳實的解讀，足以填補認知空白，乃至刷新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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