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謂之狂，我獨愛其直。
實為君子徒，愷悌神所悅。
——林散之
高二適（1903－1977），江蘇泰州市姜堰區興泰鎮小甸址人（解放前屬江蘇東臺）。原名錫璜，中年曾署瘖盫，晚年署舒鳧；齋號證草聖齋、孤桐堂。當代著名學者、詩人、書法家，其善書法，尤擅草書。1963年經章士釗引薦，被聘為江蘇省文史館館員。在文史哲、詩詞、書法的研究和創作方面成果卓著。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證》、《校錄》、《劉賓客辨易九流疏記》、《高二適書法選集》等。
高二適一生奮鬥，於文史哲的研究、詩詞歌賦的創作和書法藝術的創作與研究，成果卓著。其一生讀書、治學、治藝，可以“誠”“勤”“廣”“深”概括之，如從其自家言論中採摘，“吾素不樂隨人俯仰作計”可謂“誠”；“一日無書則不能生”謂“勤”；“出入千數百年，縱橫百數十家”謂“廣”；“若草法從章法來，則高古無失筆矣”可謂“深”。
“吾素不樂隨人俯仰作計”
高二適生性剛直，坦率真誠。其為人，決不虛偽趨附；其為學，一定追根窮理。平生崇尚學問，敬服賢者，鄙視小人與皮厚腹空之徒。其氣質性情與人生態度在其名、號上即有所表白。其名，易“錫璜”為“二適”，寓“適吾所適”之意。其在1927年24歲時題《山谷全集》第二冊扉頁即鈐“高二適印”朱文印，可見，以“二適”名在其青年時代。其別號，中年時常用“瘖盫”。“瘖”，啞也，引申為默不作聲，寓不願輕易附和他人之意。其近60歲時又以“舒鳧”為號，晚年常見諸書作上的題款或印章。“鳧”者，野鴨也。“舒鳧”乃自由自在，不受羈絆之意。相互聯繫起來看，取名“二適”和以“瘖盫”“舒鳧”為號，均顯示出其強烈的自我意識、個性色彩。密友林散之與高氏於1966年以詩為介，相互傾慕，面識後常相往來，或以詩代函，或深夜契談，抗論古今，交流心得，互引為不可多得的知己。林有詩句評其性格德行曰：“於人不虛譽，於己能專責。平生青白眼，未肯讓阮籍。人皆謂之狂，我獨愛其直。實為君子徒，愷悌神所悅。”
此乃深知高氏之評。高二適平日與人交往，心直口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往往面折人過，使人不悅，實心地坦誠，待人以真，識此者能互交為諍友。高、林之交即為一例，而其與章士釗之交更為典型。章士釗年長其23歲，兩人相識後，詩歌往還，學問相契，訂為忘年交，高尊其為師，交誼實在師友之間。1971年，章氏所著《柳文指要》出版，寄贈一部，高二適閱後，將其失誤處一一摘出，寫成《糾章二百則》奉上。
1965年的“蘭亭論辨”曾震驚學術界。當時郭沫若同志從南京出土的王興之夫婦墓誌與謝鯤墓誌的書法聯繫到王羲之《蘭亭序》的真偽問題，撰文認為《蘭亭序》的文與書均偽，為隋僧智永所依託，而《蘭亭序》的書法應與王興之夫婦墓誌、謝鯤墓誌相類，與“二爨”筆法相近。該文在《文物》19 65年第6期上刊出後，因種種原因，一些學者名流附和響應，頗見聲勢。高二適起而撰《〈蘭亭序〉的真偽駁議》一文與之展開論戰，文中表示“吾素不樂隨人俯仰作計”，也從《蘭亭序》的文與書兩方面加以考證、辨析，以論其真。1972年，郭沫若在《文物》第8期上發表《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一文，舊事重提，高氏便撰《〈蘭亭序〉真偽之再駁議》一文，後因當時政治氣候，文章一時難以發表。遺稿於1982年《書法研究》第1期刊出，此事亦可見其為學與為人。
高二適 草書臨神仙起居法（二種）23.5cm×33cm（左） 27.5cm×35cm（右） 紙本
求雨山高二適紀念館藏
釋文：《神仙起居法》。行住坐臥處，手摩脅與肚。心腹通快時，兩手腸下踞。踞之徹膀腰，背拳摩腎部。才覺力倦來，即使家人助。行之不厭頻，晝夜無窮數。歲久積功成，漸入神仙路。乾祐元年冬殘臘暮，華陽焦上人尊師處傳。楊凝式立。
鈐印：高二適（白）
高二適為人、治學之真誠，又可見諸其勉勵、關懷後學。20世紀70年代，不少愛好書法的年輕人常登門請教，高二適對有意求學者皆熱情相待，常以自己平日臨帖之“字課”相與，或面授示範，故其“字課”散藏於世間者頗多。高氏不僅關懷青年人學書，並引導後學做學問、多讀書，這是其尤為強調的。如在徐純原藏《後梁稚兒塔拓本》上所作“後跋”，糾正此拓本後原有的清人題跋誤以此石幢文為“六朝風格”“梁陳間書法”之謬，證實其年代“樑龍德二年”為五代後梁年號，書法風格如唐柳公權書。此後，又對文中所涉佛學中故事加以甄別、論證。末曰：“純原嗜古，餘乃為揭之，以增學文之精進，詎不善哉！”分明是以此題跋作示範，意在引導後學讀書、治學。
再一例，當時常向其請教書法的青年印刷工人桑作楷右手受傷，高氏聞知，去印刷廠宿舍探望，為表慰問，就地取材，裁下印刷用捲筒紙近丈長，高度近80釐米，興起書自作詩二首為一巨卷，心手雙暢，熱情洋溢，筆墨妙絕，境界高遠，其一生中所書最大的一件鉅製緣此而生。其誠心真情令人感動。
“一日無書則不能生”
高二適一生嗜書如命，無論在家或出行，總有書相伴，得稍閒即展卷入神。其讀書隨感隨題，有的書經過反覆摩挲，一題再題，其眉批、評註、題記、跋語，空處殆盡（這才是真正的讀書），所題或濃墨，或淡墨，或硃筆，多蠅頭小楷或行書，筆跡或工整或流暢，一時有一時之氣象、筆調。展觀其筆跡，無疑是一種審美享受，進而讀其文辭，琢磨其思路與觀點，受益更富。
高氏5歲入塾讀書。舊時私塾教育，所授大抵為《孝經》《論語》之類。高二適平生於文史哲攻讀甚廣，然用功最勤者在詩，其15歲通讀《古詩源》，39歲再作研讀。19歲始讀《杜詩鏡銓》，此為其常讀之書，終生相伴，其作詩，受益於杜甫詩亦甚深。2 0餘歲起讀《山谷全集》，此乃宋代詩人、書法家黃庭堅的詩歌總彙，亦為其平生常讀之書。僅從題記中即可知，其於25歲、37歲、41歲、42歲、55歲多次研讀。黃為宋代影響甚大的江西詩派的開創者，作詩講究修辭造句，風格奇拗硬澀，而其論詩則推崇杜甫，講究“無一字無來處”。高二適自29歲始攻讀陳師道（號後山居士，故有“陳後山”之稱）詩，40餘年不棄。陳亦為江西詩派代表人物之一。可見，高氏精研詩學，是偏重於杜甫至黃、陳為代表的江西詩派的，以趣味較合其個性故也。其對唐代韓愈、劉禹錫、李商隱、柳宗元、孟郊等人詩亦曾下功夫研讀，然用力最多者在杜甫與江西詩派，故其自作詩之形式風格、修辭趣味常與之近似。其作詩，字斟句酌，反覆錘鍊，要求很高，亦反映其性格中嚴謹的一面，而書風的豪放潑辣則顯示其性格的另一面，互為表裡。
高二適以研究的態度讀書，故其所讀，常尋諸本相校，比其優劣，勘其訛誤，又生髮出自己的見解，故有所著述。所讀之書，又有如《世說新語》《柳河東集》《劉夢得集》《誠齋集》《水經注》《廣陵先生文集》《高常侍集》《莊子》《楚辭》《玉溪生詩箋註》、顧炎武《日知錄》、杜甫《工部文集》、陳亮《龍川集》等，並對《廣陵先生文集》《柳河東集》《劉夢得集》《世說新語》作過詳慎的校勘。其題《世說新語》曰：“《世說》一書，適用功二十餘年，幾能背誦。”其校讀《劉夢得集》亦20年，於60歲時編定《〈劉夢得集〉校錄》。30餘歲時即對《易經》作過精深的研究，57歲時撰《劉賓客辨易九六疏記》上、中、下三篇數千言；又撰《柳子厚〈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後題》《跋劉賓客〈天論〉》兩文，為章士釗著《柳文指要》收入。蘭亭論辨中其所撰《駁議》《再駁論》，引經據典，詳加考辨、論證，亦顯示出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學術水平。
高二適乃自學卓然成家的典範。幼時在家鄉，夏日蚊多，夜讀時則置盆水於桌下，雙足插入以避蚊咬。抗戰時期，隨國民政府立法院西遷人川，居重慶獨石橋。在所讀《孟東野集》上曾題曰：“癸未春暮，餘滯獨石橋，以讀此集最為刻厲。每夜闌燈昏，輒放聲吟哦不休也。”
其當年同事亦回憶，高氏經常夜讀，同輩們則笑稱：“二和尚又唸經了。”
其1965年在《高常侍集》上題道：“我非藏書家，而繫有書必讀，是以一日無書則不能生。”
正因為如此，當“文命”期間的1969年9月11日午夜，造反派假查戶口為名，闖進高宅，將其碑帖書籍共3500餘冊抄載而去後，高氏一病彌年。其時，尚有一冊《淳化閣帖卷七·王羲之書二》“漏網”，高二適狂臨一番，以洩胸中憤懣，並在此冊上題道：“‘文運’僅存此冊，夜深便狂書十紙也。不死適老子。”詞語間怒氣可感。
林散之題“高二適遺作展覽”
至1973年2月23日，被查抄書籍發還，高氏喜不自禁，臨王羲之《十七帖》，並題曰：“己酉、癸丑之交，此帖沒而復返，如故人久別重逢。夜觀，老眼光明，心暢神怡之至。是歲正月廿一日為餘七十一生辰也。”
公曆2月23日正是農曆正月廿一日，己酉（1969）至癸丑（1973），查抄書籍歷三年半而於高氏生日這一天發還，嗜書如命的高二適，歡喜之情真是難以言狀了。
高氏作書常是與其讀書相伴隨的。其讀書喜作題，無論批註、題跋皆用毛筆書寫。此外，還常常有感而起興，展紙揮毫，書寫所讀到的精彩詩作或文章段落，或臨寫讀之有所會意的碑帖，既為遣興與研習，同時亦可應人索請，這在我們今天見到的大量書法作品中佔有相當的比重，或尺頁，或手卷，或條幅，或對聯，或扇面等，豐富多彩，如《漁父辭卷》《唐韋渠牟〈步虛詞〉卷》《草書〈離騷〉一節並跋》《狂草書杜甫詩卷》等。臨帖作品如傳皇象《急就章》、陸機《平復帖》、楊凝式《夏熱帖》《神仙起居法》、唐太宗《溫泉銘》、宋克《七姬權厝志》、隋人《出師頌》等，不僅在臨書，亦在琢磨詩文內容。而題跋書跡則更多精妙之作。
讀書多，亦是其作詩富蘊含、善修辭之緣由。其生平所作，應時、應事、應景有感而發，未思錄存。暮年曾有意選輯滿意之作千餘首，成《詩轍集》，然事未竟。其1975年曾有詩稿寄陶白，題曰：“詩轍集近稿，錄似陶老粲政。”時值“文革”後期，其有志於此事，又常因傷感於時世，而心灰意冷。曾聽其女婿尹樹人言，高公曾憤然表示“不留文字在人間”。但作為一位學者、詩人，視讀書、治學為生命，故有感而興起時，不能不作，然作成後又常將其手稿扔到爐裡一燒了之。如《詩稿三頁》即表現為抄錄詩作成集的格局，然未完成，或即為《詩轍集》所遺之零星片段。其與陶白詩稿中所謂“古來文物凋零最，乞與贏庭野火燒”，似為當時心境之表露，然其詩作，作為其書法作品的文字內容，隨書作散存於世者尚不少，詩與書相得益彰，可謂雙璧同美共存也。
高二適 草書臨書譜（選三）31cm×33cm×3 紙本
求雨山高二適紀念館藏
釋文：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慾，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侹不遒，剛佷者又掘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淬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玩所……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嚐盡思作書，謂為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餘乃假……緗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豪毫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偽，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鑑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
“出入千數百年，縱橫百數十家”
高二適曾在《聲調三譜》上題曰：“講宗法、遵師承、株株於流派者，均非佳致。要之出入千數百年，縱橫百數十家，取長舍短，自得其環，而又超乎象外，何聲調譜之是援耶！”這是其研讀詩詞聲律時引發出的一段評語，觀點鮮明，反對拘執於門戶之見，主張縱橫上下，兼取博採，悟其理，得其法，靈活變通，化為“我”有，終而自成一家。其非吟詠之道如此，書道亦如此。
高二適的書法，以一生勤奮鑽研，經歷了兼取博採、蟬蛻龍變的演化過程。從其存世作品中看，高氏於隸書、真書、行書、草書均曾研習，且真書兼魏晉帖、南朝碑和唐碑，草書兼章草與今草，以至狂草。唯獨未見篆書作品。然其曾在《淳化閣帖卷九·王獻之書》上題曰：“獻之書，骨法優。”“大令筆法純是篆理，此右軍似不逮之耶。”
高二適 行書論書15.5cm×33.5cm 紙本 1952年
求雨山高二適紀念館藏
釋文：《石門頌》氣勢深厚，以之煉筆力，便擬天骨開張，騰拏跳擲，有不可向邇之概。日夕揣摩，其樂無既雲。二適記。一九五二年二月寧寓。
鈐印：二適（朱）
兩段話聯繫起來看，高氏認為王獻之的草書骨法好，是因其筆法合乎篆書筆法之理，圓渾瘦勁，這是王羲之所不及的。可見高氏是很崇尚以篆理入行草書的。其1961年在《嶧山碑》上題曰：“憲侯以草為篆，吾意系從《權量》出。惟欲釋秦石而廣之，豈非駕獻之耶？”他認為王獻之是以秦《權量》的草篆意理入行草筆法的。同年在《嶧山碑》上又題：“玉筋法自是斯相定秦文統一之功，吾憮六國書從此亡矣。”
這裡，“玉筋”當為“玉筋”，亦可寫作“玉箸”，俗稱“筷子”。過去舊書上亦見有誤作“玉筋法”者，高氏於此未加審辨，為其小失。“玉筋法”乃秦刻石小篆之筆法，筆筆藏鋒，筆畫兩端粗細勻稱，極為工整。《嶧山碑》今所見皆為以南唐徐鉉摹本刻石者，故較《泰山刻石》《瑯琊臺刻石》更為刻板，趣味全無，無足取者。高氏因此而甚感茫然有所失，嘆曰：“六國書從此亡矣！”可見其於篆書崇尚多變化、富意趣者如《權量》之類。高二適題《淳化閣帖卷九·王獻之書》有云：“二適書成大家，將於此中求矣。”
可見，他對王獻之書法是十分敬服的。以篆理入草當然是其傾慕而追求者，故高二適之草書亦善以連綿之勢作圓健的長畫曲線，初當從王獻之書悟入，繼得張旭、懷素書之筆意。
高二適的篆跡，從其所撰《新定急就章及考證》的手稿中可尋。此書為高氏平生研究草書之力著，大有功於書史。此中，為考證《急就章》字之章草構造之正誤，高氏追根尋源，常至大小篆體，可見其古文字學功底之深厚。而其所書篆體例字，結構之搭配與運筆之貫氣，穩健生動而熟練，可知其在篆書上也下過功夫，且頗得其法理。
高二適於1937年所書《工部文集》題簽、1938年書《杜詩鏡銓》題簽，趣在東晉《爨寶子碑》和劉宋《爨龍顏碑》之間，可見其青年時代曾師法“二爨”體。至1964年62歲時題《世說新語》又作此體，時間跨度有30年之久，可見其頗愛此體天真有拙趣也。
高二適 草書臨急就章31cm×45cm 紙本
求雨山高二適紀念館藏
釋文：第廿七。皋陶造獄法律存，誅（罰詐）偽劾罪人。廷尉正監承古先，總領煩亂決疑文。 變殺傷捕伍鄰，遊徼亭長共雜診。盜賊繫囚榜苔臀，朋黨謀敗相牽引。欺誣詰狀還反真。第廿八。坐生患害不足憐，辭窮情得具獄堅。籍受驗證記問年，閭里鄉縣趣闢論。鬼新白粲鉗釱髡，不肯謹慎自令然。輪屬詔作溪谷山，箛篍起居課後先。斬伐材木斫株根。己酉五月廿日夜寐不成起而作此，此真皇休明體也。舒老子書。南京寓所三條巷。
鈐印：秦淮書慢（白） 舒鳧父（朱）
對漢魏碑刻隸書，高二適自青年時代起研習，至暮年未輟，並常題記、題跋。從遺存書跡中考察，曾臨習漢《熹平石經》《石門頌》《西狹頌》《楊淮表記》《封龍山頌》《武梁祠畫像題記》及曹魏《孔羨碑》等。其38歲臨《孔羨碑》時題曰：“學此碑要能稍變其字法，力避方板，須參以《石經》體。”知其弊而能變通，至48歲時再臨，已胸有成竹，熟能生巧。題曰：“庚寅大暑，作他碑未見進，重臨此碑，俾試筆力，斬釘截鐵，妙趣無方。”
高氏29歲時臨《熹平石經》，至晚年亦曾多次臨習。50歲時臨《石門頌》，題曰：“《石門頌》氣勢深厚，以之練筆力，便擬天骨開展，騰孥跳擲，有不可向邇之概。日夕揣摩，其樂無既雲。”
《石門頌》向被評家譽為以篆筆作隸者，並有草隸之趣，正合高氏味口。再看其20世紀40年代題《龍川集》籤，1952年題《日知錄》籤，頗有《封龍山頌》筆調，自然而又精美。而1976年73歲時作《西狹頌》字集聯，不拘於形似，入神運之境，寬宏大度，氣局不凡。又有題《楊淮表記》籤，即效其體，不僅貌似，而潑辣野逸之氣真可謂得其神髓。綜合來看，高氏取效漢隸，於《石門頌》《西狹頌》《楊淮表記》《封龍山頌》等摩崖題記書來尤為得心應手，當因其自然、大度、渾樸而筆勢靈活，更合其審美趣尚和個性氣質之故。
在真、行、草書方面，高二適用功更勤，鑽研更力。從其存世書法作品與碑帖上的題記、題跋來考察，如其1927年24歲時在《山谷全集》第二冊扉頁上的小楷題記，可證其青年時代曾以歐陽詢、歐陽通真書築基。這一體貌，至其1939年36歲時在《山谷全集》第一冊扉頁上的題記大體未變，只是較前老成、熟練、較多行書筆意，並夾有個別草字。其他如1938年書《誠齋集》題跋、1939年書《廣陵先生文集》題跋等大體均為這一格局。高氏約在1937年後曾攻習虞世南書法，並重點臨習隋《龍藏寺碑》達8年之久。1941年在《龍藏寺碑》上所書跋語，已表現出書風在原歐體風格上兼取《龍藏寺碑》的新變化，但顯得比較生強。
其1952年題《龍藏寺碑》，認為：“寫此純用腕力，若非懸腕，即不能成字。”
這是其臨書心得，頗為看透關竅。此碑書法瘦勁挺拔，字態工穩而又靈巧，恰到好處。如不能懸腕臨書，則難以表現出剛柔相濟、穩健而又輕鬆靈活的風韻。高夙喜《龍藏寺碑》，評價極高，並銳意追求，50年代前期又攻習4年，收效不著。至1958年題褚遂良《房梁公碑》，談到此中甘苦，並悟到學書求進的一個重要規律。其跋中曰：“近忽喜薛少保之《信行禪師》，以為切近河南。又以吾久習《龍藏》，不由褚人，故無成也。凡書法門徑堂奧，均有一定之軌轍。是故薛之《信行禪師》為褚之階，而褚之《房梁公》亦由《龍藏寺》蛻變演進而成。書之一道，常由悟澈而入，臨摹則亦可徐徐臻到一種神妙之境。”
高二適 隸書日課（局部）30cm×135cm 紙本
家屬藏
釋文：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天姿明敏。
鈐印：高二適（朱）
高二適研習《龍藏寺碑》長期陷入困境，此由其書風之源流正變悟出了內在規律，終於豁然了。高氏追求此碑書法做出的艱苦努力及打下的功底，對其以後深研鐘王真書與王羲之、王獻之、唐太宗、唐高宗、楊凝式以及明初宋克的行、草書起到了積極的鋪墊作用和潛移默化的影響。
高二適於行書，40年代攻習李邕《葉有道碑》和《懷仁集王書聖教序》，以此打下基礎。50年代前期致力於李世民《晉祠銘》甚勤，後又攻《溫泉銘》和李治《李績碑》。同時，40年代後期至50年代前期，其行書既取法唐人與二王，亦兼受章士釗的影響。這在1947年書《贈潘伯鷹詩二首》、1949年書《廣陵先生文集》題跋二，尤其是1952年書《石門頌》題跋、1953年書《龍藏寺碑》題跋二、《溫泉銘》題跋上分明可見。章氏書形拙氣緩、佈局散落，高氏所書字形、筆法甚似，而筆力較強，行（音形）氣較急，與章氏又有所不同。其實，章氏書風與高二適氣質個性並非同類。可能高二適後來認識到了這一本質上的差異，便自覺脫離，徑走了一條剛健奔放、豪邁灑脫的適吾所適之路。
大約自1954年以後，高二適在隸、真、行、草諸體上進入了全面攻研、穿插並進的階段，尤其側重於草書和行草書，傾注了最高的熱情和大量的心血。在真書方面，高氏進一步鑽研鍾、王各種小楷法帖和宋克《七姬權厝志》。其喜愛宋克此作，亦是因其備具鐘王風韻、筆含隸意之故。於行書，高氏對唐太宗、唐高宗諸帖下功夫尤多，並從各種叢帖中臨習“二王”書。又研習李北海《麓山寺碑》。高氏晚年常作“四體書”，如所書《麟角草題》《詩稿三頁》，以真、行、章草、今草相雜，字字獨立，所書字，有時為今草或章草，草勢很強，有時又為工整的真書，筆筆精到，反差強烈，高氏以行書穿插調和，使之巧拙、收放、生熟、工率之變相輔相成，意趣豐厚又不致有生硬拼湊之嫌，頗為奇妙。就其形式傳承而言，是從宋克取法變化而來。其題宋克書《唐張懷璀論用筆十法》曰：“‘四體書’，宋仲溫始為之，吾今又大昌其妙，以俟知之者。”
其所謂“四體書”，是以真、行、章草、今草四體相雜而調和為一的體勢、風格，此為宋克喜作，亦為其行草書的形式風格特點。高氏所書，為此體“大昌其妙”，較宋書筆力強，字形意態和用筆的變化更為豐富而耐人品味。
高氏生前的最後數年間，對五代楊凝式獨特的行草書風格興趣甚高，臨習、研究，喜其狂放，有意效法。其題《楊凝式帖》雲：“華亭目楊風子為狂草，此最得之。蓋楊草乃行草為第一手，近似於狂也。”“‘化方為圓，削繁為簡’。又‘隱勁於圓，藏巧於拙’。楊風子草書，十六字盡矣。”
此從實踐體會中來，甚有見地。楊凝式《神仙起居法》《夏熱帖》嚴格地說，應歸屬於行草書，因其中有部分字為行書寫法。但由於其書動感極為強烈，字之意態非常誇張，情緒激越，大膽狂肆可謂罕見，具有狂草氣象，故明人董其昌目之為“狂草”。此與高氏個性氣質正相合拍，故為高氏所仰慕。高氏暮年一些狂放至極的草書或行草書作品即有效法其風之意。如1975年書《七絕一首》《自作短歌卷》等堪稱此類傑作。
“若草法從章法來，則高古無失筆矣”
自1954年以後，高二適以20餘年深研草書，廣搜博覽，臨習、創作，於今草之小草、大草、狂草，通其意、得其法，並尋根章草、草隸，求其深理、得其法源，其功尤著，其草書創作亦隨之達到當代之巔峰，與林散之可謂異趣而同立。
高二適題唐高宗李治《大唐紀功頌》雲：“作字如只恃一副本領，而無隨時、隨地、隨人變換轉換之功，終非大家數也。”也只有做到如其所說，不拘於宗法與師承，不株守流派，而能“出入千數百年，縱橫百數十家，取長舍短，自得其環，而又超乎象外”，才能具多副本領，也才能成就為真正的大家（有感於今日書壇偽大家甚多，故此處強調“真正的大家”）。高二適的識見與實踐是統一的、相輔相成的。我們在今天欣賞其存世之作，一幅有一幅之意味，一時有一時之境界，情調之高雅，形式技巧變化之豐富，常出神來之筆、意外之趣，又統一於個性風格的基調之中，殊堪敬佩。其隨機應變、因勢利導的創作能力之強，足以笑傲於時輩之上。這不獨在其才情過人，亦因其平生博學善取故也。又因其書法內涵豐富、情感色彩強烈而不落入程式化、公式化，以致今日之作偽牟利者慨嘆仿其作至難，可發一噱。
高二適在所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證》自序中說：“歲次甲午，餘年逾五十矣，乃出舊藏《松江石刻皇象急就本》暨元人宋克補本，朝夕臨摹。又久之，始稍解章草偏旁法則，及由篆隸省變為草之途徑。”
高二適 草書自作詩26cm×11cm 紙本
家屬藏
釋文：大道何年學，真符此日催。還持金作印，未要玉為臺。羽節分明授，霞衣整頓裁。應緣五雲使，教上列仙來。二適此草與楊凝式爭道矣。
高氏50歲後攻草書，初即鑽研章草。其時亦間臨孫過庭《書譜》，並題曰：“篇中有‘薄解草書，粗傳隸法’語。今《書譜》中草法均本於隸，反之如不識草隸（即章草），即不解草書也。”高氏兼工隸書，又學章草，以此鑑察《書譜》今草，知其草法以章草為源變化而成，下筆無妄作也。而其題《宋四家真跡》則評曰：“宋人筆法無可免俗。草不兼章，罔成規範，故致此耳。”
宋人草書繼唐人再行演變而來，離漢魏愈遠，必有破法處，故以高氏觀點繩之，不合古法。至其73歲時讀懷素《自敘帖》時亦批道：“懷素自敘何足道，千年書人不識草。憐渠懸之酒肆間，只恐醉僧亦不曉。我本主草出於章，張芝皇象皆典常。餘之自信有如此，持此教汝休惶惶。”
這是為一求學者題。《自敘帖》為狂草書，一陣激情之下，其線條連綿纏繞，結構誇張變形，多有打破草法常規之處，以致難以辨識，故遭其反對。其題懷素《瑞石帖》則雲：“懷素書雕疏，不得方筆圓勁之勢，此其所短也。”指出其短處。又云：“素師筆通神明氣開山嶽，其所自來，直張長史重世耳。”畢竟不凡，敬佩之至。又題《明刻懷素大草千字文》曰：“舒鳧草書，應有山嶽震動，江河奔放之勢。”此其有感於懷素大草之不凡氣勢與動人情調，表白自己仰慕而欲追效之心。可見其褒貶古人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求實不虛的。
高二適熟諳文字衍化之跡及書體源流正變，指出：“昔袁昂嘗謂漢魏以降，書雖不振，大抵皆有分隸餘風，故其體質高古云雲。今觀王羲之之筆跡，無論《蘭亭序》《十七帖》《澄清堂帖》《淳化閣帖》諸刻，其筆法均一近於隸，而王羲之存篆籀古隸之於其草書者，尤未可悉數。又李世民之草書，亦猶務芟冗筆，多承隸體，故唐初隸法之僅存，亦可於其書中覘之。”
因此，高二適對“二王”及唐代李世民、賀知章、孫過庭等尚存章法隸意的今草頗為讚揚。高氏又說：“大觀間有黃長睿者，書法魏晉，能為正行草章四體書，惜遭南渡，其風莫振，餘人均不作今隸，競趨今草，然今草已漸成惡札，考其原因，實章法之久不廣傳也。”高氏認為，宋人除黃伯思外，均不通章草，此是今草漸成惡札之由。又說：“惟元明間有一短少時期，能承其遺緒。蓋當時之書家，既推崇鐘王，而且章草又多有獨尚之功夫者在也。”
因此，高氏對元人草書頗為讚賞，尤其是對康裡子山與宋克更推崇備至，故其書法亦深受影響。為救草書的歷史性誤失，高二適對明刻松江本《急就章》與宋克補本作了長久的臨摹與研究，以求徹悟。其題《松江本急就章》雲：“章草為今草之祖，學之善，則筆法亦與之變化人古，斯不落於俗矣。”又曾雲：“若草法從章法來，則高古無失筆矣。”
其尋草法之源，透悟其內理的認識遠高於時輩。然古本《急就章》中章草字與葉夢得釋文正書訛誤與宋克補本中章、正書之誤，總有百十餘字，尚未包括2本中章、正字之脫誤與失注之字。鑑於此，高二適自1959年夏開始，發憤搜求古代及近今各種《急就章》的注本與考證、校釋文字資料、漢晉簡牘資料、元人章草影印本及凡與章草有牽聯的古代文獻與近人著作，旁搜博考，擇善而從，並考證各家異同及其得失，一一皆筆之於書，而又皆得其致誤之由。
高二適 行書遊莫愁湖詩30.5cm×15.5cm 紙本
求雨山高二適紀念館藏
釋文：庚子上巳（同人）莫愁湖（稧集）。愁裡欣然得此湖，永和三日足清娛。江山莽莽爭幽懿，花樹油油上綠朱。稍待榜歌齊擊汰，已從沽酒聽提壺。今來失喜同心侶，一狎輕鷗與浴鳧。二適未是草。
鈐印：高二適印（白）
這無疑是一項巨大的學術工程。此書歷3年而撰成於1962年初夏，高氏頗為得意，作絕句兩首，就案頭所置宋拓《黃庭經》影印本即興寫上。此後至1964年4月又校一遍，1969年再作7校而定稿。其治學認真嚴謹如此。此數年，高氏為著述，對大量相關圖籍資料廣作校讀、考證，對各種書體的碑帖字跡廣為研究，涉及大小篆、草篆、隸書、草隸、章草、真書、行書、今草等，考其正誤，比其優劣，不僅研讀，並作臨寫，從學習書法角度言，這無疑是一種很高層次的讀帖與臨帖。尤其是在章、今草體方面，對其師古水平與創作水平的迅速提高及向個性書風的演化，產生了決定性的重大作用。
高二適所書章草，採古章草構架與體勢，筆法則多效元人併兼採今草，故與漢晉章草古樸渾厚不同，筆調是凌厲秀勁的。此可見其《新定急就章及考證》一書手稿中所書章草字例。而其70年代所書章草，如1973年臨《急就章》一件，用筆圓渾厚朴，有漢魏簡牘章草的意味。而《高二適書法選集》36頁所載其同年節錄《急就章》的扇面一件，用筆悠揚輕鬆，筆路簡淨貫氣，風格清潤而含古韻，氣息尤佳。另有題《急就章》，為章草書，稍夾今草寫法。筆勢流暢，用筆隨意而蒼勁，用墨枯澀而凝重，又為另一境界。可見高氏書法變化之多。
高二適的今草書，對王羲之《十七帖》及《淳化閣帖》《絳帖》《澄清堂法帖》等匯刻叢帖中的“二王”書臨習甚勤，並及其他晉人書跡與唐孫過庭《書譜》等，於唐宋以後人草書，尤推重宋克與康裡子山，兩人今草皆含章意，不悖草則。高氏所出今草，亦如此。即使寫狂草狂肆放縱至極，其字之偏旁構造在結體、佈局大勢與連綿映帶中也是注意以虛實的微妙變化加以區分的。故而，其批評懷素《自敘帖》曰“千年書人不識草”，即嫌其越規太過，有違草則之基本。然對其藝術情調與氣勢並未反對。其題懷素《大草千字文》刻本尚表白欲效其“山嶽震動，江河奔放之勢”，可見其趣尚相合。其1957年在《山谷全集》第一冊扉頁上所題“丁酉春正在南京重讀此集。雪淨道人”，即兼有王羲之草書形質與懷素草書氣勢。
高二適暮年常作狂草書，或行草書以狂草的氣勢為之。狂草始自張旭，有懷素、黃山谷、祝允明、王鐸繼之。以狂草氣勢作行草書，始自五代楊凝式而在明代後期釀成一時風氣，明人如徐渭、張瑞圖、倪元璐、黃道周至明末清初的王鐸、傅山，於此皆有傑作傳世。現代書壇，善草書者甚少，能以狂草氣勢作行草書者更少。這不僅需要有過人的功力與識見，更需要有蓋世的膽氣與天賦。今人於此道卓有成就者僅能舉出毛澤東與高二適二人。高二適致力於此道晚於毛澤東，其狂草書的體勢、筆調中融匯了張旭、懷素、宋克、楊凝式、唐太宗父子及“二王”的成分，有時又隱約似有毛澤東書法的影響。這固然由於毛澤東詩詞、題詞手跡在此期間發表甚多，可謂常見，更重要的是因審美趣尚與氣質相近之故。欣賞高二適書於1976年的《杜甫詩卷》，不由得聯想到毛澤東所書《憶秦娥·婁山關》《沁園春·長沙》《清平樂·六盤山》等詩詞手跡的書法意趣。觀其1973年題《十七帖》字跡“二適敬觀，甲辰長夏”數字，更與毛澤東草書相近似。高二適暮年尤嗜楊凝式書，故有些狂草作品或以狂草氣勢所作之行草書作品，明顯表現出楊氏《神仙起居法》的筆調、意趣，如《自作短歌卷》，用筆圓暢而見韌勁。另如《“本擬薰爐熾炭紅”詩軸》《“秦老詩逋廣漠君”詩軸》，用筆澀拙野獷則近楊氏《夏熱帖》。
高二適 隸書文亦學以八言聯151cm×34cm×2 紙本 1973年
姜堰高二適紀念館藏
釋文：文亦在茲載歌搏拊，學以為矩作頌邦家。集黃初碑字。七三年一月，二適。
鈐印：江南高生（白）
高二適晚年曾自創《草書譜》。存世書跡中有其詩稿《自創草書譜將成，悼於髯》，書於1973年。於髯即于右任。高二適與於氏相交當在其1935年應聘去南京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供職以後，于右任長期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同在南京，有緣相交。其詩開篇即稱“三原譽我書當家，而我詩書總世譁”。于右任對其書法頗為讚賞，其詩書在當時已頗有名氣。“階下本無狂李白”句下注“此孤桐薦吾與於書語”，可知其與于右任相識乃由章士釗寫了介紹信的。于右任深研草書多年，後致力於創立“標準草書”。今其自創《草書譜》將成，追念起與於公之間的一段交誼，故作此詩。其所說《草書譜》，當指今草，或包括章草，又為一部宏制，可未見遺存。時值“文革”期間，高氏藏書籍、碑帖3500餘冊被抄沒3年多，於1973年2月發還，編著工作當在此後。其詩不知作於是年何月。其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證》的研究成果為基礎，並在研究章草的同時，對今草亦已作了具有相當深度與廣度的研究，故此為編著《草書譜》必然比較順利，進度也快。“將成”，尚未編成也，但已完成大半。後是否全部完成，今已不可知。在十年浩劫期間，高氏感傷於時世，常將其詩文手稿棄之爐火，此《草書譜》手稿或即為爐中灰燼之一部分，良可悲矣！
高二適 草書而今豈有七言聯138cm×30cm×2 紙本
家屬藏
釋文：而此草章為世守，豈有詩禮終平庸。麻鐵道人為爾賓夾楹帖。卯年深秋。
鈐印：高二適印（朱） 廣莫君（白） 孤桐堂（白） 適吾所適（朱）
文 | 徐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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