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青年人一定不知道向陽院為何物了。
向陽院是以弄堂為單位成立的，由里弄幹部把放學後沒事幹的孩子組織起來做回家作業、參加公益勞動和文體活動。
那時，老百姓居住條件簡陋、狹小家裡無法容納十幾個甚至更多的孩子聚在一起。可弄堂裡的空地不少，大家就搬出臺子、凳子，三五個孩子“一撮堆”辦起了“小小班”。一條長長的弄堂竟有七八個“小小班”。我曾經把我家對面的煤球店排門板借來當成條桌，二十多個孩子一起做作業。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很多人第一次看電視，多半就是在向陽院的。那時的家庭買不起也買不到電視，我們的向陽院分配到一臺“凱歌”牌黑白電視機，放到了我家後門別針組裡。里弄幹部專門為它製作了一個木箱架子，有專人上鎖保管。到了晚飯後，弄堂裡的孩子早早拿著自家小板凳去別針組裡搶位子。我家對門的丁家老大為了坐得靠前些，天天端著飯碗坐在門口等開門。電視機還只是播出“上海電視臺”的黑白格子和音樂時，底下已是黑壓壓的一大片人群了，還不時有家長端著綠豆湯和捧著西瓜送給自家的孩子吃。潘文寶搬了只高方凳擠在一片矮凳子裡看電視，擋住了後面人的視線。於是，有人趁著黑暗刮他“頭塌子”，立刻引來一幫小子“撈油水”，接二連三。潘文寶只好將高方凳子橫放，坐在了凳腳上，降低了高度，才使眾人息怒。
向陽院還會開展學雷鋒“一幫一”、“一對紅”活動。“小戇大”舟舟沒有人玩，老是跟在我們屁股後面，傻傻的。看到舟舟的孤獨，我喊了幾個小孩一起與他“白相”。舟舟只會“老鷹捉小雞”，他的憨態引來弄堂裡的人笑聲陣陣。玩得累了我又開始“白相”舟舟了，我叫舟舟立正伸直兩臂，叫兩個小姑娘檢查他站姿，我卻繞到舟舟的背後，一下子把他的短褲拉了下來，嚇得小姑娘捂著眼睛大聲尖叫，我躲得遠遠的哈哈大笑。舟舟氣得揀起一塊磚頭砸我，被我躲開了。他追不上我，便又揀磚頭砸壞了我家一扇玻璃窗，才氣鼓鼓地回家。舟舟從小與我一塊兒長大，去年聽姐姐說，他在弄堂裡走失了，幾年過去了也未曾回來，也不知道他是否還在人世間。
有段時間裡弄乾部號召我們除四害、拍蒼蠅。我與潘文寶、俞友康、陸小弟去里弄衛生站借來了竹製的蒼蠅拍，把家裡火柴盒中的火柴梗全部倒掉，帶著到弄堂的陰溝洞上、淘米桶邊去拍蒼蠅，什麼地方髒什麼地方就有我們的影子。不多時，火柴盒就裝得滿滿的。衛生站阿姨見我們送上死蒼蠅，便按盒數，一盒獎勵一根玻璃絲。那時，弄堂裡不少小姑娘會用玻璃絲巧手編製成精巧的鑰匙圈掛件，我用十根與她們換一隻金魚鑰匙圈，她們非常樂意，我也拍有所值。
我們弄堂的“向陽院”三個大字，是我按照報紙上的大字摹寫的，並用蠟紙剪出來貼在弄堂液壓件廠的圍牆上。我在學校是紅團宣傳委員，校園內一排七塊黑板報是我負責出版的，所以里弄幹部要我負責出一期向陽院暑期的“學習園地”。內容不難，難的是用紙、顏料等費用無從著落。里弄幹部便倡議弄堂內每個中學生出兩分錢，自籌經費辦“學習園地”，很快得到了大家的積極響應，一下子募得了一元多錢。我去曹家渡戰鬥文具店買來了幾種顏色的紙張及顏料、墨汁，叫來了幾個小夥伴，讓他們寫學毛著的計劃、做好人好事的體會、寫暑期的打算，之後我再全用毛筆抄錄在紙上，還叫來班上同學陳嶽良幫我畫了報頭和插圖。
“學習園地”受到了學校和街道幹部的好評，令我興奮不已。可沒過三天，一場大風暴雨，把“學習園地”吹了個精光，看著空空的牆壁，我的心也空空的了。（陳建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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