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原為皇家宮闕，於1925年10月10日成為對廣大國民開放的故宮博物院，至今已經整整90春秋。如今，它已是與英國大英博物館、法國盧浮宮博物館、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齊名的世界五大博物館之一。
從故宮博物院當年的艱辛創建，到而今成為中國歷史文化的第一名片的輝煌，若無歷代故宮博物院守護人殫精極思鞠躬盡瘁的守護維持，是不可想象的。在那些守護人中，有一位是我們特別不能忘卻的，他就是吳瀛。
在故宮博物院諸多建院護院功臣之中，我們為什麼要特別提到吳瀛？是因為在故宮博物院創建初的七八年那最為坎坷曲折的階段，吳瀛以民國北京市政公署坐辦（秘書長），內務部主管紫禁城責任人身份，最早介入故宮博物院創建事務，因而成為中國現代國家文博事業的重要開創性人物。特別是每遇事關故宮博物院存亡的關鍵時刻，他必挺身而出，迎難而上，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列。他的擔當與付出的心智和勞苦，是無可替代的。
一、與文博事業早有淵源
吳瀛，字景洲，1891年出生。其祖上是一個有著五百年家譜文字記載的士族大家，據宜興博物館提供的清光緒年可續家譜證實，牽連著明代以降歷史上眾多政治文化的重頭人物。史書上記載最多的吳家前輩，是明中期翰林院掌院翰林吳中行，他因對“中國歷史上傑出內閣首輔之一”張居正不守規制窮究不捨而留下“直聲震天下”的名聲；還有其兄進士吳可行之子，探花大學士（宰相）吳宗達，留下為官清正的好記錄；風靡近代的經世致用思潮之源常州學派創立者莊存與、劉逢祿和吳家有著親緣關係，晚晴開風氣之先的龔自珍、魏源乃至康有為，都是這一學派的繼承者。
更為有意思的是，吳家在文化與收藏領域流傳下來的諸多佳話：明朝的大畫家唐伯虎、文徵明、沈周、董其昌都曾是吳家座上客；有關宜興紫砂壺融入文化內涵的最早文字記載，與吳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赫赫有名的《富春山居圖》曾是吳家藏品；明末官至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吳家先人吳炳，同時還是與湯顯祖齊名的“臨川派”劇作家。數百年後的吳瀛，成為中國現代文博事業的拓荒功臣，實乃前世淵源的後續。
吳瀛的祖父，是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的湖北新軍的創始六教官之一吳佑孫。他的父親吳琳在清朝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轄下做官，曾被張之洞親點主持武昌復建“岳飛廟”，在湖北新軍中提倡“精忠報國”，為培植新軍官兵的愛國思想貢獻良多。此外，在清廷為官時支持過孫中山、黃興，民國初創時首任江蘇都督的莊蘊寬，是吳瀛的舅舅。吳瀛二十歲時做為莊蘊寬的秘書，參與了民國創立的全過程。
吳瀛幼年即隨前往湖北任職的父親到了武漢，在湖北方言學堂（中國最早外語專科學校之一）學習英文。就是在這所學堂裡，吳瀛與後來對他人生產生極大影響大他十一歲的易培基成為同班同學，親密好友。
吳瀛上方言館這種新之又新的學堂，與其祖父、父親皆思想開放的官吏不無關係。書香門第加上英文專業，使吳瀛的國學西學俱佳，尤其在語言文字上功底紮實，所以後來有《中國國文法》的著述。
父親在外為官，在家中教子的是母親莊還。莊家乃常州世族大家，其先人是清朝狀元莊培因，榜眼莊存與，後者曾任乾隆帝師。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之一瞿秋白，也是莊家的外孫。莊家兒女皆飽受詩文書畫薰陶，清末民初莊家有六、七位族人上了中國近現代書畫的名錄。在母親莊還點化下練就童子功的吳瀛，對詩文書畫的興趣也日趨濃厚。
1912年下半年，吳瀛之父為培養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早日進入仕途，經由老友，後來的國務總理熊希齡介紹，一度送他去東北遼陽的一所中學當英文教員。實際也不是真教書，用現在的話講不過是經一番社會歷練而已。當年遼陽古城非等閒之地，從3世紀到17世紀前期一直是東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交通樞紐軍事重鎮。
和吳瀛一同被送到基層歷練的，還有他的弟弟吳曼公。吳曼公最初是在海軍部長薩鎮冰轄下的鞏縣兵工廠籌辦處，因為工作出色，深受薩鎮冰賞識，被調任秘書，並跟隨薩鎮冰多年，後來成為中國兵工業界的重要人物。
1913年，吳瀛父親辭世。教了不到一年書的吳瀛到北京投奔了時任民國政府都肅政史（相當於現在的政法委主任中紀委主任）的舅舅莊蘊寬。
辛亥革命期間，莊蘊寬作為江浙滬總代表與黎元洪、黃興溝通新政權籌建之事，在武漢奔走那些日子，吳瀛做為他的秘書，隨侍左右，跟著忙前忙後。
莊蘊寬不僅是個政壇人物，他還以書法大家知名，對書畫、文物的欣賞水平非一般人能及，這對吳瀛起到了潛移默化的濡染。吳瀛後來義無反顧地拋卻官職，全身心投入中國國家級文博事業的創始，除了前世的因緣，也與舅舅“無心插柳”的影響，有很大關係。
吳瀛到北京投奔莊蘊寬時，莊正任肅政廳長官“都肅政史”，肅政廳大致相當於如今的中紀委和政法委，主要負責糾彈全國違法官吏。後來他又出任了十多年的審計院長，該部門又類似當今的審計署。在民國初期，莊蘊寬為官，不是監督官吏，就是監督財務，這顯然與他為官清廉的社會公認度極高大大有關。
1915年，袁世凱冒天下大不韙欲登基稱帝。全國約法會60位議員，其中59位皆無異議，投了贊成票，唯獨莊蘊寬一人冒死上書表示反對。
莊蘊寬在呈文中直陳“帝制不可為，民意不可欺”。公開要求“取消洪憲年號，撤銷大典籌備處”。贏得朝野上下的廣泛讚譽。連段祺瑞、徐世昌等老臣都在背後議論時，對之佩服有加。
但袁世凱執意要做洪憲皇帝，好在這個皇朝延續了不足百日，就隨著袁氏的一命嗚呼而結束了。前副總統黎元洪接任總統後，莊蘊寬又以其直言敢諫的官聲，出任民國政府審計院院長。
在莊蘊寬的舉薦下，來到北京的吳瀛，進了北洋政府的內務部當上科員，從基層公務員做起。由於有前輩父執關照提攜，加之本人辦事勤勉認真，時間不長就做到了北洋政府內務部警政司第三科科長，還兼著京都市政公署坐辦。
當時的中國尚未設置單獨的警察機構，警政司即公安部，且因無處級設置，三科科長吳瀛，已屬“高幹”，主管外事警察、非常警察及京城治安，所以他後來才能兼任京都市政公署的坐辦之職，不到三十歲便成為“簡任”級別的官員。
說到“簡任官”有必要提及1912年（民國元年）公佈的《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內中明文規定，中央行政官除總理為特任官外共分九等，第一、二兩等稱“簡任官”。相當於各部次長。
客觀地說吳瀛的官職升遷確有幹部子弟越級提拔的意思。所謂“坐辦”，就是日日要身在公署處理日常事務的負責人，相當於今天的北京市政府秘書長。由於整天要處理各種紛繁事務，吳瀛應對突如其來事件和難題的能力得到了歷練和提升，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有相當的行政執行力。
在這段時間裡，對吳瀛而言，有一件事特別讓他引以為榮。就是在民國三年，亦即1914年，他被內務部派往熱河的原皇家行宮（避暑山莊），將此處所藏全部文物字畫押運到北京，收藏於設立在東華門內的古物陳列所。後經整理挑選，其中部分文物在紫禁城內文華、武英二殿展出。這是中國皇家所收文物第一次對大眾開放展示，可謂民國以來中國現代文博事業的開端之舉，吳瀛有幸參與其全過程，應算是開風氣之先者也。
二、被聘為清室善後委員會顧問
1924年10月，發生了在中國、在北京都是極其重大的事件，那就是溥儀等清朝皇室被趕出了紫禁城。
在那年9月爆發的二次直奉戰爭中，馮玉祥叛離吳佩孚，突然率軍返回北京，發動“政變”，軟禁了現代中國以賄選聞名的總統曹錕。接著，他開始了耿耿於懷的“為民國剪辮子”行動。
自1912年2月清帝宣佈退位後，溥儀等皇室成員一直留駐在紫禁城。這是因為袁世凱與清皇室有退位優待的約定在先。優待條件第二單第一款規定“清帝遜位之後，其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這就是說，雖然中國已號稱民國，清王朝已成前朝故事。但在紫禁城內，一切仍照舊，還存在著一個保留著宣統尊號的小朝廷。所以，連大名鼎鼎的留洋學者胡適給溥儀打電話，也還謙卑地稱其“皇帝”。
1917年7月，總統黎元洪和總理段祺瑞鬧矛盾，張勳乘機率“辮子軍”進京扶植溥儀復辟了帝制。段祺瑞隨即組織反張聯軍打回北京，推翻了只存在了12天的復辟王朝。作為聯軍先鋒的馮玉祥進京後，曾建議段祺瑞將清皇室趕出紫禁城，貶溥儀為平民。可段祺瑞因與清朝舊情尚在，做為曾經的前朝官吏，不忍對舊主下此絕情之令，故而未予採納。馮玉祥無可奈何，只能忿忿地說留溥儀在紫禁城，“不啻中華民國留了一條辮子”。
而到了1924年11月，馮玉祥成了北京城的主宰，終於可以放手“為民國剪辮子”了。在他授意下，新組建的黃郛攝政內閣立即對當年的清室優待條件加以修正，新規定第一條為“大清宣統皇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第三條更明確要求“即日移宮禁”。
作為京都市政公署坐辦的吳瀛，對紫禁城內依舊保留宣統小朝廷一直看不慣，曾多次向上呈文，提議把溥儀等請出紫禁城，也是因為前面的原因，民國與前朝官員相互糾結，舊情無法斬斷，使所有呈文石沉大海，他只好跟幾度以孫中山私人代表身份來京的好友易培基發發牢騷。
11月5日，易培基突然來到吳瀛家，他已應黃郛攝政內閣聘邀出任新內閣的教育總長。他一見到吳瀛就說：“你平日總唸叨要把遜帝溥儀請出紫禁城，昨晚我們開了個會，議到深夜，決定要這樣做了。”
易培基還告訴吳瀛，開會時還商討了接收紫禁城事宜，要組成清室善後委員會，除少數專任職員外，將聘請專家和有關人士作顧問，政府各院部都要推派兩人為助理員參與接收。易培基深知吳瀛功於書法繪畫，是文物鑑賞的行家，因此他邀吳瀛以內務部官員身份參與此事。
吳瀛聽聞這一消息備感欣然，他也很願意參與紫禁城的接收事宜。但他不想以部派官員的身份參與，而希望被聘為委員會的顧問。因為他很清楚部里長官的立場，內務部本身就有主管紫禁城的職能，他是內務部官員身份尷尬不便。若以部派身份參與就只能轉述部裡的意見，無法表達自己內心的意願。
11月20日，“清室善後委員會”成立，實際上是個各方社會賢達著名人士組成的民間組織，抉策還得內務部直管確認，然後報呈總理府批覆才能執行。委員長是同治光緒兩代帝師、軍機大臣李鴻藻之子李煜瀛。
委員會由15位委員組成，他們是李煜瀛、汪精衛、蔡元培、鹿鍾麟、張璧、範源濂、俞同奎、陳垣、沈兼士、葛文濬、紹英、載潤、耆齡、寶熙、羅振玉。為杜絕接收中可能出現弊端和保證社會公信，還特聘審計院長莊蘊寬，國民黨元老吳敬恆、張繼等為監察員實施全程監督。
12月20日，善後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商討紫禁城點查接收事宜。到會的有李煜瀛、易培基（代表汪精衛）、蔣夢麟（代表蔡元培）、鹿鍾麟、李壽全（接張璧新任警察總監）、俞同奎、陳垣、沈兼士、葛文濬、顧孟餘、和監察員莊蘊寬、吳敬恆等。
經會議討論，定下《點查清宮物件規則》18款，將點查人員每天進出殿啟、封的時間，必到的人數，點查每一件物品的流程，每位點查人員必須遵守的規則，都被定得嚴密到了繁瑣的地步。可見委員會對嚴防點查中的漏弊，杜絕外界和後世詬病，是煞費苦心的。
第二天，易培基即通知吳瀛：“清室善後委員會已經聘你做顧問了。”
三、“善後委員會”接收故宮突然面臨叫停危機
根據善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議定的日程，12月22日下午，參與紫禁城接收點查的人員在神武門城樓上召開點查預備會，23日即開始點查紫禁城內的清宮物品。
但就在12月21日，內務部突然接到段祺瑞執政府的命令，要內務部出面制止善後委員會對紫禁城的接收點查工作。內務部總長龔心湛當時因病住院，部務由次長王來主持，他遂於22日親自佈置，要非常警察部門的負責人吳瀛去辦理此事。吳瀛的身份，由此即刻成為了內務部主管紫禁城事務的直接責任人。
在內務部次長王來的辦公室，吳瀛看到了執政府發來的行文：
“臨時執政府秘書廳公函 第一百十號
徑啟者：奉執政諭，據報清室善後委員會於本月二十三日點查清宮物件，現清室善後之事，政府正在籌議辦法，該委員會未便遽性點查，著內務部暨警衛司令查止，等因，相應函達貴部，希即查照辦理可也。此致
內務部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文稱“奉執政諭”，這個執政就是段祺瑞。段祺瑞何許人也？他是袁世凱之後的北洋領袖，在1924年11月被推上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之前，已然三次出任國務院總理，1915年，張勳“復辟”時期，他號召組成“討逆軍”，自任總司令，在擊敗張勳“辮子軍”後恢復了民國。
9月馮玉祥突然倒戈，囚禁曹錕，亦是接受了段祺瑞的遊說的結果。雖然，段祺瑞對於推翻清王朝，建立和恢復民國，是有功之臣，但他對將溥儀被攆出紫禁城，卻一直持反對態度。在黃郛攝政內閣實施“給民國剪辮子”行動，將溥儀趕出紫禁城時，身在天津的他就曾致電表示反對。
此刻，段祺瑞剛從天津到北京，取代黃郛成了大權在握的“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便直接發出了禁止即將啟動的紫禁城接收點行動的指令，他為什麼會這麼匆匆忙忙地干預此事呢？
原來，段祺瑞對清皇室的態度，與他的秘書長梁鴻志的影響十分有關。梁鴻志是溥儀老師陳寶琛的福州同鄉和弟子，與清皇室一班遺老遺少關係密切。段祺瑞政府發出制止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清宮物品的指令，實與梁鴻志的攛掇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是其他官員的話，接到有如此來頭的上峰指令的話，無疑就照令執行了。但此事恰巧屬於吳瀛的管轄範圍，又被指定由吳瀛來處置，這實在是中國文博事業的幸運。如果接收查點工作在此尚未開始的時候被制止的話，那麼故宮博物院能否如期成立並對外開放，就真的很難說了。
從內心而言，吳瀛對制止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清宮物品的指令是由衷反對的。在吳瀛等人看來，將皇家宮闕變為平民可以進入參觀的博物院，並非僅僅是建一個文物展覽的場所，而是一個從文化上固化辛亥革命成果的必要行動。否則，讓紫禁城持續著皇家禁地的狀態，讓溥儀等一幫皇族繼續在其中享受皇家“優待”，等於保存著一個王朝的標誌，就會讓那些心存復辟的人賊心不死，張勳復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中止的接收點查，就意味著保留了溥儀等皇族對紫禁城的掌握而沒有徹底移交，這就為其重回紫禁城埋下伏筆，這在吳瀛，是絕難接受的。但他又不能對上峰的指令直截了當地表示反對，因為這樣的表態不僅不能遲滯諭令的施行，還可能致使一些他更不願看到的結果呈現。
就在看執政府的諭令的片刻，吳瀛做了一番急速的思考，繼而他對王來說：善後委員會是依前政府命令組織的，執政府並沒有否認前攝政政府任何法令，而且各部院都派了助理員參加接收事宜，因此不好由我們內務部出面禁止此事。
吳瀛特別點道：“警衛司令鹿鍾麟，是積極主張接收的，紫禁城現在即由鹿鍾麟的部隊看守，萬一他堅持接收查點，就可能導致軍隊與非常警察的對立。如此一來，內務部將陷於兩難尷尬境地，所以，對如何實施執政的諭令，我們一定要慎重行事。”
聽了吳瀛的這一番話，王來覺得有道理，但他顯然更擔心違拗了執政的諭令，可能會受到責罰。吳瀛給他出主意說：我們可以內務部的名義，出一個文給善後委員會和警衛司令，告知有執政諭令這麼一回事，至於接收查點與否，由委員會和警衛司令自行酌量，內務部對此不表態度。
如此這般，內務部等於履行了將執政府命令下達到有關方面的職責，由此可以搪塞不作為的指摘。王來覺得可照吳瀛建議行事，遂要吳瀛立即起草一份內務部的行文，送達善後委員會和警備司令部。
四、莊蘊寬、吳瀛合力屏退中止故宮接收圖謀
12月22日的下午，吳瀛也到紫禁城神武門，以委員會顧問的身份參加接收查點紫禁城的預備會議。他到達時，由他草擬的內務部行文已經送到了善後委員會。在預備會議上，李煜瀛、吳稚暉、易培基都針對內務部送達的文書，表態接收查點工作必須進行，絕不能中止，一個個言辭激烈。
吳瀛的舅舅莊蘊寬作為紫禁城接收的監察員，也來參加預備會議。他在表態支持接收點查後，特別點名要鹿鍾麟表態，因為鹿鍾麟身為京畿警備司令，他的部隊實際控制著北京城。鹿鍾麟當即表示接收點查工作不應中止，歷史不能倒退。
於是，會議推舉吳稚暉擬函回覆內務部“敬復者：“本會於本月二十日議決於二十三日點查清宮物件，系會內應有手續。又本會點查規則，系會同軍警各機關及各項專門學術人員分組辦理，亦系由本會合議決定，……萬難中止。”
神武門預備會議上的情況，立即反饋到了內務部。次長王來面對善後委員會與執政諭令相左，堅持接收紫禁城，憂心忡忡。他平素非常敬佩莊蘊寬的為人，並知道段祺瑞對莊也十分敬重，便連夜到莊蘊寬家，討教一旦執政責怪下來如何應對。
莊蘊寬與王來談話一直談到了次日凌晨。對於接收查點紫禁城，莊蘊寬的態度非常堅決。王來走後，莊蘊寬一清早便打電話把外甥吳瀛叫到家中，把他們談話的內容告訴了吳瀛，並明確指示吳瀛，說他已經和王來商定，王來有什麼要向委員會斡旋的事，可以直接和吳瀛商量。
吳瀛從莊蘊寬家來到內務部，王來對他的態度異常客氣，說：“我昨晚見到莊思老，方才明白這中間的委曲。昨天的事，幸而你的辦法很好，這樣才不致弄僵。思老（莊蘊寬）當時寫了一封信給龔（心湛）總長，總長也以為是，叫我們全權和平處理。本部可以處在協調人地位，我現在就要去對段執政陳說一切。”
王來面見段祺瑞回來，對吳瀛說：“已經見過執政，把莊思老的意見也一一陳明，說了許多的話。就是秘書長梁眾異（鴻志）堅持原議，同他抬了好久的槓。幸而我們理正，終究打消了他的主張，準由內務部再行酌定辦法請示，並在國務會議決定大致辦法五條，請你根據它用龔總長的名義擬一個手摺請示。”
吳瀛當即以內務部總長龔心湛名義，草擬了一份由清室善後委員會“仍照該會原議辦理”，接收查點紫禁城的呈折。
段祺瑞收到後在呈折上批示“可，如擬辦”。雖然寥寥數字，確是個最重要的歷史文件，等於段氏政權正式認可了黃郛內閣時期組建的清室善後委員會的合法地位，籌建故宮博物院的工作由此啟動。
正是由於吳瀛及時出謀劃策，背後又有莊蘊寬（思緘）支持及時行文奔走，段祺瑞、梁鴻志等阻撓善後委員會接收查點紫禁城，繼而否定清室善後委員會存在既定事實的行徑未能得逞。吳瀛在不期然之間，挽狂瀾於即倒，使故宮博物院倖免被扼殺於搖籃之中。
五、清室裹帶文物出故宮伎倆被吳稚暉、吳瀛制止
紫禁城的接收查點工作終於開始了。這項工作主要是技術性的，由精通文物鑑賞的人組成若干小組，輪流在紫禁城內一間房子一間房子查看，對房間內的所有掛件、擺件、物品一一甄別，然後將文物、珍品裝箱、封存、造冊。
這昔日皇宮，曾是封建帝王藏汙納垢的巢穴，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的奇珍異寶、典章文物、歷代書畫篆刻、能工巧匠稀世傑作的藏室。在查點的日子裡，吳瀛徜徉在琳琅滿目的中國文物寶藏之中，細觀摩挲這些真跡，讓他眼界大開，鑑賞力迅速提升，加之他自幼習書法、繪畫，這也導致他後來不顧一切放棄不到三十歲便以成為簡任級別相當部級的官階，全身心投入到創建故宮博物院事業之中。
但查點進行期間並非風平浪靜，在這裡發生的事也並非全都給人以愉悅陶醉，很多時候，吳瀛不得不一次次為保護這昔日的皇家禁地和其間珍藏的文物挺身而出、殫精竭慮。
先是作為清王室的五位代表載潤、紹英、寶熙、耆齡、羅振玉從不按有關約定到達接收查點場，他們的缺位，使得接收查點總有一點點缺乏公信力；
繼而是清王室一再致信民國政府，要求將接收查點停下來，同時一再籲請執政府另籌紫禁城處置辦法；
接著是清王室方面四處散佈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京師警察總監張璧盜竊紫禁城寶物的謠言，以毀損這些人物的聲譽，阻止接收查點的進行……
1925年1月21日、22日，連續兩天，清室內務府人員一反常態地突然出現在養心殿的查點現場。他們並不是來參與查點事宜的，而是另有所圖。
22日那天，輪到莊蘊寬、吳稚暉和吳瀛帶領查點小組人員，在養心殿點查宮中物器。清室內務府大臣之一耆齡，一反常態地帶著隨員文壽、濟煦、文孚等也來到現場。
在此前一天，由耆齡、寶熙出面說：“溥儀出宮倉促，冬衣都沒有帶走，請求委員會在陰曆過年以前，準他們酌量取出一些衣物應用。”他們還為此找了內務部總長龔心湛，通過他給善後委員會打招呼。
善後委員會以寬大為懷，慨然允許。但同時正告清皇室方面，只能拿日用物品，絕不許攜取有關文化歷史物品，如朝冠、龍袞等帶有帝制性質、違反國體之件，尤在禁止之列。耆齡、寶熙等當時也同意了。
但在21日那天，清皇室內務府人員卻藉著拿衣物，企圖強拿乾隆時期的瓷器以及仇十洲的畫作出宮。查點人員發現後立即予以制止，只讓他們拿走了許多首飾，這些雖與禦寒衣物無關，但沒有嚴格追究。、
22日，耆齡等帶來了更多原清宮的員役，在養心殿後燕喜堂廊拿取所謂衣物。為防止他們再施昨日故伎，吳稚暉親自對他們所取物品逐件唱名檢點，吳瀛和監察人員馬廉前後照應。
時為隆冬，朔風凜冽，檢點工作非常辛苦。耆齡等除了拿取單夾衣物外，還要拿貂皮等珍貴皮貨，許多都是還沒有成衣的，約有好幾百件，檢點小組也沒有過多為難他們。但臨到收組時，隨耆齡來員役們突然開始哄搶宮中的物器。吳瀛等見此十分氣憤，連忙下令軍警干涉，將他們驅逐出宮。
類似這樣的事，自溥儀出宮查點開始後，便發生過多起。例如在12月末，久滯宮中的瑜、瑨兩位老太妃出宮，清室方面也派人來取溥儀夫婦的部分應用物品。來人將一些文物夾裹在生活用品中，企圖矇混出宮。看守人員就在溥儀的鋪蓋中，發見了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明朝著名畫家仇英的《漢宮春曉圖》等稀世珍品。當然，這些都被不客氣地扣留下來。
六、故宮博物院真正的維持者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在乾清門前舉行了隆重的開院典禮，從此對外開放。典禮當天，全城轟動，往觀者如潮。
此空前盛典，大家公推吳瀛的舅舅莊蘊寬擔任大典執行主席，向全國宣佈“國立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理事長李煜瀛做了故宮博物院籌建的工作報告，于右任等也相繼發言。
故宮博物院的成立，標誌著中國國家級博物館事業走上正軌的開端。雖然在第一屆董事會和第一屆理事會成員名單上，我們看不到吳瀛的名字，但作為內務部主管“故宮”事物的責任人，吳瀛始終以顧問的名義，進行著與“故宮博物院”存亡攸關的幕後斡旋上下左右複雜操盤工作，堪稱居功至偉。
就在故宮博物院成立開放剛剛五個月，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發生了。誰也沒想到這個政治事件，竟然會涉及到故宮博物院的幾位主要負責人。
1926年3月18日，為抗議日本軍艦侵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的罪行及美、英、日、法、意、荷、比、西等八國對中國的無理通牒，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同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發動北平80餘所學校5000餘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國民大會”。會後群眾結隊前往段祺瑞執政府請願，遭到預伏的軍警開槍射擊，打死47人，傷200餘人。慘案發生翌日，段祺瑞執政府即發出通緝令上，稱“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兆熊等，以共產黨學說，嘯聚群眾，屢降事端，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實屬目無法紀”，要“一體嚴拿，盡法懲辦，以儆效尤。”
由於故宮博物院理事長李煜瀛（石曾）、古物館館長易培基都在通緝名單上，他倆因此不得不藏身東交民巷的瑞金大樓，故宮博物院頓時失去了主持者。為了應付這一變局，故宮博物院董事會、理事會於3月26日舉行聯席會議，推舉盧永祥、莊思緘（蘊寬）兩位董事做維持員，主持故宮博物院院務。
當時曾任直隸軍務善後督辦的盧永祥不在北京，實際上等於是要莊蘊寬唱獨角戲，這讓他感到很為難。躲在瑞金大樓裡的李煜瀛、易培基連忙傳信吳瀛，請他出面勸他的舅舅勉為其難。吳瀛遂到莊蘊寬家，勸說舅舅出面保護故宮。
聽了外甥的反覆勸說，莊蘊寬這才同意牽頭出面維持故宮，但他提出必須由吳瀛協助他處理各種事務。深愛故宮和文物事業的吳瀛感到這是義不容辭的事，立即承諾下來。
誰知莊蘊寬剛接手維持故宮院務，國民軍就在與直奉魯聯軍作戰中失利，鹿鍾麟的部隊不得不撤離北京。自溥儀被逐出宮後，故宮一直是由鹿鍾麟的部隊把守，他這一離開，故宮的守衛便成了問題。
博物重地，不可一日不設防，吳瀛立刻把此事的嚴重性向舅舅莊蘊寬道明，說服舅舅以自己名義給內務總長屈映光寫信，請借調內務部的警衛隊接防。信寫成後，又是吳瀛聯繫奔走最終辦理落實。
故宮博物院守衛之事剛辦妥，段祺瑞政府就垮臺了，直奉魯各軍直逼北京城下，故宮面臨被軍隊衝擊的危機。世人都知道故宮是北京城內的一座寶庫，軍閥們都對之分外眼紅，而其轄下將領更無文物概念，視文物等同於錢幣，無不懷有染指寶藏的覬覦。
4月23日下午，兩個魯直聯軍的軍官帶著衛兵馬弁突然闖入神武門，聲言第二天一早軍隊就要入宮駐紮，且不由分說自動踏勘了所有的辦公房屋，分派一通便揚長而去。秀才遇上兵，在場的人對此只有瞠目結舌的份。
莊蘊寬得知這些情形，立即在吳瀛的陪同下，親自去找曾任北洋政府總理的王士珍、參政院院長趙爾巽等元老。聲言：“故宮責任重大，本人極願意有力者來繼續維持。但必須有一番手續，交代清楚。神武門內所有故宮所藏，都是歷代重要文物，倘若不候交代，強來駐紮軍隊，我等萬不能拱手相讓。”
當時王士珍、趙爾巽等正在宴請直奉魯各軍的將領，幾位將領當場都否認此事是自己部隊所為，並同意下令制止此類行為。京畿警備總司令王翰鳴其時也在座，他表態“如果有軍隊前往，可以立即電告司令部，由司令部派員與軍隊接洽制止。”
次日清晨，大批軍隊果真開到了神武門前。故宮方面立即請來警備司令部李繼舜等參謀進行交涉，方才制止了軍隊湧入故宮。李繼舜隨後在故宮門口貼了嚴禁軍隊駐紮的佈告，故宮就這樣躲過一劫。
七、與清皇室重回紫禁城圖謀的爭鬥
在摒擋了軍隊的進佔之後的大約三個月內，故宮表面安定無事。由莊蘊寬兼任了故宮古物館的館長，馬衡繼續擔任副館長，主管實際的館務。而故宮其他事物的管理，都由吳瀛以顧問名義實際負責。
20世紀20年代前後，是中國政治翻雲覆雨、變化萬端的年代，軍閥間的戰事不斷。從二次直奉戰爭，到直奉魯聯手合攻國民軍，民國政府隨著戰事幾度變換，先是黃郛攝政替換了總統曹錕，接著是段祺瑞執政府，轉眼又輪到前海軍司令杜錫珪來組閣了。
每逢政府變換，清皇室及其遺老們便會暗中鼓譟，試圖讓溥儀重返紫禁城，讓清皇室重享最初的優待條件。
段祺瑞取代黃郛時，他們說動段祺瑞出面，差一點就阻止了紫禁城的接收查點；杜錫珪內閣組成後，他們又四出活動，甚至以清室內務府名義致書國務院及杜錫珪的後臺吳佩孚，請求恢復昔日待遇。
1926年6月8日，以吳佩孚為後臺的杜錫珪政府組成。在此後的一個月內，清皇室為重返紫禁城的活動隨之活躍了起來。他們以為馮玉祥是吳佩孚的叛將，杜錫珪是清室時代的海軍宿將，與段祺瑞又不是一個系統，故而翻馮玉祥等更改清廷優待條件，讓溥儀等重返紫禁城的時機到了。
遺老式的謀臣策士，紛紛出動。公然以清室內務府名義，至書杜錫珪政府和吳佩孚，要求溥儀復宮及恢復清廷優待條件。
在這支鼓譟的隊伍之中，搖旗吶喊的還有當年戊戌維新的領袖康有為，他親自致電吳佩孚說：“……君在清時，亦受有中級軍官之職，宣統亦屬故主。況民國元年，曾有優待條約之約束。列國鹹為馮倡赤化，落井下石，破壞優待條件，致使吾天子蒙塵。吾公不忘曹氏（指曹錕），正有為之不忘宣統也。應請恢復優待條件，並迎遜帝回宮，與民國制度並不牴觸……”
吳佩孚顯然並非一介粗魯武夫，很有政治頭腦的他，並不願出頭做這等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事，遂婉轉地覆電康有為隨即覆函康有為說：“……今欲推翻此案，將溥氏迎回，與交還故宮，並恢復優待條件，則餘將受復辟之嫌疑。總之，優待條件既已破壞，如再恢復，則物議必多，只好聽其自然而已……”
但是，儘管吳佩孚沒有同意恢復清廷優待條件，讓溥儀重返紫禁城，但他也並不準備保留故宮現有的領導班子，而是要內務部接管故宮博物院。
這時的內務部總長已經換了張國淦，他沒有將此事告訴吳瀛。7月10日，國務會議秘密議決，由杜氏政府的各部各派一人為故宮博物院保管員，接管故宮。
一直以顧問名義實際負責故宮總務事宜的吳瀛聽聞此訊，便立即與李宗侗和馬衡，到莊蘊寬的寓所商量對策。莊蘊寬要吳瀛去找張國淦張總長先摸清楚情況，再作道理。
吳瀛遂於當天下午去見張總長。吳瀛問張國淦是不是有改組故宮博物院一事，張國淦答確有其事。吳瀛又問他具體怎麼辦，張國淦說：“還是另組委員會，去掉在東交民巷的一部分委員，加入一部分旗人同湯爾和等元老。”
張國淦所說的東交民巷的一部分委員，是指藏身東交民巷的李煜瀛、易培基等人。而加入一部分旗人，就是要將一部分清廷的舊臣塞到故宮博物院的管理者當中。
離開內務部，吳瀛即將此情告知莊蘊寬，莊蘊寬要吳瀛找李煜瀛、易培基商議對策。李、易感覺杜錫珪政府接管故宮博物院之事勢難阻止，遂提出如果移交，一定要通過清點造冊，明白責任。
7月14日閣議正式通過改組故宮博物院，由國務院函聘委員21人組成故宮保管委員會。原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成員中，只留了汪大燮同莊蘊寬兩位。21日，故宮保管委員會於下午在中南海居仁堂開會，選清廷舊臣趙爾巽、孫寶琦為舉正副委員長。
8月2日，趙爾巽、孫寶琦打著參觀的名義實際上是來故宮接管。因無原故宮博物院管事的人在場，遂通知有關人員在次日下午到清史館參加宴會，以此實現故宮的交接。吳瀛不想參加，但舅舅莊蘊寬要他代表自己去。他遂與江瀚、陳垣作為原故宮管理者出席。
當席間趙爾巽、孫寶琦等提出要接手故宮博物院時，吳瀛等堅持必須由原來的理事會和新組成的保管委員會共同組織點交，方才可以交出。必須點完一處，移交一處。未點前，用舊封，點完，交新會換封。結果，弄得趙爾巽、孫寶琦悒悒不歡而去。
三天後，趙爾巽、孫寶琦宣佈辭去保管委員會正副委員長之職位。原來他們找了杜錫珪，想要他同意不經清點就辦移交。杜錫珪不知道點交要曠日持久，不利於他倆的企圖，表態說“清點移交是無可非議的。”並且以為“分設移交，接收兩委員會來做，也頗為正當，可以照辦。”
莊蘊寬、李煜瀛和吳瀛等，就用這樣的方法，挫敗了杜錫珪政府對故宮博物院的接管。
八、終於名列故宮博物院領導班子
一個多月後，杜錫珪政府便又散夥了。這時，張作霖的奉天軍隊入主北京，而張作霖也已到了天津，就要進北京作大元帥了。故宮大高殿以及神武門外筒子河營房，時有大隊人馬要來佔用。
幸好吳瀛依然是京都市政公所的坐辦，又是內務部主管治安的責任者，他便竭力扮演著保護故宮博物院的主角。在他的積極通融奔走下，故宮總算沒有大兵侵入，然而形勢卻十分緊張。
杜錫珪辭職後，顧維鈞暫時以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權。10月13日，北京城的新任衛戍司令於珍在帥府園衛戍司令部開治安會議，吳瀛代表內務部出席。
於珍為人耿直，頭腦清晰，辦事認真，綽號“老懞古”。他的秘書長楊曉滄，則曾經參加過清室善後委員會，深明博物事業的意義，對保護故宮文物態度積極。吳瀛為故宮的保護時與他倆打交道，感覺遇到這兩個人，對故宮博物院實在是有幸之事。
故宮保管委員會的接收不了了之後，董事長李煜瀛提議邀集名流學者發起一個維持會，讓政府當局以及軍警有關係的人以私人資格加入，大家來合力維護故宮。莊蘊寬、易培基也都贊同。具體操作的事，又交給了實際主管總務的吳瀛。
維持故宮博物院，面子是莊蘊寬的，但具體打理落實樣樣都少不了吳瀛。在故宮博物院建成後的最初幾年裡，都是如此，每遇關涉存亡的難題，總是少不了吳瀛參與籌謀化解。需要聯絡各方，必有吳瀛前後奔走；需要呈文，必有吳瀛執筆起草；最後落實，又必有吳瀛敦促，督辦。吳瀛，實在是故宮博物院初創期最竭盡忠誠的護衛者。
吳瀛受莊蘊寬、李煜瀛等人之託，前往汪大燮寓所與之晤面長談。70多歲的汪大燮扶病與吳瀛一起籌劃，這讓吳瀛對老人心生敬重。吳瀛認識到：正是這種公而忘私、不憚煩勞，使得他和莊蘊寬一樣，在民國初年的官場有著如此之高的聲望。
經吳瀛往返再四地與汪大燮商議後，事情有了一些頭緒，於是以汪大燮、熊希齡、顏惠慶、莊蘊寬的名義，宴客於南河沿歐美同學會，吳瀛代表莊蘊寬出席。來賓到的有王聘卿、孫慕韓、柯鳳蓀（劭忞）、江叔海、王亮疇（寵惠）、範靜生（源濂）、湯芸臺（鐵樵）、俞星樞、袁守和、李玄伯之代表彭志雲（濟群）、湯爾和、任可澄，以及衛戍司令於珍。
到會者對設立維持會的主張都無異議。於是即席商定由汪、熊、江、範、顏、莊、王七人具名致函國務院請求同意。草擬呈文的事，自然又落到吳瀛的頭上。
會議結束後，吳瀛同於珍司令長談，想他詳細介紹故宮博物院歷來的經過，兩人談得頗覺融洽。於珍走後，吳瀛又同袁守和、俞星樞商議了一通，然後回家草擬給國務院的函稿。
第二天，吳瀛拿著他所擬的稿子，到了莊蘊寬的家裡。此時，汪大燮已經先到了這裡。三個人對呈文研商了一番，汪大燮又在文中添加了一二句，遂最後定稿。這份由吳瀛執筆的呈文如下：
“故宮博物院維持會發起人致國務院函
徑啟者：查故宮博物院儲存歷代重寶，關係我國文物，異常重要。前此組織清室善後委員會並繼續成立故宮博物院董、理事會，先後進行一年有餘。前月政府復有保管委員會之設立，旋以正副委員長同時辭職，致會務因以停頓。曩者蘊寬以情勢所迫，勉力維持，瞬逾半載，才銓任重，隕越時虞。而茲事體大，斷非獨立所能久支，大燮等或任博物院董事，或為保管會委員，自應共籌妥策，暫資維繫。當經集議，擬由本院前後同人商請各方名流，暫行組織故宮博物院維持會，集合群力，賡續負責典守，一俟有正式機關成立，此會即行解散。用特附具維持會同人名單，函請貴院查酌見覆為荷。此致
國務院
汪大燮、顏惠慶、江瀚、王寵惠、莊蘊寬、熊希齡、範源濂敬啟十月十六日”
1926年12月17日，故宮維持會組成，總共37人，他們是江瀚、莊蘊寬、王寵惠、王士珍、孫寶琦、趙爾巽、顏惠慶、柯劭忞、汪大燮、熊希齡、梁士詒、湯爾和、潘復、任可澄、盧永祥、張學良、韓麟春、於珍、顧維鈞、梁啟超、許世英、範源濂、蔡元培、葉恭綽、張弧、胡若愚、何煜、陳垣、楊度、俞同奎、馬衡、袁同禮、吳瀛、沈兼士、湯鐵樵、李宗侗、吳承仕。
從這份名單可以看出，新舊文武，學者政客，應有盡有，其中還有數位曾出任國家首腦的重量軍政人物，例如王寵惠、王士珍、顏惠慶、汪大燮、熊希齡、梁士詒等，都是在國務總理或代理總理位子上坐過之人。而為故宮博物院奔波受累最多卻始終是無名英雄的吳瀛，名字終於第一次被公開寫入故宮領導班子，這恰恰是對他嘔心瀝血不辭勞苦守護故宮博物院居功至偉的最好肯定。
九、辭去官職投身故宮博物院
吳瀛在回憶故宮博物院創始往事時曾說：“故宮博物院如一個剛滿週歲的孩子，出胎便不健全，你爭我奪，多病多痛。我們一班看護，都算忠心耿耿堅持不肯離去，這才沒遭到什麼大的不幸。”
說到當年的艱難，除了軍閥混戰，清皇室遺老及政客們你爭我奪之外，特別讓吳瀛等感覺棘手的，是故宮博物院的維持經費問題。故宮開放的門票收入，只是杯水車薪，根本不敷用度。
為解決經費難題，莊蘊寬在1926年初以私人出面擔保，從東方匯理銀行借了三萬元。然而不到一年，這些錢便已補貼得快要告罄了。到了1927年端午節前夕，故宮的職員甚至因為工資一再拖欠，鬧起了索薪的風潮。
維持會長江瀚找吳瀛商議解決辦法，吳瀛提出先籌借5000元錢來發工資，然後以端午節假期的門票收入償還借款。江瀚以個人名義借來5000元錢，補發了職員部分工資。
端午節兩天假日門票所得果然有5000元之多，但馬上就有人鬧著要先用之繼續補發薪水，還借款的事以後再說。這讓江瀚十分生氣，因為他借的款必須如期還給人家，所以他示意吳瀛先用門票所得還債務。
於是，更讓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端午節第三天，在從北京大學來故宮任科長的齊念衡推波助瀾下，索薪的風潮鬧到了罷工的地步。下午故宮開放時間到了，可站崗看門的職員都沒有到位，遊客無法進入故宮遊覽。
事情鬧大了，驚動了警察總監陳興亞，他下令抓捕挑頭罷工的人，齊念衡嚇得逃跑了。但來自北京大學的陳垣、馬衡、李宗侗、袁守和等維持會委員，卻因此指責江瀚、吳瀛不該將門票所得先用於還借款。
借貸如期歸還，是信譽理所當然，為此而受指責讓江瀚十分生氣，他對吳瀛說：“景洲先生，我們這裡不是在作官，我們為什麼受這樣的骯髒氣？我是為了老太爺不能不出些力。現在，我是不能再忍受了。我不幹了！”
吳瀛雖然對無端指責也有怨氣，但他卻沒有應和江瀚，他覺得自己為故宮嘔心瀝血，並不是因為舅舅莊蘊寬，不是為了任何人，也不是為自己，他覺得故宮博物院是一樁涉及國家和志華文化的大事業。他能親身參與這樁事業的創建，感到非常有意義。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分明地意識到確有一批人想要摧毀這一事業，他不能因為內訌給那些想摧毀這一事業的人可乘之隙，所以他要求自己忍辱負重，不到萬不得已絕不主動提出辭職。
1928年10月故宮博物院重新組建，將委員制改為院長制。易培基做了院長，自兼古物館長，副館長為馬衡。張繼為文獻館館長。圖書館的館長是江瀚，副館長袁守和。院總務長是俞同奎，易培基女婿李宗侗為秘書長，吳瀛僅被安排為秘書。
許多人見如此安排，都為吳瀛大鳴不平，認為不論以學識以資歷，都應該是吳瀛做秘書長，李宗侗做秘書。易培基為此解釋說：“因為玄伯（即李宗侗）年輕要借這個名義，可以得‘簡任’資格。吳瀛‘簡任’早就審查合格了，不在乎這個。他在故宮是簡任秘書，就等於我的院長助理。”後來也正是這位李宗侗為他的老丈人易培基惹出了可謂“故宮盜寶案”的大麻煩。弄得易培基傾家蕩產為了屈死鬼。
一般讀者大概不知“簡任”是個什麼資歷，因此有必要做點解釋。據1912公佈的《民國中央行政官官等法》規定：民國政府官員分特任、簡任、薦任、委任四級。“一、由國民政府以特令任命者為特任官；如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各省督軍、巡閱使，直接由大總統特別任命。二、由國民政府就合格人員中遴任者為簡任官；如各部次長、各省政府委員是。三、由主管長官呈薦任官；如各部科長各省之縣長是。四、由直轄長官徑行委任者為委任官；如各部科員是。”這就是說出任各部次長、廳長職務的人必須具備簡任資格，換言之即各部次長、廳長這個級別的官被稱為簡任。簡任官屬於高級官員，根據《中央行政官官俸表》，簡任官月俸分三等600元、500元、400元；薦任官月俸則從360元至220元分七等。大學本科教授的月薪與四級薦任官相當，為280元，如當時北大教授周作人就拿這樣的月薪。
1928年的吳瀛，相繼擔任過內務部的科長、北京市政府的秘書長、還兼過農礦部的簡任秘書（按易培基的解釋相當於部長助理），已然躋身高官厚祿階層。但他的興趣在於故宮博物院的大量珍貴文物，在於他參與創建的國家級博物院事業，此外，吳瀛南人北派講義氣中然諾，與易培基是從小的同學，既然他要照顧女婿，讓也無妨。故而在故宮博物院屢遇不公平待遇，他都能淡薄視之。
而就在那之後不久，吳瀛就徹底脫離了官場，拋棄了前景甚佳的仕途。在那樣一個時代，放著好好的官場仕進和優裕安穩的金飯碗不要，跑到一個看不清前景，甚至有時連薪金都發不出的文博部門效力，是讓許多人想不通和難以理解的。
也許吳瀛正是經歷了故宮博物院創建的種種艱難，越發感覺到國家文博這株幼苗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中時時都有在風雨摧折下夭折的可能，因而需要有一批有見識、有使命感的人，拼卻一切去全心呵護。吳瀛義無反顧的抉擇，在我們今天看來很有些悲壯的勇氣，但當時的他則純粹是一種真文化人發自內心的憂慮、熱愛和義不容辭，這就反而更讓人感嘆其難能可貴。
十、故宮博物院南遷動議緣起
轉眼到了1931年，日本在華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了東北三省，平津為之震動，華北形勢也日漸危急起來。故宮博物院的管理層鑑於日軍侵略者氣焰方熾，一旦入侵華北，故宮文物就有在戰火中被毀或被劫的危險，因此有人提議選擇院藏文物中的精品，遷出日寇兵臨城下的北平，送到南方暫時儲藏。
最早提出動議並極力主張南遷的，是故宮博物院的秘書長李宗侗、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兼古物館副館長馬衡等人。他們說動了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易培基繼而將故宮文物南遷上海的建議呈文報與南京國民政府。
國府“交行政院同軍事委員會核辦”的批覆回來後，李宗侗等拿著批文，又到行政院和軍事委員會請求，終於使得故宮文物南遷的動議獲得了批准。
時為“院長助理”的吳瀛，最初對故宮文物南遷是持否定態度的。為此，他甚至與老朋友易培基爭執起來。吳瀛認為不應匆忙動遷，需要再觀望一下形勢，因為“古物一出神武門，責任即重，問題多，閒話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將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輕易做這樣的決定！”
其實，吳瀛當時說這些話不過是極而言之，但不料這些虛擬預測後來竟然成真，讓易培基等主導文物搬遷的人，到死都沒能洗清被潑在身上的汙穢，讓清明無私半世的吳瀛備受屈辱，以致顛沛流離幾成“廢人”。當然這都是後話，此處按下不表。
“你這全是為私！”易培基聽到吳瀛的勸說後和他打起了官腔：“大敵當前，國家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都不應考慮這些問題，推卸責任！”易培基義正詞嚴，吳瀛只好沉默噤聲，但他對此事一直不太積極。
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議隨即召開，在會議上決議挑選故宮中收藏的所有貴重的文物，分批運送到上海，遷移費預算6萬元。
然而，作為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常務理事張繼，對將故宮所有文物遷往上海持不同意見，他力主由他主管的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的文物遷往西安，並自告奮勇地提出他要主持此事，遷移預算的三分之一歸他動用。張繼的這個提議，也在這次會議上得到了通過。
張繼這個主張之所以能得到部分理事們認可，是因為當時故宮博物院管理層有一個主導思想，就是希望故宮有一個分院在另一個區域，與南遷上海的文物、北平故宮博物院形成三處並存的狀態。
吳瀛覺得張繼要主導文獻館西遷，不管其個人出於什麼動機，對中國文物的留存保護還是有好處的。狡兔三窟，即便一處兩處遭逢劫難，也總還有一處興許得以保全。
理事會議定文物搬遷大計後，李宗侗到了南京，他此行目的是為文物南遷做籌備工作。其時，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李宗侗遂向他請示了相關事宜。但不知是因為什麼緣故，宋子文否決了將故宮部分文物分運到西安儲藏的計劃，要求全部文物都遷往上海租界內。
十一、易培基請吳瀛主持解押第一批文物南遷
且說李宗侗回到北平後，即開始著手南遷文物的裝箱工作。吳瀛和故宮博物院理事俞同奎一起擔負著挑選和裝箱的監督工作，他們主張先挑出精品，以便更精細地予以保護。但李宗侗不以為然，說：“南遷之事如同救火一般緊急，哪有許多工夫來選？”
一天，吳瀛發現圖書館所裝的《四庫全書》木箱有縫，提出裡面要加油布包裝，否則不能防雨，若被淋溼後就損毀了。李宗侗一聽就急了：“景洲先生，你要知道日本人就要來了呀！”吳瀛說：“既然不要保護，何必搬呢？”最後，在吳瀛的堅持下還是在木箱裡加了油紙包。
1933年1月，山海關落入日軍手中，京津危在旦夕。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定從1月31日開始，將已經裝箱的文物分批南遷上海。與此同時，故宮博物院秘書長李宗侗先行前往上海，租賃儲存遷滬文物的庫房。
故宮文物將南遷的消息在報紙上刊出後，一時間引起社會輿論譁然。有些人認為：故宮文物在兵臨城下之際運出北平，勢必會動搖人心，引起社會不安。這些人呼籲政府以保衛國土為重，以安定民心為重，停止故宮古物南遷，不應對敵處處採取妥協退讓態度。而且古物“一散不可複合”，不宜輕易他遷，以免散失。
1月23日，反對故宮文物南遷的人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市民眾保護古物協會，曾經短期出任古物陳列所所長、還曾做過湖南省代理省長的周肇祥被推為協會主席，他們隨即發出通電反對故宮文物南遷。
面對此情，南京的國民政府對文物南遷公開表態：故宮文物是國家數千年的文化結晶，毀一件就少一件。人民留在北平可以協助政府抵禦日寇，文物留在北平只有被掠奪和毀滅的可能。國亡還有復國之日，而文化一亡，將永無補救。
但周肇祥等執意阻撓文物南遷，他在在太和門聚眾集會，公開表示要以武力阻止南遷古物，誓與國寶共存亡。接著，一些故宮職員便紛紛收到恐嚇信，還有人宣稱要在鐵路沿線埋炸彈，以阻止文物南遷。
上述情況，在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給行政院代理院長宋子文的電報中皆有所反映：“于學忠（平津衛戍總司令）轉來各團體反對古物南遷函電，舉座大譁。似此情形，倘地方政府不積極負保護之責，物品一出宮門，即恐發生意外。至個人危險，早置之度外。手槍、炸彈、恐嚇信件，日必數起。”
當年曾參與文物南遷的那志良先生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有人打電話來，指名要找哪個人，是不是擔任押運古物，當心你的命，”還聲言“要在鐵軌上放炸彈”。總之各種謠言、恐嚇一致壓向參與文物南遷事宜的人。
此刻，箱子已經裝好捆紮停當，就等著往火車站送了，可帶隊押送文物的領頭人沒了。萬般無奈的易培基想到了吳瀛，關鍵時候只有老朋友能救他的駕。
易培基找到吳瀛央求道：“你的家用我一定負責時時接濟並且可以親自來照料，老伯母也可以由我日常來問安，決不讓你擔心。務必請你走一趟，否則下不了臺。”
當初，吳瀛是反對文物出故宮南遷的，而眼下南遷竟招來如此巨大的阻礙和壓力，也出乎吳瀛的預料。但面對老朋友的苦苦懇求，更想到保護千百年文物精華的使命，吳瀛決定將自己的看法擱置一旁，慨然答應主持第一批文物的南遷事宜。就此，他成為文物南遷這一中國文博界重大歷史事件中的首任押運官而被載入史冊。
十二、文物專列在吳瀛帶領下悄然開出北平
吳瀛和易培基秘密商定了文物遷運的出行日期和路線：由平漢轉隴海，再回津浦南下，以避免天津站遭日本人襲擊。故宮與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等方面商調了東北憲兵100名，派一隊長統帶；並選了故宮博物院的若干警衛隨車照料。
為保險起見，易培基專電南京行政院，說明周肇祥聚眾阻撓的情形，請南京政府敕北平當局制止。2月3日，宋子文致電北平市市長周大文，要求市府全力協助故宮運出古物。同時指令：“周肇祥煽動群眾，擾害治安，即緝拿嚴辦。如力有不及，可請軍事機關協助。”第二天黃昏，北平市公安局即派出兩警官到周家，將周肇祥逮捕拘押。
2月5日夜，故宮博物院在北平市政當局的協助下，連夜將第一批南運古物2118箱裝上板車，集中到太和門前。天黑以後，運出午門、天安門，再運到前門火車站。
大批板車路經之處，一律戒嚴，由軍警擔任警戒，嚴禁車輛行人通過。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中回憶當時的情景寫道：“車行在路上，顯得非常寂靜，除了車輛之聲外，沒有任何聲音，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唱歌，有非常淒涼的感覺。”第一批南遷古物一共裝了18節車皮。
啟行前，易培基擬了個文稿，請南京行政院電示沿途經過各地方軍政長官，要求派隊保護文物專列。南京行政院遂密令京滬鐵路沿線地方派軍警保護；交通部也受命於事先給沿線各鐵路局下達指令，要各站除特別快車按時放行外，其他列車一律為故宮古物專車讓路。
很顯然，儘管易培基在一些事務的處理和為人做派方面存在瑕疵，時而有一些對不住老朋友的舉動，但他對中國文博事業的護理還是竭力盡職盡責的。也許正是基於這一點，吳瀛對易培基總是給予最善意的理解和最全力的支持，始終以誠摯和忍讓和周圍不太夠朋友的朋友保持著情誼。
吳瀛押運著滿載國寶的專列，每到一站，都有地方官派人上車招呼。車行沿線兩旁，逐段都有馬隊隨車疾馳護衛。專列在夜間行進，都不敢鳴笛，遇重要關口時都熄燈駛過。車上所有司員，在夜間都和衣而臥，隨時準備起身應對不測。
當時在徐州一帶，時有匪眾出沒。吳瀛他們快到徐州時，就聽說前一天晚上，有約1000餘的武裝在徐州路段附近窺伺。地方當局發覺後，出兵打了一仗。那夥武裝見地方有所準備，慌忙退去。
因為專車從北平出來後，曾繞道隴海鐵路，所以直到第四天，才行至南京下關。專車停靠首都，所有的人都鬆了一口氣，以為可以告一段落了。
十三、文物在南京滯留的日日夜夜
然而，事情並非如人們所想象，一系列的麻煩在等待著他們。
就在第一批古物離開北平的第三天，張繼在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上提出一項緊急議案，建議故宮古物改運洛陽和西安。他的理由是把古物運往上海，存入租界，受外國人庇護，是國家的恥辱。他的這一理由冠冕堂皇，加上開會時提議故宮古物遷滬的宋子文正在上海，不能到會，所以會上沒有反對之聲。
專列在南京下關車站停穩後，吳瀛一眼看到站臺上站著張繼和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褚民誼告訴吳瀛，中政會議議決故宮古物改運洛陽、西安。因此他囑咐吳瀛先不要卸車，專車就先停在站上。
吳瀛追問臨時改遷洛陽、西安，那麼多文物，有存儲之地嗎？褚民誼說已去電詢問，現在等回電，一旦回覆有地方存儲，立刻轉運過去。
把這麼重要的古物停放在站上，這怎麼成呢？吳瀛立即吩咐衛隊、憲兵們都不能離開車站，監押人員也都暫留車上。
如此佈置後，吳瀛還是放心不下，遂與褚民誼商量向軍政部借軍隊保護。他乘坐褚民誼的車，直奔軍政部尋找主管人，請他們即刻調500士兵到下關車站護衛專列，說定每天津貼伙食費由故宮方面開支。
那一夜，吳瀛心中怨氣鬱結，無論如何不能入眠。一方面是擔心車站停放的文物安全；一方面覺得張繼搞陰謀可恨。如此價值連城的珍貴歷史文物，到了首都南京，居然連個存放的地點都沒有，行政院這是乾的什麼事情？他自己作為直接責任人，一旦真出了事情，怎麼得了，如何交代！這時，窗外飄起濛濛細雨，吳瀛又為文物防雨的問題心焦起來。
天一亮，吳瀛就找張繼，說出文物擱置南京的種種擔憂，而自己在南京人地生疏，請張繼想辦法解決。可張繼支支吾吾什麼問題也不幫助解決。
吳瀛只好自己到軍政部，借了大批的苫布，送到車站改在車皮上，給文物遮風擋雨。又到行政院，追問洛陽、西安回電。褚民誼告訴吳瀛，洛陽、西安回電了，都沒有儲放文物的地方。
褚民誼還告訴吳瀛，蔣介石給南京發來了電報，提議將文獻館的部分檔案留在南京。但南京並無現成的存放處這些文獻，褚民誼尋覓了幾處也都不合適。
無奈之際，吳瀛去見了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好說歹說，林森答應把中山陵園後面的三間房子借給故宮博物院，以存儲文獻館的檔案箱。
出於對存放檔案處所是否合適的關切，吳瀛拉著褚民誼到實地查看，不料這一看發現諸多問題。首先是這些房屋很潮溼，根本不宜存放紙張。而且這三間房子在高臺之上，搬運爬梯極其費事，此刻又適逢雨天，搬運中淋溼了檔案更無法挽回。於是吳瀛當機立斷，文獻館的檔案不宜放置此處。
十四、故宮文物安抵上海
對運送到南京的故宮文物安全毫不上心的張繼，仍然堅持把文物遷運洛陽、西安的主張，他要吳瀛不必為文物的去處操心，只管等候兩地找到文物存放地的最終消息，再行押送。
就在此時，身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葉楚傖又提出一個新的建議：故宮古物留在南京，文獻檔案運往開封。但他的提議遭到于右任的反對，沒有通過。
吳瀛每天都要從飯店跑到下關車站，查看專列上的文物是否安然，因此他無法抽身到上海去找宋子文。他曾致電北平詢問解決方案，但北平也沒辦法，告以問題必須在南京解決。吳瀛沒有辦法，只好苦等著宋子文回南京的消息。
兩個星期過去了，宋子文才從上海回南京。吳瀛聞訊一清早就前去宋公館，向宋子文講述了在南京苦等的種種艱難。“借了500名軍政部隊看守下關車站文物，非但用費可觀，且相當危險。我專候院長回京解決此事。我以為只有照原案運上海才是上策。”
宋子文於當晚就召集了臨時中央政府會議，會上議決故宮古物、圖書照舊運滬，暫存故宮博物院已在上海租定的倉庫，日後再從長計議；文獻檔案留在南京，暫存行政院大禮堂內。
第二天再見面時，宋子文告訴吳瀛中政會討論的結果。他還告訴吳瀛，他已關照了輪船招商局，放一隻輪船運送文物。他說他已打了招呼，這艘船不許賣客票，是專運文物的。另外船到上海他也做了安排，腳伕、庫房、地方上的一切事宜，他已指派劉鴻生幫助吳瀛料理。
宋子文最後對吳瀛說：“你信任劉鴻生好了，決不會出毛病。你放心，一併同他接洽。”吳瀛對於宋子文這樣明快的態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和宋子文見面後的第三天，第一批故宮南遷文物從南京下關車站搬運上了“江大”輪。但上船時吳瀛發現，輪船局方面並沒像宋子文關照的那樣不許賣客票，統艙內放進不少買了票的私搭乘客。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些私搭乘客，在天黑之後，點著洋燭打其了麻將，明火嚴重威脅到文物的安全。吳瀛立即派人找輪船上的負責人，出面加以制止。乘客當時收起了麻將牌，但誰也無法保障他們真的就不再把洋燭點上推牌。結果，在從南京到上海的三天航行中，吳瀛他們一直提心吊膽。
文物搬進庫房的第二天，吳瀛又去查看了一遍，劉鴻生也陪同吳瀛一起去查看。進到庫房內，劉鴻生髮現外層辦公房內，放著好幾盒吸菸用的火柴。他非常生氣，說這是不應該有的現象，並將火柴全部收走。吳瀛覺得他態度雖然有些粗暴，但對將此事交予劉鴻生這樣如此認真熱誠的人督辦感到安心。第三天，宋子文也親自到庫房巡視了一遭。
至此，吳瀛感到可以回北平復命了。整個運輸過程，雖然屢生波折，但所運文物絲毫沒有損失，吳瀛心頭的一塊石頭這才真正落了地。
第一批南遷文物安全運抵上海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批文物隨後陸續從北平發出，分別由馬衡、袁守和、沈兼士、俞同奎負責監督運到了上海。五批文物，共計19557箱。故宮館藏的大量珍貴文物正由於分批“南遷”上海，後來又從上海“西遷”重慶，因而沒有在抗戰烽火中遭受損失，那一代文博人用熱血赤誠，寫下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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