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家婦傳說小考
文/何平
關於寶應戚家汪的介紹文章已經很多了，其來歷是因為一位烈女因結婚當日丈夫暴死而以死殉節，也是沒有異議的了，但對於這個傳說的記載，各種文獻卻不十分一致。我查了一下歷代縣誌和有關資料，現掇錄如下：
從時間上最早的應該是刻於隆慶三年（1569年）的《隆慶寶應縣誌》，在這之前的《嘉靖寶應縣誌略》（刻於嘉靖十七年（1538）），未有提及戚家婦。但不像後來的縣誌將其歸入人物類的列女中，而是放在了《卷十·紀遺》中，文字也不多：
戚家婦者，不知何代人。或甫入夫家，合巹禮未行而夫暴死。婦哭之，哀投門前汪水而死。留詩一首雲：“畫虎雖成未點斑，百年夫婦一宵難。歡聲方舉哀聲動，賀者才臨吊者參。孔雀屏前燈隱隱，鴛鴦枕上淚潸潸。只因未識兒夫面，空惹虛名到世間。”至今人稱其汪為戚家汪雲。
這應該是關於戚家婦和她的那首詩的最早文字記載。後來編纂的《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列女二》（定稿於乾隆四年（1732年））中記載更簡要了：
又有戚家婦者，寶應人。甫合巹，而夫暴歿。婦哭之哀，投門外汪中死。後人名其死所為戚家汪雲。
這兩段記載主要是交代了戚家汪的來歷是曾經有戚家婦投水而死。
到了清朝，記載開始詳細豐富了，刻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寶應縣誌·卷十五·烈女》中雲：
戚家婦，相傳為洪武時人，于歸之夕，夫墮門外水死，女系詩衣帶亦投水死。崇禎時文文肅詢劉職方，永澄曰：“此必戚家婦也。”掘土果得碑，因募杜氏地建祠祀之。……附戚家婦詩：“畫虎雖成未點斑，百年夫婦一宵難。歡聲未已哀聲動，賀者才臨吊者參。孔雀屏前燈隱隱，鴛鴦枕上淚潸潸。從來不識兒夫面，空惹虛名到世間。”
我們可以發現，這康熙志的文字與前面隆慶志有所不同了：
其一，本來是“不知何代人”，這裡變成了“相傳為洪武時人”，不過畢竟是相傳，不足為實據。而且洪武距隆慶一百許年，不應該說“不知何代人”，我以為是更早的年代。劉寶楠的《寶應圖經》中提到他的父親劉履恂所著“《秋槎雜記》雲北宋人，未知孰是”，我覺得劉履恂應該是有根據的。
其二，丈夫死的時間，前者是“合巹禮未行”，後者是“于歸之夕”。合巹指的是古代婚禮的一個重要儀式，即新郎、新娘在結婚當天的新房內共飲交杯酒（合歡酒），這個時間段比較精確，因為這是一個關鍵，喝了交杯酒，表示夫婦成為一體。而“于歸之夕”則太含糊了，因為也可能已經喝過交杯酒了。我認為還是前者比較合乎情理。
其三，丈夫如何而死，前者是“暴死”，並沒有道明原因，是疾病還是意外傷害，不知；後者則明確了，“墮門外水死”。這是有可能的，因為婦人之死，也是投水，這種隨夫而去的結局似乎更符合情理，但也增添了文學中的浪漫色彩，所以也更可能是附會的。至於為何落水，有人解釋為送客所致，這未免有些想當然耳，到家後小解也有可能呀，醉後因大小解失足掉入河中或茅缸的都是會發生的事。還有因此而派生出寶應有新郎不送客的習俗，我先前是沒聽過的，可能有些孤陋寡聞吧。
其四，詩句也略有不同。前者第三句“歡聲方舉”後面改成“歡聲未已”，似乎後面改的更好一點，“方舉”是剛一開始，好像不應該這麼快，“未已”是還沒結束，這樣一段時間則更寬泛了。第七句“只因未識”改成了“從來不識”，我覺得前者比較委婉，後者有些生硬。當時也可能只是口口相傳，所以有些稍許不同，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也會摻雜進記錄人的文字修養及愛好罷了。
其五，增加了文震孟夢詢劉永澄的情節。不過這其中有誤，文中說“崇禎時文文肅詢劉職方”，我查了一下，這兩個人會面有記載的是在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和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分別在蘇州與無錫會過面，劉永澄去世於萬曆四十年（1612年），顯然不可能活到崇禎年間。
再後面的刻於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道光重修寶應縣誌·卷二十·列女上》是這樣記載的：
烈女戚家婦，相傳為洪武時人（或曰姓杜氏），于歸之夕，夫墮門外水死，女即毀簪珥，洗鉛粉，哭其夫，盡哀，系詩衣帶間，曰：“畫虎雖成未點斑，百年夫婦一宵難。歡聲未已哀聲動，賀客才臨弔客參。孔雀屏前燈隱隱，鴛鴦枕上淚潸潸（一作閃閃）。從來未識兒夫面，空惹虛名到（一作在）世間。”投水以殉。某大夫為置碑，歲久沉於水。萬曆時文文肅震孟宿縣郵署，夢一女告以城東北隅有碑及詩文。文肅詢諸劉練江永澄，永澄曰：“此必戚家婦也。”於城東坳水際掘土果得碑，因募地建祠祀之。永澄題一聯雲：“詩同湘瑟千秋響，池與江潭萬古清。”喬御史可聘亦制碑記。乾隆道光年間邑紳士修治其祠，春秋有司祭享不替。
這是內容最豐富的了，與前面的又有所不同：
一是增加了烈女的姓氏，說“或曰姓杜氏”。我有些疑惑，怎麼反而過了一百多年，把烈女的孃家給考證出來了呢？我認為不確，但何以就說姓杜呢？怎麼不姓張不姓李呢？其實康熙志上已經有一段文字，“掘土果得碑，因募杜氏地建祠祀之。”是募得杜氏之地建祠，也就是建祠的土地本來是杜家的，劉寶楠在《寶應圖經》中指出，這塊地是“請庠生杜時芳得隙地為祠而祀之”，地的主人有姓有名有身份，看來是比較準確的。所以，建祠之地的主人姓杜，可能就因而以訛傳訛變成戚家婦是姓杜的了。
二是關於文震孟詢劉永澄的情節更豐富了。說是文震孟來寶應住在郵署時夢見一女云云，並增加了劉的題聯。這無疑是一種文學的想象一烘托，藉助名人增加了故事性與神秘的色彩，也契合了烈女精神不死的美好意願。不過，這個版本把兩人會面的時間改成了萬曆，糾正了前面的差錯。
三是詩句又有不同，雖然這其中已經標明瞭“一作”的不同版本，但這個版本還有與前面不同之處，就是第五句中的“賀者”與“吊者”改成了“賀客”與“弔客”，也許改動的人覺得“客”更文雅一些吧。但我覺得還是“者”為好，因為“弔客”除了可以解釋成來憑弔的人，還有一些義項是指主有疾病哀泣等事的凶神，元武漢臣《玉壺春》第三折：“問甚麼撞著喪門，管甚麼逢著弔客，怕甚麼月值年災，拚死在鶯花寨。”另注“潸潸”一作“閃閃”，那連平仄都不對了。
從縣誌記載內容的不斷豐富，可以看出當時的統治者對封建禮教的推崇也不斷加重與增強，尤其是那個喜歡到處吟詩留字的乾隆帝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南巡路經寶應時，寫過一首關於戚家婦的詩，更是讓這位幾百年前的烈女聲名日隆。乾隆詩曰：
未睹婦面繼夫之，非此尋常烈女行。
白髮尚且貪晚景，青春豈肯棄紅妝?
魂遊地府乾坤大，骨葬山頭草木香。
朕淚從未輕易落，只為千秋立綱常。
詩的最後一句是宣傳戚家婦的關鍵，為的是“千秋立綱常”，三綱五常，原是不顧百姓死活的。
至於現在應不應該宣傳戚家婦的以死殉節的精神，或者以皇帝題詩為典而炫耀，我倒是覺得大可不必，雖然弘揚所謂傳統文化是當下時髦之舉，但傳統裡也有糟粕，有反人性不人道的地方。不過，在原是戚家汪的縱棹園內修個諸如戚汪閣之類的建築，把這件關於戚家婦的事告訴後代，也是一件有益之舉。
尊重生命，尊重每個人生活的權利，才是今天我們從戚家婦的傳說中汲取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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