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留學生，旅食海外，吃確實是個大問題，因為民國時期，出國之前，飲食的多樣性，遠不能跟現在比，尤其是對西餐的接觸，更比現在少，因此，對於海外地道的西餐，適應能力更低。還有就是，國外的大學，並不是都像中國這樣，有宿舍，有飯堂，常常得賃屋而住，或借食於房東，或自覓於餐館，然而餐館也沒那麼容易吃得起，特別是中餐館，基本上都比西餐還貴，因此，自炊，常常就成為重要的選項，只要條件許可。循此考察，多有發現，也別有意味；短期旅居海外的專家學者，也一併予以討論。
自炊成為不得已的選擇
以筆者所能蒐集到的文獻所見，較早提出自炊主張的，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初留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孫寒冰（錫麒）教授：“我等現在外面吃飯，每月大約需美金二十八元，若自煮則十二元或十四元已夠。”（孫錫麒《赴美雜記》，《民鐸》雜誌1923年第4卷第5期，第4頁）如果說留美的孫寒冰是主動自炊，因為既平且靚，留法的劉半農則被動自炊，因為拖家帶口，既窮且不便外出覓食。
劉半農
劉半農1921年至1925年在巴黎大學讀博士期間，拖家帶口，過得很苦，苦中之幸即當地的海鮮便宜，不至於食無肉，嘴巴淡出個鳥來。楊步偉和趙元任1924年6、7月間在巴黎時，初次去找劉半農，路遇其長女劉小惠，便問：“你們在不在我們家吃午飯？若是不走吃午飯的話，我就多買兩斤豬肉回去。”楊步偉很識趣地回她：“不一定，但是你若預備我們吃的話，不要買肉，買點那個連殼的小新鮮鮑魚好了，我喜歡吃海味勝過肉。”小姑娘聞言大悅：“那個便宜得很，我們常常吃，買這個回去請客媽媽要罵我圖便宜，我常常喜歡買便宜東西，家裡又沒有錢，買點便宜的不是好嗎？但總是被爸爸媽媽罵我窮孩子相。”（楊步偉《雜記趙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59頁）
再則，即便有錢，除非很有錢，長期吃館子，也是不容易的。如比劉半農早，也比劉半農有錢的徐悲鴻、蔣碧微夫婦，1919年5月隨夫留學抵達巴黎吃了一段時間館子後的感覺就是如此：“住旅館，吃定食，雖然方便省事，可是天長日久，想想還是很不合算，於是我們租好了房子，立刻自己開伙。”（《我與悲鴻——蔣碧微回憶錄》，嶽麓書社1986年版，64頁）
徐悲鴻
在歐美，自己做飯的一個意外的好處是，許多中餐的貴物，在歐美卻是賤物。可是，這類微賤的肉食，在被魯迅譽為“中國的濟慈”的朱湘看來，仍有嫌奢侈。1927年秋天，朱湘以庚子賠款從清華大學與柳無忌一道，進入威斯康星州勞倫斯學院。因個性孤僻耿介而生偏執的愛國之情，他屢屢與師生髮生衝突，並因此屢屢轉學，先後於1927年底轉往芝加哥大學之後，1929年初轉到哥倫布市俄亥俄大學，直至未卒業而返國。這裡面也有窮的原因；朱湘雖有不薄公款學費，但要擠出相當一部分贍養國內的妻子和一對兒女，因此生活相當拮据。這種情形，可以從羅念生《評〈海外寄霓君〉》中見出：“在美國，八十元一月我們有時還鬧恐慌，難為他每月要寄二三十元美金回家。詩人吐血，和省錢總是有關係。他還說每次二三十元不好意思去兌，其實在美國人看來這已是了不得的數目了。”（《二羅一柳憶朱湘》，三聯書店1985年版，106頁）
這麼窮，餐館肯定上不起，借食於房東也還是不堪負擔，因此，自炊，就成為不得已的選擇。朱湘將其留學期間寫給妻子的每封信都編了號（具體見《海外寄霓君》，北新書局1934年版），在1928年6月29日第二十七封信中，他開始談到他自炊自飲的生活：“我每天吃雞蛋，三分一個。白菜貴些，七分半一斤。肉因為不乾淨，我只買點火肉（假火腿）吃。”怎麼可能肉不乾淨呢？分明是掩飾窮困的託辭。別說油，好點的調料他都嫌貴！這時他已轉學到芝加哥大學，是美國中餐館的一個重鎮，因此，在距離學校半個鍾電車車程的大街上廣東人開的商店裡可以買到醬油、蝦米和香菇。但是，他卻說：“比在中國自然貴得多，一瓶醬油要四角錢，別的可想而知。” （1928年7月17日第三十封）在1928年8月29日第二十九封信中，詩人提到了另一省招——用兩角美金一斤的葷油，即西人基本不吃的豬油。
肉吃不起，做菜調料貴，所以他有時便藉故不做飯，吃麵條，說比飯食補。當然也是假話。在長沙出生長大的人，不可能像北方人一樣離得了米飯頓頓吃麵條的，不久就“洩了底”：“我今天做麵疙瘩吃，也是拿雞蛋和的，加白菜用牛奶煮了半點鐘，漲得厲害，簡直成了一小鍋。”（1928年7月6日第二十八封信）所以他要妻子寄些醃魚臘肉來下飯，卻又擔心抽稅。窮愁窮愁，大抵如此！在此之後的信裡，他便屢屢提到收到了霓君寄來的充膳食品以及茶葉等飲品。由於霓君孃兒仨是靠他的學費供養，即便鹹幹臘味及罐頭，也不敢要求多寄：“現在天氣已經不會再熱，我很指望你稍微買一點醃魚臘肉寄給我，千萬不要多，一樣半塊錢，總共一塊錢就夠了。” （1928年9月13日第四十二封）當然也有出於怕壞的考慮。可憐的朱湘！
朱湘也提到過上館子，其標準明顯大大低於前述“每人平均要攤上一元四、五毛錢”的留學生：“我每天菜錢三角，要是上館子吃飯每頓至少三角五或者四角。”（第五十六封信）而且他竟然還嫌貴懊悔，因為他後來用妻子寄來的筍和肉炒，每天最多三角錢，“想起從前每天兩頓飯八角差不多在館子裡吃，又貴又不好，遠不如現在。”（1928年11月26日第五十七封）
再一次退學轉學至俄亥俄大學後，大約因為自炊不便，更因為他早在1929年1月1日第六十四封信中，大概認為君子應當遠庖廚，而自己“一直做飯，實在是丟中國人的臉”，擬到了哈佛大學後，“自己是決不再做飯了”，所以終於正兒八經寫到了上館子，然而仍是那麼寒酸苦逼：“中飯在中國館子吃。五角，一碗飯，一大碗炒肉片，加白菜、芹菜、青椒，不辣。這本要七角。因為我同他們商議定了，便宜兩角。”晚飯雖然又上中國館子，卻更簡單了：“吃的面，是很細的麵條，炒焦了。另加白菜，肉片等，同一點蛋絲。”（1929年4月24日第八十三封）這哪及美國雜碎的款？
朱湘
留學生活既如此苦逼，因此設想國內找好工作，回到家裡第一天“休息一整天，第二日裡開葷，夜裡也開葷。日裡開葷，因為我想吃家鄉菜想了好幾年，你這幾年來也是不曾沾一點葷菜。我們可以做一個冬筍紅燉肉（或者紅燒肉丸），一個紅燒魚。這一天我們不要通知親戚，我們兩個獨自享一天福。說完了話，就吃好菜，吃完菜，又說說親親話。到了晚上，又開葷。”嗚呼！這種話，哪該是一個豪門世家出身的子弟所說？形同乞丐了！所以，回國後再陷困頓，丐貸乏途，投水自盡，或亦存續天才偉大詩人美好之途乎！
如果不是像朱湘那麼困苦，又有點廚藝，最好能合夥做飯——一個人開伙，從來麻煩，那實在是可以過上很好的自炊生活的：
美國市中，餐肆遍望皆是，但來美讀者，如能烹調，以自炊為宜。如所租之屋有廚最好，否則購一電爐，每日赴菜場購米或麵包及蔬菜魚肉等，歸而自炊，不過一角五分，可以一飽，且風味亦較佳。能集友人數輩合作尤妙。吾友某君，嘗以二角五分代價，向一屠肆易得豬肚個，可食數日是，大快朵頤，蓋美人素不食此物。此間惟雞最貴，每個非一元不辦，肉食較廉，牛肉尤賤；故自炊最妙。（林振鏞《遊美鴻爪錄（二）》，《時事月報》1934年第11卷第6期，84頁）
又如朱通九《留美時代西雅生活的一段》(《青年界》1935年第7卷第1期）所述，亦復如是:
在留美的時代，天天麵包牛肉，吃得實在有點討厭。如果跑到唐人街去嚐嚐廣東口味，則又覺得路途遙遠，不特不合乎真正的“經濟”原則，抑且所費時間過多。很不合算。以後就同老友老溫小張二人商量，共同組織一個團體，自己燒飯，天天吃中國菜，魚啊、肉啊、蝦啊、雞子啊，吃得非常舒服。我們三人職務的分配如下：我擔任購買食料與燒飯之職，老溫掌調味烹飪之職，小張司洗碗掃地之職。各執一項，各司其事，頗饒興趣。就費用而論，每月不過美金十二元左右，極為便宜。但我們每逢星期日，須吃全雞一隻，白燉紅燒，應有盡有，味道鮮潔，極合胃口。
自己做菜，難免精打細算，日久成精，特別是後來經濟景氣下行，當然包括國內的經濟凋敝。勞珊的《留法生活》對此有詳細的描述：
法國留學生在小菜場上算小的習氣，不可以說不是受了經濟困難的影響。起初大家不到飯店裡去吃而在家裡吃飯的時候，大家覺得在吃上面已經節省了不少了；即使吃的菜像飯店裡一樣，價錢也只及得飯店裡的三分之一。但是經濟恐慌的怒濤。只覺得一天比一天危險，總不見有平息的佳兆；同時留學生的經濟來源又受到了國內製狂跌的影響，生活費已經減縮到不及以前的一半了，甚至於學費、書費，講義費都發生了困難。……唯一的辦法只有在吃的一門上力求節省了！……以下一段記事，是筆者在巴黎親眼目睹的事實。
“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發生之後，在華北與華南重要城市中的人都逃到內地去了，自己逃命尚且來不及，怎能顧及到在國外的子女呢？因此，巴黎留學生在巴黎的生活情形便一天不如一天。家裡的錢不能按日寄到，出去借錢又有困難，即使借到手，數日又不大，過了幾天恐慌又來了。好心的朋友，在手頭寬裕的時候，很有接擠窮朋友的，結果，杯水救不得車薪，連他自己也拖窮了。錢借不到當然沒有辦法，別的可以將就將就，吃哪可以不吃呢？在這個時候，真是慘極了。有的人只得老了麵皮託飯館裡的茶房，將每天飯館裡客人吃剩下來的飯與菜倒給他。他帶到家裡，化上一點火酒，把拿來的飯菜拼合在一起燒菜飯吃。有時還要請幾個朋友到他家專門去吃菜飯呢！（《人言週刊》1936年第2卷第46期，916頁）
國外的自炊條件好
其實我們想一想，按中國的情形，自己做飯並不那麼容易；買柴生火做飯，會讓書生們瘋掉的！所以很少見到國內的大學生們自炊的記錄。那為什麼到了國外反而鼓吹自炊呢？當然不僅是為了省錢，為了吃得好，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外的自炊條件好——“住的房子，往往有瓦斯的，所以自己做飯非常便當，就是沒有瓦斯，自己用煤油爐做飯，也不很費事。自己做飯，每天每人兩三個佛郎就很可以了。”“所以中國學生，吃定價的也不很多，大都自己做著吃。”（丁作韻《巴黎中國留學生生活漫談》，《教與學》1935年第1卷第1期）
對自己做飯的好處與方便說得最透徹的是朱在留《巴黎中留學生生活》(《青年界》1936年9卷4期）：
其實只要到法後一二月，尋得到菜市場，買了爐子，我還是勸諸位自己燒吃。一方面可以聽自己的方便與高興，一方面也新鮮衛生，這裡面並不多花時間。倘若有兩個人合作更為便利。而經濟方面，可以大省特省。譬如包中國飯一月要三百五十方，吃西餐每月至少也得三百方；倘若自己煮，吃二百五十方一月，已可以把賣肉賣菜的人大吃一驚。以我自己來說，二百方一月已連早點，每餐已有肉吃；既新鮮可口，並且衛生。倘若吃到二百五十方，已可以有兩個好菜，一碗好湯，飯後還有果子可吃了。至於時間之是否經濟一事，據我的經驗，只要住處連近菜市，每日午正便買好夜餐的菜甚至午正一鍋燒好夜飯菜，到比進餐館要省五分之二的時間。即或閒散一點，也不會多過到餐館一餐的時間。並且自己燒飯，還有點好處；我們還可隨時燒開水沖茶，衝咖啡，免得到咖啡館解決口渴，更是省錢省時的事！然而自己燒飯的問題比較複雜，現在也大約說點在下面：
一個人要有兩個鍋，一個爐子，價已見上。另加一點刀叉碗盞之屬，這是傢俱。煤油與米，雜貨店有賣的。油每筒十四方，一人的飯，可以燒一月半，米價在二方上下一基羅，一基羅足供二日半至三日。倘要省事，則吃現在的麵包，每餐不過三四十生丁。酒精火柴炒菜的油鹽糖牛奶等，也都在雜貨店買。
陳裡特《歐洲華僑生活》（《海外月刊》社1933年版，56頁）則將一個學生在巴黎自炊所需費作詳細的調查並羅列出來：“（A）米，五〇法郎；（B）火油，五法郎；（C）豬油，一五法郎；（D）肉類，一〇〇法郎；（E）蔬菜，七〇法郎；（F）醬油，三〇法郎；（G）鹽，二法郎；（H）火酒，三法郎；（I）水果，二〇法郎。以上每月每人共二九五法郎，約合國幣五十餘元許；而其食品較在中國館包飯者，滋養多矣。”因為在在中國飯店包飯，每月每人最少二百八十法郎，但這種所包飯，“滋養料不足身體健康之營養”；按零星點餐計每月更需五百法郎左右；西餐則更貴，最低限度每月需五百法郎。
條件既如此之好，又如此合算，以至一些短期外派公幹的人士，也願選擇公派的人士，也願選擇自炊。如1934年2月25日啟程赴歐考察民眾教育的山東民眾教育館館長董振川和孫文振，就是如此：
我們倆賃了一個稍大的房間，被褥傢俱一概齊全，可以在屋內用煤氣爐子做飯，鍋碗之類也由房主供給，整理屋子由房東負責，每星期賃費十九先令，一包在內。我們可以到附近鋪子裡去買食品菜蔬，回來自己做中國飯。做飯之前，只要往一個櫃子裡放銅板（便士），就有煤氣來；每天約用兩便士的煤氣。一月工夫，兩個人連吃加住，用不到十鎊錢。如果住在較僻靜的地方，價錢更便宜。（董渭川/孫文振《歐遊印象記》，出版社不詳，1936年版，167-168頁）
當然，更有孤身一人而不嫌麻煩獨起爐灶自炊的。如著名海洋物理學家毛漢禮1947年赴美留學，起初吃西餐吃得非常痛苦，遂決定自己做，買點菜蔬，往火爐上一放，就大功告成。並得意地總結說，不管怎麼著都是自炊的好：“反正，對於燒菜，中國人個個是天才，再說，即使燒得不成東西，其味道也要比外面的強，價錢也可以公道些。還有一點，值得告訴的，在美國市場上，無論肉類、雞、鴨，都很便宜。”（毛漢禮《洛杉磯三簡》，《中央日報週刊》1947年第1卷第12期，第5頁）
留學生們如果實在沒有條件自己做飯，那就創造條件時不時地做一做飯，也挺美的。比如設在拉丁區太子街二十八號樓上的巴黎中國學生會，有四間房子（房錢由大使館出），留學生們經常集會，有時便可趁便聚餐。“去年（1947）過舊曆年的時候，巴黎中國學生在這裡聚餐，到了六十多位，由男學生擔任採買，女學生擔任烹飪，作了幾樣上海菜，四川味，廣東飯，是中菜西吃。”而且還便宜得很：“普通（飯館）吃一頓需二百法郎左右，一大碗湯麵也要一百二十法郎，而中國學生是自己作飯，一天才一百多法郎。”（張秩庸《中國留學生在巴黎》，《中美週報》1948年第228期）
鄭振鐸
且別說學生，即便短期訪法考察的專家學者，甚至相對富裕的使館官員，也還深覺自己做飯的便宜。鄭振鐸訪法時，使館官員陳任先說對他說，住在巴黎，以前家眷在，自己燒飯，兩個人二千法郎一月可以敷用，而現在一個人還不止用二千法郎。所以，鄭振鐸旅歐時，雖然多數在飯店裡吃，除了中餐館和法餐館，還曾跑到猶太餐館去吃到“雞雜飯”，其中有雞朎、雞肝、雞翼——雞腳等，燒得很好，價錢又甚廉，但更樂意到親戚高岡那兒去大快朵頤自炊的美食：“（8月12日）晚飯在元家裡吃，自己買大蝦，買火腿，買酒，買麵包來，然所費的錢，並不比在飯館裡吃的少。但大蝦的大螯，風味至佳。”（《歐行日記》，良友圖書公司1934年10月版，分見168、158、164頁）
朱光潛寄住法國人家裡搭食，自己不做飯，也不吃食堂不上餐館，因此也就很客觀公正地記錄了當時豐儉由人的種種飲食方式：“英國各校的生活費用相差都不甚遠，法國就不然，你要過富的生活固有富的生活過，你如果要過窮的生活也有窮的生活過。我最好舉幾個實例：（1）一位朋友住在大學區的旅館裡，每月房金約五百方，每日赴中國飯館吃飯也每月約花五百方。（2）一位朋友住在巴黎一個PENSION（私人包膳公寓）裡，每月膳宿費共九百方。（3）我自己住在巴黎近郊一個人家，每月膳宿六百方。（4）一位四川李君在巴黎租了三間房子，每年房租僅一千多方（約國幣百元）。他們兩人同住，自己造飯，每月每人只花二三百方。”（朱光潛《英法留學的情形》，《一般》1928年第2期，署名潛）顯然，合夥做飯，最是合算。
頂級的自炊：富家子弟自帶家廚
還有一種頂級的自炊，則為富家子弟之自帶家廚。比如李石曾，比如鄭毓秀。李石曾雖生於鐘鳴鼎食之家，其家廚廚藝自然了得，可惜並未在朋友圈引起較大反響而留下記載，只是後來研究者在討論民國巴黎中餐館時約略提及。說較早時巴黎只有兩家高檔中餐館，一家老闆姓蕭，設在巴黎第五區豪耶歌拉街7號（7 Rue Royer –Collard），另一家是“中華飯店”，坐落在巴黎第六區的蒙伯拿絲大道163號（163，BD. Montparnasse）二樓，乃是李石曾為弘揚中華飲食文化，於1914年創立，業師齊契亭之子齊竺山任經理，隨行家廚高二安掌勺，廚藝精湛，當時法國著名漢學家赫里歐（Edouard Herriot）、孟岱（Georges Mandel）和一些政界、文藝界人士經常駕臨云云。（李明歡《歐洲華僑華人史》，中國華僑出版社2002年版，192頁）
鄭毓秀
鄭毓秀則不同了。她在巴黎的寓所之所以能成為與北京林徽因家的“太太客廳”相媲美的“巴黎客廳”，其家廚助力應不在小。誠如江亢虎所說:“鄭為中國女子留法大學畢業第一人，攻法律學，現為博士候補者，家本殷富，人復開通，所居結構絕佳，家庖尤精，座客常滿，各界多有往還，人目為社交之花，或稱為使館第二，華人遊法京者，無不嘖嘖道鄭女士也。”（江亢虎《遊法感想記》,《東方雜誌》1922年第19卷第3期,103頁）這江亢虎，乃1911年即組建中國第一個以“黨”命名的政治團體中國社會黨，多少風流人物皆出其麾下：李大釗為其天津支部幹事；陳翼龍為其蘇州支部總務幹事，顧頡剛、葉聖陶、王伯祥則為成員；就在這一年，他還在上海創辦南方大學並出任首任校長。
惜江亢虎未能闡明鄭毓秀“家庖尤精”的精義所在——粵味也！鄭氏乃地道廣東人，出生於廣州新安（今屬深圳）。祖父因香港開埠成為富商，父親則以功名成為清廷戶部官員，真是既富且貴，又當“食在廣州”享譽寰中之際，家庖焉能不精！再則，以鄭氏當日之地位，其巴黎客廳足可佳餚宴嘉賓，遠非林氏的北京客廳可比。鄭氏1908年即在東京加入同盟會，曾兩次參與暗殺清廷要人的行動。其1914年留學巴黎大學，乃因“革命事業”突出，見忌於袁世凱，避禍而來；相繼於1917年、1924年獲得碩士、博士學位，成為中國第一個女博士。其間，1918年，還獲廣州軍政府外交委員會委派，在法國進行國民外交工作。此際，則為留學勤工儉學運動重要領袖。如此，則其家廚在巴黎的影響，當有甚於李石曾之家廚了。故後來鄭毓秀自己也頗自得地回憶說：“我的房子是在拉丁區附近，曾被人家稱為‘小使館’。我從中國帶了一個女僕來，她是一個好廚子，因此我們常常吃中國菜。”（《鄭毓秀自傳》，《臺灣春秋》1948年第2期）
至於以廚藝聲聞於美邦的楊步偉，也可以視為趙元任先生的特殊的“家廚”吧。她倒是最善於利用美國“獨特”食材的烹飪高手。抗戰期間，她在耶魯大學所在地紐黑文籌劃了一項為中國賑災活動——賣中國飯：“打算賣五百份飯。一小碗湯、一肉炒菜、一飯，賣一元五毛，本錢只花二毛五分，就沒有別的開銷了。幸虧那時東西便宜，豬肉扒只七分一磅。那時紐黑文還沒有中國飯店呢。”當然，更加因地制宜地“伺候”好了他的老公和朋友：“那時不但錢緊，而買東西也難，有些東西都要照發出來的領食物票子限制買的，只有魚蝦可以隊伍買賣，而在那時的魚蝦也便宜，所以今天五磅蝦明天十磅地買，好在中國人愛吃蝦的——但是我為那四年中就給蝦吃怕了，一直到現在什麼種做法的蝦都不要吃了，可想當日是請人吃了多少蝦。”當然對於深受粵菜影響的她，也容易有辦法伺候，特別是在哈佛那一陣子：“站在哈佛大學門前的哈佛坊等一些中國學生經過，就問他們有沒有多餘的票子給點給我們用，因為中國學生或是包飯，或是不大在乎牛肉和牛油等食物，魚蝦和雞鴨都不在配給制限制之內的。”“到批發市場去買和拿些不要錢的雞翅膀、胗肝等等和買些蝦來吃，因為蝦只得兩毛五分一磅，大批買還只兩毛一分一磅，所以連家裡和賑濟會里我多數用蝦等材料。有一次蔣夢麟來了，同我一道到市場去看他們扔東西，就搖頭說美國人真是暴殄天物。……我書上寫的美國人能扔多少就扔多少，中國人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是的，如文所示，她還寫了一本《中國食譜》；它的風靡一時，說明是大大超過了美國雜碎水準的——同樣是利用雜碎以制佳餚。（楊步偉《雜記趙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216-242頁）
楊步偉自傳
其實，楊步偉早在新婚燕爾偕遊巴黎時，即開始在酒店偷偷地自炊伺候夫君了，而且這種偷著炊，更是別有風味：“其時董時進也在巴黎，有時我們兩個人去玩，有時也買點東西在旅館裡偷偷地燒了吃，因為房間有一個大櫃子可以放火酒燈煮東西。有一天雞才開鍋，女傭人來打掃房子，我們就趕快給火關起來，櫃門也關了，等用人一走，開鍋蓋想給雞翻個身來再煮，沒料到雞已經爛了，從此知道法國養的雞如此嫩而肥，味又鮮，難怪法國菜出名的好，以後我們常常弄了吃，三個人一頓就吃光了。”（《雜記趙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65頁）
有太太充家廚，便宜又好吃，時人多有提及。如詹文滸（作者留學哈佛，順遊歐美）《歐美透視（環遊心影錄）》（世界書局1938年版，26頁）說：“中國同學帶太太去的，只房錢上稍多費些，在飲食方面，倘由太太自理，那和一個人的費用差不多。”1934年，海上名媛應懿凝隨夫君沈怡訪德；沈怡曾留學德累詩頓工業大學學習水利工程並獲博士學位，時任上海市工務局局長兼國民政府導淮委員會委員、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等。8月11日的日記記的是在瓦痕湖鄉間，託江（清之）夫人買了一隻雞，並將國內帶來的火腿等食材一併請江夫人代為烹製。由於江夫人“甚精於烹調也，飯時而往，適江君同學朱五二君自明興來，郭德歆葉雪安二君亦在，共談故鄉之事，輒為神往。食時除火腿燉雞外，有乾菜燒肉，洋蔥牛肉絲，糖醋拌黃瓜；珍饈羅列，美不勝收：頃刻如秋風卷葉，一掃而盡。”9月8日及12日在柏林，也兩度記錄了張叔弢夫人的烹飪之美：“晚間張叔弢夫人招往其寓便飯，遂與張君同行。張夫人和藹可親，視餘如弱妹，四顧無親，倍覺依依。飯時珍饈雜陳，僉為張夫人所自烹。”“晚飯於張寓，張夫人餉以麵食，味殊鮮美。”（應懿凝《歐遊日記（記1934年6月至1935年1月間事）》，中華書局1936年版，66、96、99頁）旅居海外，有太太味道以解羈旅鄉愁，何幸之有！
如果自炊不便，又西餐久厭，野炊解饞，也可成一選；有時簡直非得野炊不可。比如，據唐魯孫先生說，江蘇南通的保君健留學哥倫比亞大學時，同系同室有位同學湯家煌，因家族世代在廣州開蛇行，憑著從小練的捕蛇絕技，烹蛇解饞，自需野炊以成事，不然會嚇死美國佬。“留學生天天吃熱狗三明治，胃口簡直倒盡，湯君偶或逢週末，有時約了保君健郊遊野餐，總帶一兩條活蛇，到野外現宰現燉，兩人大啖一番。起初保君健心裡對吃蛇還有點嚇絲絲的，後來漸漸也習慣了蛇肉煨湯滑香鮮嫩，比起美國餐館的清湯濃湯，自然要高明多多。從此兩人不時藉口外出度週末，就到郊外換換口味解解饞。” （唐魯孫《天下味·蛇年談吃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124頁）
當然也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感嘆——買不到地道的中餐食材：“中國人住在巴黎附近鄉村的很多，自己動手來煮菜燒飯的也有，不過時間太不經濟，且真正中國菜的原料太少。所謂自己弄飯，也不過買條長麵包，煮塊牛肉而已。想到中國菜複雜溫和的味兒，真是十分惆悵的事。”（過福祺《巴黎的學生生活》，《申報》1929年2月18日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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