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一生用過的名號有數十個，除本名孫文外，外國人習慣稱他為“孫逸仙”，政敵則常常呼之為“孫大炮”。孫逸仙這個稱呼的由來很清楚，即孫中山的國文教師區鳳墀按照粵語諧音，將他的字“日新”改為了“逸仙”。至於“孫大炮”的來歷，一直以來則沒有一個詳盡的解釋。目前流傳最廣的說法來自於唐德剛的《袁氏當國》，他在書中說，袁世凱聽了孫中山的鐵路規劃後，“背後語人，就說孫文是個‘大炮’”，“中山的‘大炮’的諢名，據說就是袁世凱叫出來的”。但這一說法其實並不可靠。
孫中山的海外老鄉首先稱他為“孫大炮”
所謂“大炮”，源於粵語“車大炮”(也作“扯大炮”)，意指吹牛、說大話，後來也被客家話借用。袁世凱作為一個河南人，顯然不懂粵語，所以這個“孫大炮”的發明權，只會是孫中山的廣東老鄉。
曾任廣東空軍參謀長的胡漢賢回憶，孫中山早年在海外發表演講，為革命募捐時，有華僑嘲笑他：“孫大炮又來騙錢了！”一次在加拿大的一家餐廳裡，有人問他：“孫文！孫文！你說要打倒清朝，請問你有什麼兵力去打呀？”孫中山笑著說：“鄉里！我們有辦法的，打倒清朝很容易，我們的軍隊多著呢！”那人不由大笑：“哈哈！什麼軍隊？我只見你一個人在這裡吃飯！”孫中山回答：“是的，我們有很多軍隊。清朝的軍隊就是我們的軍隊，清朝皇帝在給我們訓練軍隊呢！”我們知道，後來清朝確實是亡於新軍起義，但當時沒人信，於是眾人大笑：“哈哈，真是孫大炮！”
無獨有偶，同樣的故事在美國也發生過。芝加哥是保皇黨的勢力範圍，直到1910年，同盟會在這裡都沒能打開局面。孫中山拜訪華僑時，來到一家洗衣店門口，剛要進去，店主突然走出來，一手拿著熨斗，一手指著孫中山說：“你不要進來，我不聽你的‘車大炮’，你要進來，我就用燙頭擲你！”孫中山只好“很誠懇地笑笑、點點頭”，走向另外一家商店。給孫中山做“嚮導”的留學生梅斌林有些氣憤，說：“這個僑胞的態度，真叫人受不了！”孫中山反過來安慰他：“這些遭遇我早已預料到的，沒什麼。人家不瞭解我革命的道理，責備我們兩句是不足怪的！”或許他早對“大炮”這個綽號習以為常了。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回國活動，“孫大炮”的名字也隨之在國內流傳開來。1912年，孫中山赴北京會見袁世凱，其情況並不是現在有些人想象的那樣一團和氣。袁世凱的重要幕僚張國淦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樣一幕：歡迎孫中山的宴會上，有北洋系軍官在一旁高聲議論，說“共和是北洋之功”，同盟會是“暴徒亂鬧”，至於“孫中山一點力量也沒有，是大話，是孫大炮”“大騙子”。面對此情此景，袁世凱旁觀不語，孫中山則“從容如常”。
譚延闓早年身屬晚清立憲派，直到1922年才真正追隨孫中山。他早年認為，“孫是隻會講外國話而沒有讀多少中國書的一個革命黨人”，“所以也就開口閉口跟著一些人罵孫中山只會說大話、放大炮的一個人，亦呼孫中山為孫大炮”。後來譚延闓改奉革命理論，對人回顧說：“我自追隨孫先生左右，朝夕領教以來，才逐漸認識到，孫先生是不如我從前所聽說的孫大炮，而確實一個文通中外、學貫古今的有真才實學的人，是排滿、反袁、打倒北洋軍閥的一個真正領導人。”同是湖南人的趙恆惕，因持反孫立場，亦稱孫為“大炮”。
年輕時投身革命的袁同疇也回憶，陳炯明“對當時的非常大總統孫中山先生盡力汙衊，開口閉口都稱‘孫大炮’”，他當時“雖不是國民黨黨員，聽起來也刺耳。無論如何，孫先生總是上官，陳氏總是部下，部下對上官可以這樣侮辱嗎？”顯然，在正統革命黨人眼中，“孫大炮”是含有侮辱之意的綽號。
理想主義不被理解，於是成了“孫大炮”
不同於政敵，革命黨人及其他第三方人士，在提到“孫大炮”這個詞時，多少是含有一些讚許之意的。1918年，早先對復辟態度曖昧的徐世昌當選大總統，孫中山對“非常國會”議員丁超五說：“我們要打倒徐世昌。”丁超五謹慎地回答：“我們沒有這個力量，不應當說這個話。說了要招人之忌，遭到反擊。”孫中山不以為然，反問說：“難道我們連說話的勇氣全沒了麼？”丁超五後來頗為感慨地回憶，“先生被有些人譏誚為‘孫大炮’，其實，他是正氣充沛，敢於表達自己的見解。”由此看來，孫中山讓人覺得是“車大炮”，主要還是因為他處事過於樂觀，常常超出普通人的理解。
1919年，陳獨秀在《每週評論》上的一篇文章提到，“有一班人因為孫中山好發理想的大議論，送他一個諢名，叫做孫大炮。威爾遜總統的平和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我們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在陳獨秀看來，“大炮”代表的是一種理想主義。胡適所見略同，他曾在文章中說，“中山先生以三十年的學問，三十年的觀察，作成種種建設的計劃，提出來想實行，萬不料他的同志黨人，就首先反對。客氣的人說他是‘理想家’，不客氣的人嘲笑他是‘孫大炮’”。
及至1925年孫中山去世，其生前爭議逐漸消散。錢玄同即說，“十三年前稱孫先生為‘孫汶’的，十年前散佈‘《孫文》小史’的，六七年前稱他為‘國賊孫文’的，半年前還是稱他為‘孫大炮’的，‘近數月來’，都親親熱熱地叫起‘中山先生’來了，甚而至於叫起‘元勳’‘偉人’這一類的字樣來了。”此後不僅不再有人稱孫中山為“大炮”，甚至還有人開始為這個綽號辯護。1926年，張友漁發表《革命黨與大炮》，疾呼“今日的中國，實嫌放大炮的人太少了。無論在思想上，政治上，社會上，都有許多洗不盡、掃不完的垃圾，非用大炮轟去不可，大炮之名，又何必避呢？”“故孫中山被稱為大炮，適足見他的偉大，放冷箭的人們，可以休矣！”在這裡，“孫大炮”簡直是一種讚美了。
其實孫中山本人對於“孫大炮”這個綽號，也是有幾分欣賞在內的。有一次，他在演講開始時，特意說：“廣州有很多人叫我做‘孫大炮’，好吧，現在我就要開大炮了”。當時在場的林從鬱回憶，孫中山演講很巧妙，“不否認自己是‘大炮’，只用事實說明這‘大炮’是大帝國主義的。這就使聽眾心理上起了變化，覺得這樣的‘大炮‘不僅不惹人憎厭，反而可愛；多一些，對國家民族有好處。”贏得一片掌聲。1922年，陳炯明發動兵變，孫中山發表演說：“我現在決定處置的方法，下令要他全數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難以武力壓服人。人說我孫中山車大炮，但這回大炮更是利害，不是用實心彈，乃用開花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營陳家軍變為泥粉。”
有意思的是，“孫大炮”這個名號叫響以後，很多其他姓孫的人也被冠以此綽號，只是已偏離其本意。孫傳芳因“喜露鋒穎，凡事必恥居牛後”，故人稱“孫大炮”；“煙火大王”孫紹昌在日軍空襲蒙自時，冒險放炮報警，居民得以及時躲避，他自己則被炸傷，因此居民稱他為“孫大炮”；上海大學教授孫大雨善於演說，有自負、固執等特點，被稱為“孫大炮”；臺北《民族報》副刊主編孫陵被稱為“孫大炮”，因其出語驚人，“以痛快淋漓的口吻痛斥當時的文風”。
孫中山為什麼敢為修鐵路“放大炮”
在討論了“孫大炮”的由來和意涵後，我們再來看看這個綽號是否恰當。很顯然，孫中山不是一個“口炮黨”，一生都在身體力行地去實踐自己放過的炮。自1894年創立檀香山興中會開始，至1911年黃花崗起義，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前後發動了10次起義。1910年芝加哥華僑覺得推翻滿清是不現實的，期望穿著從保皇黨那裡獲得的官階、官服，以後回鄉光宗耀祖。誰知道沒有兩年，清廷就倒臺了，“車大炮”成了真。
民國建立後，孫中山為實現共和理想，在十幾年間，發動“二次革命”，興兵討袁，兩次領導護法運動，三次在廣東建立軍政府。孫中山晚年心繫的北伐，也在其去世後不久，獲得成功，使中國統一在國民政府名下。在孫中山的革命歷程中或有種種爭議，但其為理想所做的種種努力，則是無法否認的。
關於鐵路建設里程，孫中山主要有兩個說法，一是1912-1913年間，他多次對外宣傳的“二十萬裡”：“我十年之內必能為中國造二十萬裡鐵道”“期限十年，壯二十萬裡之聲勢，活四百兆人民之命脈”。二是1919年在《建國方略》中修正後的數字，“若以此十萬英里之鐵路，在十年內建築之，機關車與客貨車之需要，必當大增”——— 孫中山設計的鐵路合計7.6萬英里，但因“多數幹線當設雙軌，故合數計劃路線計之，至少當有10萬英里”。
不管是“二十萬裡”，還是“十萬英里”，現在看來都是匪夷所思的，畢竟1950年，全國鐵路通車總里程尚只有約2 .22萬公里；至2015年初，中國鐵路總里程也才達到11.2萬公里。孫中山錯在選了一個不切實際的參照物——— 美國。孫中山履新後，在上海“中華民國鐵道協會”演講時說，“凡立國鐵道愈多，其國必強而富。如美國現有鐵道二十餘萬里，合諸中華里數，則有七十萬裡，乃成全球最富之國。”隨後幾個月，他多次有“美國土地較小於吾國，鐵路至八十萬裡”之類的發言，表示要努力使中國的鐵路里程趕上美國。
美國建設鐵路的速度，稱得上是一個“神話”。美國鐵路自1830年建成首條後，就開始“野蠻生長”，尤其在1881年-1890年的10年中，每年平均修建鐵路達1.1萬公里，是世界上築路最快、最多的國家(朱從兵《鐵路建設與民生主義》)。孫中山依此判斷，顯然是忽略了中國和美國在地理環境上的巨大差別。
孫中山終究是個實幹家
孫中山在修鐵路這件事上，也沒有停留於坐而論道。他在鐵路督辦任上，到京奉、津浦、膠濟、正太等鐵路視察；在上海組織全國鐵路總公司、鐵道專門學校和《鐵路》雜誌；請詹天佑設計鐵路藍圖。他還和蔡鍔交流過修建蒙藏鐵路的計劃，當時雲南《振華日報》報道，孫中山“自任鐵路總會總理以來，一切規劃莫不精心籌維，日前有函致滇，調查滇省鐵道，已辦者若何？我辦者若何？並函述一切規劃情形”。
1913年2月，孫中山和馬君武、戴季陶等赴日本長崎、東京、大阪等地，在考察鐵路、工廠的同時，和日本方面商談興辦中日合資企業“中國興業公司”，為中國修路籌款。誰知此時宋教仁突然遇刺，孫中山回國領導“二次革命”，修路計劃宣告夭折。
至於孫所設計的“鐵道線路規劃圖”，倒確實存在著不少不專業的地方。端納曾陪伴孫中山做過一次北方鐵路考察之旅。他親眼見到孫坐在列車裡繪製線路圖，“小小的鐵路建設者坐在他的地圖前，在一處標上一條新線，把這條線取直，又把那條線取直。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夢想中，沉浸在那種使你脈搏跳動、血液沸騰的夢想中。最後所有的省會都被幹線連起來了，所有專區城市都用小線連起來，在各個方向還有分支，就象大榕樹一樣，這是一個令人驚奇的製作”。
端納很質疑孫中山的做法，認為他畫線時並沒有考慮到懸崖或峽谷、山嶺或冰川、森林或沙漠，河流或湖泊。但孫中山繪製的畢竟只是一張粗糙的示意圖，而不是精確的線路施工圖。對示意圖裡的“直線”，似不宜苛責過多。
最後，關於孫中山究竟是不是“大炮”，我們不妨看一看胡適的說法：“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真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的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裡說‘專尚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只可說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真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最大的建國方略。但是大多數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聽見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就蒙著耳朵逃走，說‘我們是不尚空談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這個虧。不是吃他的理想的虧，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認作空談的虧，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實行，全是為了這個緣故。”這實在不失為一個客觀評價。
原刊於《南方都市報》，楊津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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