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導體產業的故事——韓國篇其它頭條網

2018-05-11 19:05:54 老道消息

1961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以反對政治貪腐為名趕走了李承晚，建立了威權體制。朴正熙上臺之初宣佈要嚴懲“腐敗政治”，發佈了一份包含11位企業家的名單，要以“發不義之財”的名義逮捕他們。

排在首位的便是第一製糖（三星的前身）的會長李秉喆。當時，李秉喆滯留在日本，韓國政府遣人催促他回國，一番猶豫之後，李秉喆在日本開了新聞發佈會，宣佈所有家產全部捐獻國家，之後返回韓國。

當時，朴正熙與李秉喆面談，作為有“原罪”企業家代表的李秉喆表現的頗為硬氣，堅持自己作為企業家利潤最大化的經營原則無罪；相反他認為，如果國民對此有疑問，政治家的人物就要去勸導國民接受一個事實：企業家是要以經營為導向，國家離不開企業家；反之，如果企業家不思進取，經濟蕭條，稅收下降縮減，國家也要受損，

“與其這樣，不如讓商人承擔經濟建設的一部分任務，這樣對國家更有利”。

當時，朝鮮戰爭過後，朝鮮半島一分為二，韓國的國內經濟發展並不好，政治更是腐敗，對外還處於朝鮮的陰影之下，朴正熙依靠軍事政變上臺，名不正言不順，自然只能是依靠績效合法性，也就是經濟增長來維持政權。所以，朴正熙吩咐手下放人：

“現在權力在我們手裡了，就應當讓國民吃飽吧，還不如北邊的經濟力你打算怎麼辦……差不多就行了，從現在開始讓他們為經濟復興盡力吧”。

這次對話，就暗示韓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上，對企業家展示出驚人的彈性。

自此之後，韓國政府和企業家就開始在經濟上相互配合。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家在經濟發展中的博弈能力甚至變得越來越大，而不是簡單的服從政府的產業政策。

1982年，韓國政府頭腦發熱，發佈《半導體工業扶植計劃》和《半導體扶植具體計劃》提出，

“要實現國內民用電子消費產品需求和生產設備的進口替代，形成一個完整的國內自給自足的半導體發展目標“。

但是，那基本是韓國政府的妄想，民間企業並沒有按照政府的產業政策走，而是選擇面向國外集中精力生產 DRAM，引進國外新技術和設備，實行產品出口的戰略。以三星為例，韓國政府希望三星電子生產消費電子用半導體用品，但是李秉喆憑藉企業家對於市場的把握，不斷調整，最後才把重注壓在靠規模優勢和質控取勝的 DRAM上。

還好，韓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屬於誘導性，而不是審批性，所以還是尊重了企業家的自主選擇。政府還很配合企業家給了一些優惠的政策，通過政府訂單來創造最初的內部需求，幫助韓國企業起飛。

以三星為例，1983年，三星正式宣佈進軍半導體，1984-1985年，三星整個半導體產品的一半都是在國內銷售；1984年，86.2%的64K DRAM存儲器都是國內消化掉的。在80年代後期，韓國政府更是積極配合企業調整產業政策，一大批的官產學項目開始集中於 DRAM 的技術突破。

如果韓國政府一意孤行，不信任企業家的判斷，強行挑選贏家，利用行政干涉三星等企業的經營，韓國半導體產業是不可能崛起的。

作為一個審慎的企業家，李秉喆在確定半導體的戰略時，經歷了廣泛的調研和反覆權衡，對於半導體產業的市場情況瞭解的可以說是非常深刻。

1970年代石油危機之後，三星就已經為進入半導體做準備。1974年, 李健熙收購韓國半導體公司50%的股份，三年之後，公司的掌舵人李秉喆開始認真考慮進軍半導體行業，收購了韓國半導體剩下50%的股份，同時收購了仙童在韓國的子公司來獲取相關技術。

1980年代，半導體中心在日本，李秉喆常常去日本拜訪半導體的權威，他還向將半導體翻譯成日文的小谷大名博士不恥下問的請教，

“什麼是半導體，到底有多少種”。

後來還遇到了稻葉秀三，日本戰後復興的總負責人，跟他討論半導體等問題。稻葉秀三對對李秉喆說：

“半導體將主導未來的市場，因為精巧輕便的產品是市場的需求”。

1982年，美、日考察之後，李秉喆不僅看到了半導體產業的潛力，還敏銳地發現危機之中的美國半導體也開始向外推出和海外轉移的趨勢。當年，他就投資了27億韓元建立半導體研究所，準備進入半導體行業。

在選擇產品進行集中突破時，他也是費了不少心思，更是表現出企業家的大膽和遠見。當時，由於全世界範圍內64K DRAM 價格過剩，最初選擇風險較小的SROM ，但是由於由於SROM的市場規模僅有 DRAM 的30%，三星還是想著星辰大海，決定賭一把大的，做好了打價格戰的準備，冒著風險選擇了 DRAM。

不過，當時，三星敢做出這種決定，也要感謝韓國政府的配合，儘管三星等企業並沒有嚴格的遵循政府的產業政策。韓國政府還為了解決最初的生存問題，通過政府訂單，創造需求。

例如，1982年，在韓國國內僅有不到1000臺 PC的時候，向半導體廠商，一次訂購了8360臺電腦，來創造 DRAM 的需求。而且，在國家的刺激和示範作用下，韓國 PC 市場飛速發展，1983年，韓國 PC 的需求量一次性翻了10倍。

國內市場的啟動，加上關稅保護，極大地提高了韓國半導體企業生存概率。

1983年，準備就緒的三星正式對外宣佈要進軍半導體產業。同年，從經營困難的鎂光公司手中買到了64K DRAM 的設計技術，三星電子研發室主任李潤雨和7名組員親自進入鎂光科技進修。當時，也從日本夏普公司引進關鍵的加工工藝——MOS技術。

除了單純的技術之外，三星更是從美國網羅大批量的韓裔人才;當時日本東芝是三星最為推崇的對象，像華為學習IBM一樣，一切向東芝看齊，所以連東芝半導體生產部部長也沒放過，在參觀了一次東芝之後，就挖走了東芝的生產部部長；有趣的是，1988年，廣招賢才的李健熙訪臺，還曾試圖挖過的正在準備開辦臺積電張忠謀加入三星。

當時的三星學習能力可謂神速，第一座在京畿道器興的33萬平方米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工廠僅僅耗時不過6個月。當時從鎂光科技進口3000個64K DRAM 的芯片在韓國組裝，由於三星當時的裝配成功率很快就達到了92%，追平日本。生產製造的良品率提升更是厲害，1984年5月，良品率僅有34%，一年之後，就達到了61%，當時美日良品率的平均水平也就是60-70%。

三星佈局已經相當長遠，沒有偏安一隅，。一開始就在美國設立研發團隊和當地的法人，不僅是緊跟技術，而且為未來國際化銷售做準備，研發和銷售都要國際化。實際上，韓國市場狹小，技術落後，只有靠國際市場拼殺才能存活，直到90年代，韓國半導體90%以上的半導體都是出口。

在1983年，三星研製出64K DRAM 時，跟國外廠商差距大概是5年；之後，三星決定採用賽買機制，國內外兩個團隊同時進行256K DRAM 的研發，1984年，國內團隊率先完成，差距縮短到3年。1986年，三星開發出1M DRAM芯片，差距縮小到1年。不過此時，韓國就已經引起了國外廠商的注意，國外引進技術的戰略開始受阻。1988年，三星就開始實行出口戰略。

這時候韓國政府模仿日本，出面組織國家開發研究小組，國內三大廠商、三星、LG和現代共同研究VLSI項目。1988年，三星率先推出4 M DRAM，時間和國外廠商僅差了半年。之後，三星進入一線陣營，逐漸開始和國外大廠商簽訂專利互授協議，包括，德州儀器、IBM和英特爾。1989年，三星的技術提成費佔銷售的比例是12%左右，1991年，逐漸降到6.7%。

1990年8月，三星研製出16M DRAM，同國外廠商比，時間縮短為3個月。1992年，三星超過日本NEC 成為了世界第一大 DRAM製造商。同年末，三星和國外廠商幾乎同時推出了16M DRAM。1993年，韓國在世界DRAM市場的佔有率已達50 %，其中4M DRAM佔 30%，16M DRAM 佔50%。

1994年8月，三星率先推出了256M DRAM，終於成為了 DRAM 市場的領導者。從1983年到1994年，三星用了11年的時間，完成了從追趕者到領導者的轉變。

但三星等韓國企業真正的競爭優勢不是在於芯片技術和製造能力，而是生產效率。直到1994年，韓國的半導體企業才真正的開始重視生產質量，提出，

“製造成本最低，質量最優的產品......實現最高價格的售價”。

但在那之前，韓國的企業更強調生產效率。1993年，韓國迅速崛起，日本前去三星考察參觀的半導體從業人員就發現，韓國半導體公司的芯片的生產效率已經超越日本，而且幾乎是不惜犧牲質量的前提下追求最低成本，參觀人員回憶道，

“在參觀現代電子產業公司的0.5um 芯片加工廠是，我沒有穿防塵服，穿著西服就買進了生產線的入口處。門一開，各種製造設備出現在眼前，我換了神，但是現代電子的人卻滿不在乎”。

當時，日本的觀察員並沒有以所謂的“工匠精神”鄙視韓國企業，畢竟韓國崛起確實是勢如破竹，而是迅速反思所謂的工匠精神和技術之上的觀念拖累了日本，感嘆

“日本的芯片品質過剩，功能過剩，說不定半導體制造設備的功能也過剩”。

確實如此，當時 DRAM的需求結構早就出現了變化，PC 取代了大型機成為了需求的主流。由於個人電腦屬於普通消費品，與大型機對 DRAM存儲器的可靠性要求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能夠使用5年的芯片足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再多就完全沒有必要。

韓國抓住了DRAM 市場需求由大型機轉變為個人電腦的機會窗口，把精力多集中在如何提高生產效率上，而不是生產使用壽命長的芯片上。

可是當時的日本DRAM 的廠商正陶醉在大型機市場的成功之中，並沒有注意到市場的變化，還在堅持 DRAM 要能夠滿足長期使用，使用期甚至要達到25年。

一般人都會將此歸結於對於製造文化的偏執，也就是所謂的“工匠精神”，但對市場變化的遲鈍也可能與日本特殊的國內計算機市場相關。

80年代早期，世界範圍內，大型機市場份額和規模已經逐漸下降。1973年，大型機出貨量已經是巔峰。僅僅5年之後，1978年，在美國個人電腦產值就已經超過大型機。但是日本卻不是這樣。由於日語的特殊性，日本用戶更喜歡使用的是NEC 推出的 PC-9800系列。但由於成本原因，更加受歡迎的是東芝在1978年推出的文字處理機。在86-89年間，文字處理機生產數量一度超過個人計算機。所以，1991年之前，在日本國內，大型機的產值還是一直超過個人計算機的。

但一切堅固的東西最終都會煙消雲散。市場需求的變化就會帶動產品需求的變化，日本作為先進者的優勢變成了負擔，更可怕的是日本並沒有及時的意識變化。美國半導體因為軍工訂單，被日本在製造工藝上超越；日本又因為大型機訂單，被韓國在生產效率上超車。

比創新者的窘境當更加可怕的，只能是無知者的自大。

1992年左右，隨著Windows 系統的出現，日本才開始和世界同步，PC產值開始超過大型機。但是已經為時已晚。當年，世界範圍內，PC的收入佔到行業營收的44.5%，而大型機只有21.6%，PC的收入是大型機的兩倍還多。

至於韓國半導體企業能抓住 DRAM 需求的變化很有可能是市場需求結構變化的自然結果，也有可能跟韓國政府最開始下的訂單相關。不過，即使跟政府最開始的需求訂單相關，很難說這是一個前瞻性的引導，更多的可能只是運氣。

Franco Malerba 在研究歐美半導體技術創新時，就發現在最初創造的需求結構不同很大程度上就會影響之後技術的演進路線。日本在最初創造需求的時候，是通過日本電報電話公司NTT，向國內企業下關於大型機的 DRAM訂單，而且一直以來，NTT 就是日本半導體的主要客戶，而韓國最開始就是為滿足PC 來生產 DRAM 芯片。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內激烈的市場競爭。儘管政府在最初創造的需求以及通過保護提供了學習機會，市場競爭才是真正讓韓國半導體企業騰飛的內核。當時在三星的帶動下，LG、現代和大宇都湧入半導體行業。就像東芝之於三星，三星就是其他三個韓國企業的模仿對象。LG的管理層直言，三星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1984-1987年，政府提供貸款不過3.5億美元，半導體企業的投資高達20美元。90年代，三大廠商相互競賽建廠的資金高達40億，這還是當時企業相互隱瞞投資所報的數字。

1984-1987年，三星就虧了1159億韓元，公司赤字1200多億韓元，大宇就是承受不了虧損而退出。不過，企業家卻表現的十分堅決。當時，李秉喆主持會議，第一次啟動了反週期擴張的大殺器，

“因為64K DRAM和256K DRAM晚一步投入市場，我們吃了不少苦頭，如果1M DRAM工廠開工也慢上一拍，那麼後果將會怎樣？明天早上就啟動開工儀式吧，我會去器興工廠”。

這次決策多少也有運氣的成分。當時美日的貿易爭端給了韓國半導體企業意想不到的喘息機會。當時由於日本企業激進的策略逼得許多美國半導體廠商退出，而美國通過貿易談判引入價格監督機制，將價格控制到了一個合理的水平。

除此之外，日本的廠商為了高利潤反而把精力放在1M DRAM 上，所以韓國之前激進的投資策略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回報，三星和現代在64K DRAM 和 256K DRAM 市場上迅速的填補了日本廠商留下來的空白成為主宰。

韓國半導體企業從美日貿易衝突中獲益不止如此。當時，日、韓本質上實行的並不是簡單的保護幼稚產業，更準確的是保護進口促進出口的戰略性貿易政策。

保護進口促進出口戰略就是保羅克魯德曼提出來的貿易理論：如果存在寡頭壟斷和市場分割、產業存在規模經濟效益，這時，如果一國進行貿易保護，那麼本國企業就獲得一定的規模優勢，邊際成本會降低，相應的外國企業規模降低，邊際成本上升，本國企業對外出口的優勢就會加大，可以贏得更多國外的市場份額。

但是，這種情況下，就會招致其他國家的報復。雖然是雙輸，但規模越小的國家，本質上損失會更大。因為它會損失掉更多的市場，所以規模變的得更小，邊際成本提高的更多。除了政治軍事依賴，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本非常緊張美國會採用懲罰性關稅的主要原因，因為日本的損失一定是比美國大。所以，只能不斷妥協，在美國出臺報復之前，出臺自願限制出口協議。當時，韓國是美日韓中市場規模最小的，本應是處於最不利的位置，但它是巧妙的利用了美日的矛盾，規避了貿易風險。

當時，美國、日本都對韓國的廉價傾銷十分頭疼。1992年，美國商務部將對韓國三大半導體公司設置了非常高的反傾銷保證金，其中三星公司的保證金比例高達87.4%，LG 的傾銷率52.41%，現代為5.99%。

同時，美國向韓國施壓出臺《半導體芯片保護法》等知識產權法，規定半導體芯片本身和使用半導體的產品都受到保護，韓國企業激烈反對，韓國國會以“未及時審議”的技術問題拖了過去。

1993年，美國再次施壓要求取消韓國對美國半導體9%的關稅和半導體制造材料的5-20%的關稅。當時，韓國佔有美國 DRAM 市場的30%。

面對此種情況，韓國表現了非常靈活的手腕，因勢利導，左右逢源。三星李健熙花了大價錢向美國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