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到翌年“一二八”事变，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之下，张善琨和新华影业公司很难再置身于政治之外。
另一个角度看来，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给新华公司也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从1936年《长恨歌》的拍摄开始，电影界的进步的中坚力量的加入使新华公司迅速步入成长期，国防电影运动中的重要作品《长恨歌))、《狂欢之夜》、《壮志凌云》、《夜半歌声》和《青年进行曲》等均诞生在这一时期。
张善琨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新华影业公司还接受了左翼作家阿英的建议，派出了一支摄影队前往绥远百灵庙，拍摄了傅作义部收复百灵庙大捷的新闻片《绥远前线新闻》。百灵庙大捷是傅作义将军指挥的一场漂亮战役，晋绥军骑兵部队发动突然袭击，歼灭百灵庙三千余日军及伪蒙军，是长城抗战中的重要胜利，震惊中外，“史迹昭垂，万世不磨”。新华影业拍摄此役新闻纪录片，对鼓舞全国抗战士气有很重要的意义。
除了拍摄国防电影、抗战电影之外，新华影业也没有放弃商业娱乐片的拍摄，也诞生了《小孤女》和《桃源春梦》这样的商业娱乐片，其中《桃源春梦》“卖座非常出色”，”甚至“突破了新华公司之前所有影片的上座记录”’。看来即便是国难之时，大众也是不乏娱乐精神的。
夜半歌声
从1937年11月12日淞沪抗战结束，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开始，一直到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租界，共计4年另27天的这段日子，被称为上海租界的“孤岛”时期。“孤岛”时期的上海呈现出一番奇怪的景象，陶菊隐先生曾说：“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这一状况维持了四年之久。”
租界中的红男绿女并非不知亡国之痛，只是暂时的娱乐可以麻醉他们，可以抚慰他们。有了这种需要，包括电影产业在内的娱乐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新华影业是其中翘楚。
孤岛畸形繁荣
据美国史家魏斐德的描述，“上海出现了奇特的繁荣，人们几乎无法预订到一个房间，以致若要看一场周末电影也得预先订票，夜总会则鳞次栉比。”还有人回忆，“当时影院的生意真是旺盛，没有新片映旧片，观众一样上门。片商和海外发行商都迫切需要新片。”
电影院上座率很高，但是又缺乏新片，这就催生了电影业的发展。由于战争的原因，原先很多电影公司都离开了上海，但是新华没有走。张善琨是个很有商业野心的人，他的心理是“大家都不做，我一个人不更赚钱。这一段时间，新华拍了《乞丐千金》、《飞来福》这些比较叫座的纯粹商业片。
乞丐千金剧照
1939年，新华影业拍摄了鼓舞民族精神，激发抗日斗志的电影《木兰从军》。这部电影不仅赢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而且为公司打造了很好的社会形象，当然也捧红了明星陈云裳。由于张善琨的运作和一些其他原因（朱言会另文写张善琨与日本人的关系），《木兰从军》后来居然通过了汪伪政权的电影审查，得以在沦陷区上映，引起了强烈反响。
抗战时期国土沦丧，身在国统区重庆那边的很多人会认为一切与日伪有关的东西都是汉奸国贼。1940年，《木兰从军》在重庆上映，却发生了一次观众焚烧电影拷贝的群体事件。
陈云裳
据当时人回忆：
一月廿七日，重庆两家首轮影院—唯一与国泰，同时放映‘木兰从军’。这天的下午二时许，唯一正映着出征军人家属欢送出征军人那一个场面时，突然有人跳上了舞台，对观众演说。当时，曾经过一阵的骚动，影片停映，电灯复亮，他指出这一部片的导演，态度不正。战时首都而容许这一部影片放映，这正是大家的耻辱！这个人用尽煽动的词句，来鼓起观众们的义愤。他再指出这部片是分裂汉蒙民族感情，和强调描写出征军人的悲伤和怯懦的丑态，实在是侮辱民族战士。这是一部盗用爱国名义去替对方宣传的影片。接着，有人高呼‘烧掉它，烧掉它’，从机房里把“木兰从军”的影片拖出来，抛在街心，千万双眼睛瞪视着······“木兰从军”就这样收场，霎时间变成一撮灰烬。
陈云裳
《木兰从军》真的是一部汉奸电影吗？后来，重庆政府的电影检查机构和文化管理部门对此作出了反应，对《木兰从军》进行了定性评价：
该片可激发人民抗战情绪，意识尚属正确，······且不违反电检法，所谓“挑拨民族感情”与“抗敌有害”，概非事实。
木兰从军剧照
就这样，《木兰从军》得以在国统区重映。但是，张善琨与沦陷区的电影事业的争议话题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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