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王偉忠考上了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準備離開從小長大的臺灣嘉義眷村，到臺北讀書。
現在王偉忠考上了，但孫紹琴還是不開心，說是嫌私立大學學費太高。最後還是父親王志剛拍板，“讓他去吧，他能考上大學已經不錯了”。當時大學錄取率是 10％，考上大學家裡都要放鞭炮慶祝的。
家裡給王偉忠拿了兩萬塊新臺幣，“就這麼多，讀完了就是你的，讀不完就算了”。
兒子出遠門之前，孫紹琴在廚房悶頭炒炸醬。王偉忠說，媽，要不我不去了。孫紹琴一邊炒，一邊擺手，“去吧去吧”。
那兩罐炸醬最後做得很鹹，說是這樣不容易壞。
對於孫紹琴來說，炸醬是北平的味道。王偉忠父親王志剛是個國民黨老兵，1949 年把 16 歲的孫紹琴帶到了臺灣，沒想 40 年裡都沒機會回北平。那四十年裡，幾十萬眷村榮民，只能靠食物記住家鄉。
所以孫紹琴其實一直想讓兒子當兵，當了兵有機會回大陸；可惜 18 歲的王偉忠，只想投身到北市的霓虹夜色裡，逃一樣地去了臺北。也幸虧他去了，後來才有了《康熙來了》，有了《光陰的故事》，有了《寶島一村》。
但家的味道是忘不掉的。今天你去問前不久剛剛過了 60 歲生日的王偉忠，人生中最早有記憶的畫面是什麼，他會告訴你，那是他三四歲的時候，坐在一個叔叔的肩上，穿過眷村裡一個熱鬧豐盛的菜市場，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口音，不同地方的食物，都在交織。
人頭攢動，百味雜陳。
01
王偉忠考上大學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件事：老蔣去世了。
那年 4 月 5 日一大清早，王偉忠起來後就覺得家裡不對勁，母親坐在床頭哭，邊哭邊喊，“回不去了”。
當年跟著蔣介石從大陸跑到臺灣的 120 萬人裡，有 60 萬是軍人。為了安置這批人，國民黨搭建了眷村，專門供軍人跟軍屬居住。王志剛跟孫紹琴一家就住在嘉義縣建國二村。
那時候老蔣的承諾是，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五年成功。沒想到一百多萬人在臺灣一待就是四十年，甚至一輩子。
王志剛和孫紹琴到臺灣的第八年，王偉忠出生。和父母輩不同，王偉忠這代人跟大陸唯一的聯繫，是小時候寫作文，文章的最後一段都要寫，“明年我們會把國旗插回南京紫金山頭”。哪怕你寫的是根本是個家裡小狗長大的故事，也要加上這麼一句。
多年後王偉忠在自己的書裡寫到，“眷村說白了是個大人的難民營，孩子的樂園”。
當時國民黨沒錢，眷村裡家家戶戶自力更生。王偉忠家斜對門住著一個阿伯，姓房。房阿伯從軍中退伍後，改行賣鹹魚。
王偉忠從小聞鹹魚臭長大，吃飯的時候經常有白白的蛆從天而降，落到飯桌上。一看，是隔壁房阿伯曬的鹹魚長蛆，爬到了家裡來。
直到房家老大長大成人娶媳婦了，家裡還是做鹹魚生意。但娶媳婦那天不能太臭，房家就拿明星花露水滿屋滿巷到處灑，鹹魚臭加花露水，讓王偉忠好幾天吃不下飯。
王偉忠小時候吃最多的是黃豆，因為黃豆由美軍配給，家家戶戶都有。有一段時間，上課時整個教室都很臭——大家吃了黃豆就放黃豆屁。
除了黃豆，美軍還援助麵粉。麵粉吃完後，麵粉袋可以改造成衣服褲子穿。袋子上一般印著淨重 XX 公斤，每天同學見面打招呼第一句是，“你今天幾公斤？”
可恨的是，有的同學不用穿美援的麵粉袋，可以穿美軍夾克。
王偉忠讀的空軍子弟小學，一共分忠、孝、仁三個班，忠班是飛行員子弟讀的，孝班是些地勤高級官員子弟讀的。王偉忠所在的班級是仁班，是士官長子弟，也就是普通士兵子弟讀的。
仁班上有個同學，純粹是因為入學晚才上了仁班。他父親是國民黨空軍聯隊長，全家吃的是美軍餉，跟靠美軍援助才能吃飽飯的王偉忠玩不到一起。那個同學就有一件美軍夾克，夾克上有一條條的流蘇。
王偉忠有次趁著上課，用剪刀一刀一刀地把人家的衣服給剪了。
這不是王偉忠第一次感受到三六九等。眷村分房子時，王偉忠他爸是普通地勤兵，只能住簡易房。簡易房是用茅草跟竹子修建的，兩面塗上泥巴，上面只有一層石棉瓦。飛行員家庭住的是日式獨院，王偉忠很羨慕，羨慕得不行了，他就跑人家院裡偷摘芒果。
因為窮，王偉忠小時候的娛樂是畫畫跟電視。“軍人子弟嘛，軍人子弟窮，就在那邊畫畫”。“那個時候沒人看到，如果有人看到了，我現在就是史蒂芬·斯皮爾伯格，但就是沒人看到。”
那時臺灣流行一個武俠劇，叫《義俠廖添丁》。王偉忠看了電視劇，就有樣學樣，拿木板當寶劍。後來 007 流行，他把寶劍改成手槍。“那個時候也是沒人看到，如果有人看到了，一定會說這小王八蛋，長大就是李安。”
可惜沒有人看到。對很多眷村小孩來說，一生中沒有任何一個時刻，會有人坐下來討論一下他們的天賦。跟王偉忠一樣是“外省人”的楊德昌，後來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時候，藉著“小公園幫”的混混頭子 honey 說了句話，“和那群眷村的混，不會有什麼出息。”
要想有出息，只能去臺北。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的主人公小四某種程度上是楊德昌本人的投射，但和王偉忠也有不少相似之處：都是外省人，家庭都不寬裕。小四住在和本省人雜居的社群中，他身邊就沒有比他階層更低的家庭，他已經是自己周遭環境的最底層。但即便是小四和他外省小夥伴，也瞧不起那些穿白汗衫的眷村孩子們。
王偉忠是底層中的底層。他比小四更有資格恨自己的出身。
但小四的不幸，在於他誤入了歧途，最終用最極端的方式宣洩了這股恨意：殺害了喜歡的女孩子小明，自己也被判死刑。而王偉忠的幸運在於，他認清楚了自己的目標：臺北。
“我這個人平常皮，但在關鍵時刻，為了走出眷村，我會拼命。”
02
在 18 歲之前，王偉忠幾乎沒離開過眷村。
眷村在當時的臺灣是一個封閉的社群，本地人跟外省人隔閡很重。別說小孩了，1950 年，王偉忠的村裡有人去世，都沒人敢出去買棺材，最後還是王偉忠他爸膽子大，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出去找棺材。
所以當 18 歲的王偉忠揣著兩萬塊新臺幣，搭夜車從南部嘉義北上，見識到臺北的花花世界時，心裡想的是：美國也就是這樣子了吧。
中國文化大學在臺北陽明山上，王偉忠提前一天報道，沒宿舍住，只好在學校打地鋪。看著山下的夜景，他許了個心願，有朝一日，要讓這萬家燈火通通認識我。
但在實現夢想之前先得要填飽肚子。王偉忠太窮了，別人一塊錢就是一塊錢的用法，他一塊錢得掰成六塊錢用。他自己說過，“那個時候我真的很討厭眷村，恨它的貧窮，讓我的日子過得很苦！”
王偉忠想做第二個王小亭。但那時候沒仗可打，而且像他這樣的普通眷村小孩，也沒機會進電視臺編制。70 年代臺灣就三個臺，華視臺視中視，全都有國民黨背景，能進去的要麼是俊男美女，要麼“上頭有人”。
做不了新聞，王偉忠就去做節目。六七十年代的臺灣，每隔一個小時，所有電視臺必須要放兩首愛國歌曲。經常是上一秒鄧麗君還在唱“甜蜜蜜”，下一秒就是愛國歌曲大聯播。
王偉忠想做點不一樣的。但他只不過是個眷村出來的窮小子，攝影棚裡，所有人背景都比他硬。有次他喊個工人搭個公園的景，結果人家給他搭一個板子，上面畫了個公園。王偉忠讓演員先出去，關門，拎木棍追著人打。
這事兒後，王偉忠在攝影棚裡要什麼有什麼。後來趙正平在王偉忠手底下做《住左邊住右邊》，王偉忠要一根掃把，趙正平就要找四五個，現場讓王偉忠選。
有次錄像，藝人郭子乾 NG 了 38 次，王偉忠破口大罵，“給你三秒鐘離開地球”。罵了一會兒，王偉忠問郭子乾，你怎麼不說話？不說話我這麼繼續罵？郭子乾嚇破膽，半天才憋出一句話，我是好人。
幕後人員跟藝人可以打打罵罵，最難搞的是媒體長官。70 年代臺灣還在戒嚴期，對電視內容的監控很嚴格。女藝人的旗袍開叉到什麼地方，乳房能露多少，都有規定。王偉忠就跟“新聞局”的人打哈哈，這怎麼衡量呢？是從乳暈部分開始往外打圓周嗎？
孫紹琴跟他說過，碰到長官要叫得親一點，離得遠一點。為了讓長官注意到自己，王偉忠 24 小時在攝影棚，長官早上上班看到他，晚上值班還看到他。沒錢沒勢的眷村小孩出來闖世界，除了嘴巴甜一點，做事拼一點，沒有別的路子。
就這樣，他有了獨立做節目的機會。
1986 年，臺灣解嚴前夕，王偉忠推出了電視節目《連環泡》。他在節目裡用玩偶來惡搞政客，結果節目被禁了，理由是侮辱長官。被禁后王偉忠繼續開闢新版塊，《每字一說》、《中國小姐》、《中國電視史》，禁一個開一個，“我是真的喜歡新聞諷刺”。
劉易斯說過，“知識分子傾向於培養一種態度，對於他們的時代和環境所公認的理念和假設，他們經常詳加審查，他們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的搗亂分子。”
後來何東採訪王偉忠，“一般的男人，全世界意義的，出生貧寒，成年以後總能發現某種糾結或者報復的痕跡，你為什麼沒有？”
王偉忠談起小時候剪同學夾克，“我長大會做政治諷刺節目，其實可能是因為小時候受過傷。這不是恨嗎，這不是糾結嗎？”
《卡門在臺灣》裡，眷村人阿寶說，“外省第二代在臺灣能搞出什麼名堂？要想出頭，不是向老頭子的威權靠攏，就是向土財主的金權投降。”
底層外省人孩子，不像本地孩子有家有地，也不像高官子女有權力可以依附。對他們來說，他們的人生只有一條光明的出路，讀書、去臺北，憋著一股怨恨，宣洩般地奮鬥。
靠著這股恨，王偉忠實現了當初的願望，“出人頭地，光耀門楣，以顯父母”。
03
1949 年跟著老蔣跑到臺灣後，當時很多人以為一兩年就要回到大陸老家，連傢俱都買藤製的。因為最便宜，不要了可以扔掉。
建國二村有個人，王偉忠叫她楊媽媽。楊媽媽從來沒買過床，就為了早上起來能把棉被捆好，隨時準備走。楊媽媽十年之後才架床，一邊架床一邊哭，知道可能回不去了。
1988 年，臺灣開放大陸探親。母親第一時間回北京去了。王偉忠後來湊了點錢，借拍紀錄片的職務之便，搞了一艘“探親號”，也帶著一群老兵從臺灣回大陸探親。“探親號”快要進上海港的時候，同船的一個老兵拼命衝岸邊的人揮手，說“那個是我妹妹”。
王偉忠不信，船跟岸距離那麼遠，人又多，老兵離開大陸時，妹妹還是個嬰兒，他怎麼可能認得出來。於是王偉忠扛著攝像機先跑下船去問，一問果然是。而且那個女人一叫哥哥，老兵腿一軟差點摔倒。
老兵對親人腿軟，王偉忠對解放軍腿軟。船停靠上海時，兩個解放軍上來登記。王偉忠一看到解放軍就渾身冒冷汗，“共產黨來了”。
到了北京後，王偉忠拿著地址，一路找到姥姥家，一進門，看到炕上的姥姥，腿又是一軟，剩下那十幾米的距離一步一步爬了過去。
回京探親幾年之後，王偉忠父親就去世了。
又過了幾年，臺灣市政改造，眷村開始逐步拆除，一段歷史正式終結。
讀大學時，最恨眷村的那段日子裡，王偉忠跟母親發過誓：一定要在臺北買自己的房子，在臺北紮根。畢業後經過幾年的努力打拼，終於在和平東路買了套房子，眷村卻沒了。
這個時候王偉忠回頭看自己的眷村歲月，“突然發現如果沒有眷村，就沒有現在的我”。
於是 2004 年春節，嘉義建國二村拆除之前的那個農曆新年，王偉忠請整個建國二村的人吃了最後一頓飯。吃到最後，大家唱民歌“歡鑼喜鼓咚得隆咚鏘”、唱軍歌，為了補貼家用而到臺中當小姐的眷村大姐唱起下海時學會的英文歌。
2006 年，王偉忠開始想要記錄眷村，他找到賴聲川，說想要做個以眷村為主題的話劇。賴聲川很忙，王偉忠沒事就找賴聲川講他知道的眷村故事，一講就是兩年，一共講了一百個。兩年後，《寶島一村》在臺北正式首演。
賴聲川跟王偉忠都是外省人，但賴聲川的父親是外交官，他從小在接受美國教育。外交官的兒子到了國外也得勤工儉學，在美國讀書時，賴聲川在一家中餐廳打工，同事有香港來的、大陸偷渡來的、有紅衛兵，也有美國當地白人。
賴聲川總是被欺負的那個，人稱過江龍。那段時間讓賴聲川第一次意識到了階層和政治派系的殘酷，“你要向哪邊靠攏，才能生存”。
這種身份認同的困境也曾在王偉忠身上出現過，“在大陸，有人叫我們臺巴子，而到了臺灣，我又成了外省人”。
很多外省孩子，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法和自己的出身達成和解，放不下。朱天心後來成了“臺灣眷村文學第一人”，她說過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來得很早，從小被傭人帶著串門的時候就被人消遣地問“你是哪裡人”。
李國修大師也是外省二代，年輕時口無遮攔，罵國民黨，罵民進黨。但到了 2003 年，他說自己慢慢找到了創作的核心，原來自己的創作使命不是社會、政治那些大而無當的議題，“而是那一個個在我身邊發生的生命故事”。
在這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故事”面前，你是臺巴子還是外省人，你是眷村的還是本地的，你是飛行員的孩子還是士官長的孩子，都不那麼重要了。
《寶島一村》裡的眷村村口有棵大榕樹。一次演出結束後，一位在北美生活了很多年的古巴移民觀眾告訴賴聲川，在古巴有 1 萬棵這樣的大榕樹。六七年前，大量古巴移民遷徙到美國的邁阿密，成了美國人。但在他們跟後代的心中，惦記的還是家鄉的大榕樹。
所以賴聲川說，“《寶島一村》無關藍綠陣營，無關政治，無關黨派。它是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奮鬥史。”
2010 年農曆春節，《寶島一村》來大陸演出，臨行前，王偉忠特地告訴母親孫紹琴，《寶島一村》要去北京演出了。76 歲的孫紹琴只是笑了笑，說“真是的”。王偉忠感嘆，“輕輕一句‘真是的’，流轉過的是六十年的時光”。
如今王偉忠的人生也走過了六十年時光。
他不再像年輕時，熱衷做政治諷刺，熱衷喜劇。他現在忙著拍眷村紀錄片，做眷村戲劇，拍眷村電視劇，因為“眷村是我的孃胎，如果有人覺得王偉忠活得還不錯，那是眷村滋養了我的靈魂，我把眷村文化保留下來，那是我責無旁貸的責任”。
這些事情裡，也包括投資眷村餐廳、做眷村口味的炸醬等食物。臺灣人常說，“吃飯皇帝大”，意思就是吃飯大過天。
1949 年，孫紹琴跟王志剛從北平離開時，什麼也沒帶，就帶了一個紫銅火鍋。這個紫銅火鍋跟著他們漂洋過海，每年一到臘月，家裡就把這個鍋拿出來，涮羊肉、酸菜白肉。一口鍋用了幾十年，村裡修鍋的師傅也是從北京過來的。
在臺灣時，孫紹琴告訴王偉忠，“臺灣的羊肉不行，北京的羊不是‘西口羊’就是‘北口羊’，吃長城口外大草原的草長大的，肉就不羶了，還倍兒嫩。”
到了 1988 年，王偉忠陪著母親回北京探親，他們去前門，去大柵欄，吃炒肝，切糕，喝豆汁。孫紹琴一個勁兒地哭，自言自語：“怎麼什麼味道都跟當年不一樣了？”
對母親來說，家的味道是北平的羊肉、炒肝和豆汁。
對王偉忠來說，家的味道是一碗眷村炸醬麵。
@老道消息
閱讀更多 老道消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