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國古代，已有相當嚴格的保密制度，從早期的“泥封”制到宋代的“實封”制、清代的“密奏”制，保密手段不斷升級，對試卷等機密文字材料的保管更可謂“嚴防死守”……
“泥封”始於先秦時期
中國最早防止公文洩密的手法是使用泥封技術，這項保密技術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防偽包裝技術。所謂“泥封”，就是使用一種叫“封泥”的材料，對重要文檔進行密封包裝的方式。
泥封興於先秦時期，到兩漢時廣為流行。當時不論是公函還是私人書信，大多寫在竹簡、木牘一類的“紙板”上。簡牘在現代考古中多有出土，如湖北雲夢睡虎地四號秦墓出土的兩封中國現存最早的信件，便是寫在木牘上。
簡牘不能摺疊，寫在上面的文字很容易讓人看到。出於保密，古人又發明了一種木板，蓋在簡牘上面，這樣就把文字內容蓋住了。這塊木板就是書函的蓋子，古人叫做“檢”。所謂“檢”，依《釋名·釋書契》上所釋，“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檢”，其實就是中國最原始的信封，或者說是現代信封的雛形。為防止有人隨意開“檢”，“檢”上刻有三道繩溝，中央挖一方形凹槽，叫做“印齒”。然後用繩子通過繩溝與印齒捆緊扎牢，並填泥封實，趁泥未乾時，在上面摁印做標記。將封泥烘乾後，“檢”與“牘”就固定在一起，如果有人拆了封泥，就會被發現。
後來，有人將用來傳遞書信的木函，做成“鯉魚狀”，故漢樂府民歌《飲馬長城窟行》中稱，“客從遠方來，遣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如果文件不僅有一支簡牘，便要串好裝進布袋或錦囊中，然後袋囊口用繩子紮緊，繩子也纏入檢齒內，並蓋上封口人的印章，以發現被拆痕跡。漢成帝曾下密詔弄死被其臨幸而產子的宮女曹宮，便是將詔令封於綠袋中，讓太監田客去執行。此即《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裡所說的，“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
古代布袋錦囊的封裝方法啟發了現代郵政，現在郵政所用的郵袋正是布袋錦囊的翻版，不同的是，泥封換成了密封效果更好、更耐用的鉛封。
需要說明的是，為防止泥封偽造，古代對璽印、封泥、檢、囊、繩等包裝保密材料的材質、大小、形狀、格式、顏色等都有嚴格的規定，以易於辨識真偽，如在漢代，皇帝封泥專用“武都紫泥”，而一般人只能“青泥封書”。
宋代將“糊名”制度化
魏、晉以後，隨著紙張的普及和應用，泥封保密手段成為歷史，古人進而研製出了密封效果更好的“火漆”。火漆，又叫“封口漆”，是一種人工合成膠合劑，其功能和作用與膠水、糨糊相似，顏色呈紅色或棕紅色，在尚未凝固時打上印記，凝固後就會留下清晰的圖案。
公文保密技術的重要發展時期是宋代。宋代創設了新的“軍郵制度”，規定重大軍情或重大事變必須密封，並在封皮上註明“系機密”或“急速”字樣。
對文書分“急”件與“不急”件，在先秦時已出現，併成為秦代一種公文傳遞制度，秦《行書律》規定，“行命書及書署‘急’者，輒行之。”到了漢代，公文更注意保密，出現了“封事”、“合檄”、“飛檄”等不同保密級別的文書，均由專人另行封送。
除了軍事領域，宋代在非軍事領域如事關機密、災異、獄案等官員呈奏的文書，也必須將封皮折角重封，兩端蓋印，無印者要寫上官名。在科舉考試中，為防止試卷洩密，宋代的保密工作更是“嚴防死守”。
科舉制度確立於隋唐時期，宋代才逐步規範、成熟。從宋太祖趙匡胤起，便著手改革科舉考試製度。宋代將唐代武則天時已出現的“糊名”手段制度化，所有試卷的卷頭上有關考生個人信息部分一律“彌封”，接下來還有“謄錄”、“別試”等，這些都是出於試卷保密的需要，防止洩密作弊。其中有的保密制度不僅為後面的元、明、清諸朝效仿，也為現代高考所採用。
此外，宋代還採取暫時限制涉密者的措施，即現代所謂的“隔離制度”。如針對科舉考試的“鎖院制”，就是一種臨時性隔離辦法。相關官員在被任命為“知貢舉”(主考官)、“權知貢舉”(副考官)等考官後便被鎖於貢院之中，斷絕與外界的聯繫，以避免出現洩露試題事件。
“鎖院制”自宋代起開始實行，一直到現代高考都在採用，有關命題人員要被“隔離”，直到高考結束後才能“放”出來。
清代奉旨：“方得在軍機堂簾內拱立事畢即出”
保密制度，就是要求知情者能嚴守秘密，不希望不相干或利益關係人知道內情。在中國古代，幾乎歷代都制訂有相應的保密制度。如不得將機密文件帶回家，機密文件不得讓他人代筆、謄抄，不得複印，不得打聽等。秦朝《行書律》規定，“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暮。”也就是說，文書的始發和收發都要寫清楚時間，掌管公文秘籍的官員必須遵守相關規定，不允許擅自出借、傳寫“秘書”……
在中國古代，保密工作要求最嚴的是決策執行機構，如尚書省、中書省等重要的中央行政機構等。這些重點保密單位的工作人員不論官職大小，都必須保守機密。如漢成帝時大臣、曾任尚書令及御史大夫的孔光，居官謹慎、嚴守機密，“口不言溫室之樹”。“溫室”是漢代尚書省所在的辦公場所，這話的意思是，連溫室那邊種什麼樹孔光回家都不談。孔光的表現，成為古代公職人員嚴守職業機密的典範。
清朝的保密制度堪稱歷代之最，如在漢代即有的“封事”基礎上，創設了“密奏”(密封奏摺)制度。如中樞機構軍機處，規定秘書(章京)一律不得招聘高幹子弟，聽差的一律選用不識字的文盲。無關人員根本不準接近軍機處，並專派監察御史看守。只有奉旨到軍機處恭聽諭旨、查看奏摺的，“方得在軍機堂簾內拱立”，但“事畢即出”。
密奏一類的機密文書，僅限皇帝與上奏人知悉。清代皇宮中設有專門的奏事處，負責接收給皇帝的奏摺，臣僚之間不得互相打聽奏摺和硃批內容。清代還實行硃批奏摺繳回制度，個人不得私自留存和抄錄，繳回奏摺由軍機處集中存放和管理。
最值得肯定的是，古代皇帝會主動承擔起保密的責任。以清代皇帝為例，凡屬內容敏感的機密奏摺，如地方督撫對下屬官員為政情況的密報，除非極為特殊的情況，均留禁中處理，不對外公開。如果朝廷將奏摺發交有關部門辦理,則會將其中引用的硃批部分刪去，有時還將上奏人的姓名刪去。
《唐律疏議》規定：“諸漏洩大事應密者絞”
在上述保密措施之外，歷代還都通過法律強化保密工作，嚴懲洩密者。
竇申所獲的是“漏洩省中語”之罪，和“洩密書”、“探密事”一樣，自漢代起，就是官場很重的一項罪名。到唐代，保密法已相當完備，法制條文縝密周詳。《唐律》要求，公職人員“事應密”，對中書侍郎、門下等朝廷機要機關官員的管理尤其嚴格，《唐律疏議·職制》針對這類公職人員特做出四項禁令：“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意思是，不準洩露機密，不準延誤期限，不準違章失職，不準貽誤公事。否則，“諸漏洩大事應密者，絞；非大事應密者，徒一年半。”唐代法律還首次明確提出了“間諜罪”，如果充當間諜，或明知對方的間諜身份而故意容納止宿、停留、隱藏的，一律處以絞刑。
宋代比唐代更強調公文的保密，對洩密者懲罰相當狠，還鼓勵群眾舉報洩密者，如告發藏匿棄毀拆換機密檔案者，可獲得50貫至100貫的獎賞。
明代大興特務之風，對保密工作愈加重視，手段非常。《明律·吏律》“職制”條規定：“諸衙門官吏，若與內官及近侍人員互相勾結，洩露事情……皆斬，妻、子流兩千裡”。
此外，對丟失重要公文和保密材料的，也有具體懲罰措施：“遺失制書、聖旨、印信者，杖九十，徒兩年半；若官文書，杖七十；事幹軍機、錢糧者，杖九十，徒兩年半。俱停俸。責尋，三十日得見者，免罪。”（來源丨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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