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七十年代，人們生活在物質極其匱乏的時代，那時候，人們的肚子能吃飽，身子上能穿暖，生活就算過的不錯了。吃飯憑購糧證，按月到糧站購買糧食；穿衣要布票，每年發一次布票，憑票到商店買布料；買啥東西都要證要票，那時候叫計劃經濟。有的人勞動強度大，供應的那點糧食根本不夠吃，就要餓肚子，我見過好多人家一家人吃飯還要分得吃，既在家裡吃飯還要打份飯，你有再大的肚子也別想多吃。穿衣服更是家裡大人穿舊了小孩子穿，老大穿完老二穿，一件子衣服有時要穿十年八年的不足為奇，縫了又補，補了又縫，當時人們嘴上常說的是，一件子衣服“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我是工人家庭出身，像我們這樣窮人家的孩子時常把有錢人家扔出去的鞋子揀回來穿，有時把別人扔出去的爛鞋撿回來，把爛鞋幫子拆了，在這個還新點的鞋底上母親再做一對鞋幫縫了上去，我們穿。
以上這些是當時多數人家生活的真實寫照。當然，也有生活好的人家，如雙職工家庭或子女少的人家，他們不僅吃穿能過去，就是人們最羨慕的四大件，既自行車、縫紉機、手錶、收音機，也能有上一兩件。這樣的人家就是當時最氣派的人家了，當時的四大件是人們最羨慕和嚮往的東西，一般的人們只有在結婚時或者是上班掙錢之後生活寬餘了才能享用到的，人們叫四大件為“一蹬二轉三聽四看”或“三轉一響”，在此我說說我家的四大件的來歷。
先說縫紉機。
我們家一直是錫尼鎮的老住戶，我的父親在旗委當炊事員，所以我們這個工人階級家庭是很窮的，我們兄妹五個，就父親一個人上班，我的母親沒有工作，還有病。在70年代，我父親每月的工資是40多元，我們全家人的穿戴都是母親一個人手工縫製，想一下全家七口人，光鞋就得做多少雙，做一雙鞋，先要用舊布打襯子，打好襯子再剪成鞋幫和鞋底，一雙鞋底就要用麻繩子納上千針萬線，納鞋底用的麻繩還是自己用手搓的，縫得衣服之多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媽媽有做不完的家務，晚上在燈下還要縫縫補補，有時候我們睡起一覺醒來了，看見媽媽還在燈下做著針線活兒。
那時候，我的姨夫家有一臺縫紉機，姨夫手巧，他本是搞理髮的，但他卻會做裁縫活兒，他白天理髮，晚上回家就又剪又縫，倆姨姐妹們穿著姨夫做的衣服得體風光，我們羨慕的要死，不過姨夫家的孩子也多，總是有做不完的家務，有時候姨夫也給我們縫一兩件子衣服，我們穿著感覺到很榮耀。
我記得我的一個舅舅在六十年代結婚時，女方家要求買一臺縫紉機，可難壞了姥爺，先是沒錢，等籌夠錢了又買不上縫紉機，最後託人從包頭給買了一臺縫紉機，才辦得婚事。
我母親的身體一直有病，常年的病痛折磨的她身子很虛弱，為了減輕母親的勞動負擔，1976年，我們家用一百元買了一臺旗被服社淘汰的老式飛人牌縫紉機，那還是向姨夫家借的錢買的，當時我們家還拿不出這麼多的錢。
家裡有了縫紉機，一般的縫縫補補活兒媽媽都在縫紉機上做，減輕了不少的勞動。有了縫紉機，我也學著用，竟學會了一些簡單的縫紉活兒。1984 年我在伊克烏素糧站工作，結婚時，老婆在供銷社上班，她們單位處理一臺受損的縫紉機，我買回家，雖說我只用它扎扎鞋墊，偶爾縫縫舊衣服，但它是我這個小家庭裡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件財產，又是很耀眼的家庭擺設。
再說自行車。
說起自行車，在當時，它是我們這些小孩子眼裡最渴望得到的東西。看見比我們大的哥哥姐姐們騎著自行車在街上瀟灑地轉悠，我們羨慕的要死，魂都被勾去了，有的大哥哥在街上騎車雙手撒把，風一般的馳去，真是威風極了，我們更是敬佩的不得了。
我是13歲上學會騎自行車的。說是騎實際上不是騎，是將一條腿從自行車的大梁下的三角架裡掏進去，一條腿彎著，一條腿直著，身子歪在一邊，好像蹲著騎一樣，我們叫掏著騎，現在沒了這樣的景觀。
我學會騎自行車也是偶然的，一天，鄰居家的小朋友小平推著自行車來找我，說要出去學騎車，讓我去給他把車子——就是他騎上車子，我在後面的車架上給他用力把住，以防跌倒。
我倆來到了禮堂門前的廣場上學騎自行車，他在前面一條腿掏進了三角架裡踩著腳蹬騎，我在後面扶著，走不了幾步他就跌倒了，好多次下來，他覺得累了，坐一邊休息，我說我也學學。我自己把著自行車，一條腿掏進了三角架裡踩著腳蹬，一條腿拖著蹬地，朝前用勁一溜，又一溜，那驚險的滑行讓我一陣陣的緊張，我牢牢地把握著，幾圈子下來，我竟會掏著騎了，可小平學了半天也沒會。真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
學會了騎自行車，就時時刻刻想著騎自行車。一次，學校放假了，我借了鄰居家的自行車，到哈勞才登的舅舅家玩，往回走時，舅舅給拿了一瓶酸奶子，那時，我只會在大梁上騎車（自己個子小），路過一家牧民家時，一隻狗跑來，汪汪地吼著要咬我，我怕的一急一慌，想猛蹬自行車跑。拍。我一下子摔倒在地。那狗看見我摔倒了，竟站一邊不吼不咬了。我的腿疼，一看膝蓋處爛了。往起一扶自行車，看見自行車鏈子也斷了，酸奶瓶子也打爛了。我狼狽地推著自行車走了十幾里路回家。
1978年，我們家買回了一輛飛鴿牌自行車，180元，是我跟工程隊勞動二年攢下錢買的。買了自行車，我們特別的愛護，一定要用一種彩色的塑料帶子，將自行車上所有鐵架子纏出來，加以保護。我的父母親都不會騎自行車，可我們兄弟姐妹五個人，一輛自行車，大家都還是要爭搶的，最後決定，誰外出勞動幹活誰騎。
第三說說手錶。
六七十年代，人們戴上一快手錶，就和鑲上一顆金牙一樣，是很顯耀的，鑲金牙的愛笑，戴手錶的人愛挽袖子。這時期戴手錶的人很少很少，一是沒錢。二是有錢也輕易買不上表。因為是計劃經濟，商業部門進來的表是有限的，一次也就進個十塊八塊的，每次進回表都要均衡分配給單位，一個單位只能分一塊表，有的單位一塊也分不上，單位里人又多，誰家有當緊事——如娶媳婦娉女子，才能給考慮。多數時候是輪著拿，這次張三，下次李四。
當年，阿門其日格公社黨委書記王佔文同志，50多歲了還沒戴過手錶，他的女兒工作後，上了六個月班，領回180元錢，決定給老爸買一塊表，可當時手錶十分緊缺，買一塊表要供銷社主任批准後，銷售員才能賣給。女兒讓老爸去說，自己拿錢。可王書記的回答是，表十分緊缺，還是讓一般同志買吧。女兒急了，自己找供銷社主任，用120元錢買了一塊“上海”表。王書記的表戴上不久，他的五兄弟娶媳婦，要下一塊表沒法解決，王書記將自己的表摘下給了弟媳婦。
1978年底，我在杭錦旗機井隊幹活，領了四個月的工資，家裡找熟人用120元錢給我買了一塊“上海”表，我是我們家第一個戴錶的人，媽媽說我年齡大了，年輕人又在外面勞動幹活，要接觸人，要包裝一下。當時我戴上了手錶，心裡感到非常的的榮耀，有事沒事看看時間，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沒手錶時一天稀裡糊塗過去了，自從有了手錶我就按時做需按時做的事情。現在這塊“上海”表我還保存著。
第四說一下收音機。
對收音機，我從小在心裡就有著一種嚮往感和神秘感。我小時候初見的收音機是我的鄰居家的一臺電子管收音機，那個收音機是個木頭匣子的，看上去很大，我們年齡小，聽著木頭匣子裡有人又說又唱，以為裡面有人，大人也戲我們說就是裡面有人。我們就想像裡面的人多小啊，一定還有一個像禮堂裡面的舞臺，人們在上面唱啊跳啊，我真想打開這木頭匣子看看裡面的人。
我上小學後，上常識課，老師講最簡單的收音機是礦石收音機，說只要有礦石和一隻耳機就可以接收廣播了。我當時以為礦石指得是一種石頭，後來才知道礦石是指用礦石做的一種元件。我只要出門，走到哪裡都打問是否有礦石。終於在1977年我進東勝的一個無線電門市部碰上了我心儀已久的礦石，它就是一個小玻璃管，兩面有金屬，中間有一個可調試的小柄。我一下子買了五個。我回來後和同學要了一個電話機上的耳機，將礦石安了進去，又接了天線地線。天線是用一根很長的柳椽子上面纏上粗鐵絲，再把它綁在我家門前的電線杆上，實際上這是很危險的，因為電線杆上的電線有電。地線嘛，在家裡的炕前挖了一個大坑，埋進了鐵絲。一切連接好後，我拿起耳機聽，果然裡面發出了嘰哩瓦拉的聲音，再仔細聽，就能聽出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是莫斯科廣播電臺的漢語臺，當時蘇聯電臺的功率是很大的，但這是“敵臺，”誰敢聽，我聽了兩個晚上，有的話我也聽不懂，趕緊拆了。
我的同學樊玉江初中畢業後在阿色楞圖公社四大隊下鄉（知青），我借同學邢小軍的長篇小說《靜靜的頓河》他又借去看，看了好長時間也沒給我還，邢小軍來要書了，我只好騎自行車去離旗裡有四十多里的阿色楞圖公社四大隊尋書，我在他們知青點上，看見有一個不大的舊收音機扔在床下，灰塵封面，我問他收音機怎扔在床下？他說壞了，用不成了。我說送我吧。樊玉江說，拿去吧，早就用不成了。我拿回來到無線電修理鋪花了五塊錢修好（五塊錢是我三天的工資）。我把收音機拿回家裡聽，興奮不已，我白天聽，晚上睡覺放在被窩裡聽，真是愛不釋手。父親問我哪來的？我說在知青點上和同學要的，父親讓我聽兩天還回去。我說同學送我了。父親還是說讓我聽兩天還回去。我再沒吱聲。我白天黑夜聽，一直聽了一個星期，一天我回家，收音機不見了，我問父親收音機哪了？父親說他給旗知青辦交給了。可把我氣壞了，父親怕我是偷人家的。
我的一個同學家有收音機，七十年代人們喜歡聽評書，每天中午12點半，我們就會準時到他家圍在收音機前聽評書。像《林海雪原》、《烈火金剛》等評書都是那時聽的，我們還知道了說平書的大師劉蘭芳、單田芳等。
1980年我在伊克烏素糧站工作時，我買了一臺小收音機，單身的生活是收音機陪伴了我，我每天聽新聞，聽評書，電臺上還有每週一歌，我跟著學會了不少的歌，像《草原之夜》這樣優美的小夜曲，就是我跟著收音機學會的，當時，我的對像她還不會唱這首歌，是我教給她的。現在，每當我聽到《草原之夜》這首歌的時候，心海里不由的就會回想起那青春美好的日子。
以上所敘都是我所經歷的平凡小事，但足以見證那個年代人們的真實生活狀況。
閱讀更多 悅享鄂爾多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