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們都對我說，我們都很強壯，人夠用你就不用來了，來了也不頂什麼用。
母親下午兩點進的手術室。三個妹妹兩個妹妹一個外甥在外面等了一下午，我下班後趕去時快六點了仍然沒有出來。隨著一個個病人推出來，手術室外等候區的人只剩了我們這一家八九個人。這期間大家吃了點糕點，看著仍然手術中的狀態，都有點餓，又出去買了幾份水餃，吃完了，狀態仍然顯示手術中。
過了一會兒另外一個外甥也趕了過來，又過了一會兒本家的一個姐夫也來了。時間在等待中顯得格外漫長。
九點多的時候，顯示屏上終於顯示手術結束。又過了好久，門才開了。母親已經從全麻狀態中醒過來，能夠回應我們的呼喚。看著有氣無力，渾身插滿了氧氣管、引流管、導尿管、身上還有一堆諸如氧氣袋、輸液袋和止痛泵的母親，二妹先忍不住在電梯裡抽泣了起來。
我一向比較鈍感，直到進了病房，看到大家齊心協力在護士的引導下從手術床往病床上抬人時，才回味了一下，在剛過去的七八個小時裡，躺在手術室裡的母親在失去意識的情況下，經歷的是什麼，與此相比，我們在等待中所受的煎熬算什麼。椎間盤摘除了三節，還什麼融合固定，鋼釘支柱……光聽一下手術過程都覺得腰裡在隱隱作痛了。
於是，我和另外兩個妹妹的淚，也頓時就止不住了。
母親這一生養育了四個女兒，我是家中長女，卻是四姐妹中身體最弱小讓她操心最多的一個，也是最沒用的那一個。三個妹妹都比我長得高，比我能幹活，比我能吃苦。母親身上的勤勞能幹，我沒有遺傳到一點。
母親年輕時，所有人都說，她太能幹了。她這腰上的病是早年勞累換來的。
母親出生於五十年代，那一代女人剛剛從裹小腳的命運裡解放出來，和男人一樣參與重體力生產勞動，在生產隊裡開始“頂半邊天”。
母親家排行最小，上面有一個哥三個姐姐。我大姨家的表姐和舅舅家的表哥幾乎和她同齡，自幼起她又當小姑又當小姨，有好吃的都讓給同齡的外甥女和侄兒。她上學上到第六年上，才十幾歲的年紀，看到外祖父外祖母年齡大了幹不了重活，便自己從學校捲鋪蓋輟學回家，到生產隊裡掙工分，和男勞力幹一樣的活。
和祖祖輩輩一樣，那些經年累月的原始勞動裡，刨挖壘築、扛挑搬抬，她一次次把腰躬向大地，再一次一次起身前行，千百年來，這樣的勞動，是農耕時代的人們，流傳了幾千年的儀式。
生為一個農民，從農民的女兒成為農民的妻子，四個孩子的母親，為了餵飽一家老少的嘴，她的腰上所承受的生活的份量一直太重太重。
我們的父親身體並不算強壯，在吃苦耐勞上遠不如我們的母親。八十年代初包產到戶，我們家六口人，十幾畝地，種糧、種棉、種瓜、種菜，母親和個小隊長一樣起早貪黑地帶著一家人去幹活，風裡雨裡，嚴寒酷暑，彷彿永不疲倦。因為把大部分時間和力氣都用在地裡，對於飲食，她並不講究，不挑剔，什麼粗茶淡飯，只要能充飢，她都能嚥下。因此，她做飯的手藝馬馬虎虎，反倒是父親的廚藝要好得多。
作為家中長女，我十六歲離開學校，開始跟在母親身後去地裡幹活。刨地、砸坷垃、割麥、鋤草、噴農藥、拾棉花、掰玉米……幹什麼都被她遠遠地拋在後面。割麥子時，她要割完自己的那一壟再回來接我，鋤地時，她要幫我捎上大半邊我才能跟得上她的速度。乾旱的時候夜裡搶井澆地，父親在井邊上看抽水機，她拿著鐵鍁到處把地找平，一邊巡查堵漏。我都不知道自己幹了什麼就著涼感冒了，她赤著腳在冰涼的井水中泡了一晚第二天照樣幹活。
大家笑稱“修理地球”的活兒並不好乾。我的手掌嫩不禁磨，常被鐮刀把鋤手把磨起血泡，挑破了再包上布，血跡斑斑。我的腰禁不起總是彎成九十度的姿勢，總是幹一小會便直起腰來，喊腰痠。大人們就笑著說，小孩兒家哪有腰啊。我看著前面母親彎腰起伏的身影，慢慢地將我越甩越遠。
我的母親比別人家的母親能幹，我卻沒有生得像別人家的孩子那樣強壯。小妮子，小美，大雪子，她們都和我一樣大，她們都早早就不上學了，幹起活來和男孩子一樣。而我的手腳也笨拙得要命，做針錢，做家務，無論怎麼學，都不如同齡的女孩子們做的好。
母親總是說我：“小姐身子丫鬟命”。在這樣的挫敗感中，我在24歲那年離開了家鄉和土地。
而母親的腰，在經過常年累月無數次彎下去直起來之後，終於不堪負重，慢慢地產生了病變，開始病痛纏身。
幸運的是母親手術各項生命體徵穩定，原本麻木的那條腿有了知覺，讓我們覺得寬慰。有朋友告誡說，手術後，再不能幹重活提重物了。我們對此也有預期，六十八歲的母親，只要能自如地行走，我們就很知足了。
年輕時拿健康換錢，到老來拿錢換健康。這是他們那一代大多數人逃出不的宿命。
在鄉村裡，還還有許許多的母親，被病痛折磨，彎下去的腰再也直不起來，也許連做手術的條件都不具備。
餘生，那些母親，就那樣彎著腰行走在養育了萬物的大地上，彷彿是一種虔誠的、永遠止境的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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