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讓很多人被動地改變了生活狀態，但今天我們要說的這些人，則是受地震救災、重建感召，主動改變自己人生軌跡的。
這些人中，有那場地震的倖存者，抱著感恩的心衝鋒在公益一線，但始終無法彌補心靈創傷;有的從地震志願者轉型成為公益人，一做就是十年……
如今，他們已經成為公益行業的中流砥柱，是我們千萬新時代公益人的典型畫像。
餘浩：從汶川地震倖存者到全職公益人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高級項目經理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汶川縣桑坪中學的15歲學生餘浩正準備去上課，突然感覺猛地晃了一下。幾乎同時，他聽到了“轟隆”一聲巨響。跑到操場後，餘浩驚恐地看到教學樓的各個樓層瞬間錯開，有逃生的學生直接從二樓跳下，宿舍這邊因為只開了個小門造成了堵塞，不少人也是從樓上直接跳下。這所有著近2000人的學校瞬間瀰漫在一片黑暗與灰塵之中……
作為地震中的倖存者，餘浩參與了人生的第一次志願行動，主動加入了志願救援團隊，協助當地的民兵發送物資。
“畢竟是生離死別的經歷，接受過外界這麼多人的關心和幫助，我們是發自內心的感謝。從此，感恩成為我人生最重要的一個標籤。”餘浩說，自己就是從那時開始接觸公益、瞭解公益。在之後的求學生涯中，只要學校有公益活動，餘浩都會盡可能去參加。
2013年4月20日8時02分，蘆山發生7.0級地震。正在雅安職業技術學院讀大二的餘浩，加入了學院的青年志願者協會，也開始慢慢接觸和參與社會外界的志願活動。地震發生後，餘浩腦中馬上閃過一個念頭：我必須要到蘆山當志願者，為災區出一份力。
進災區的路上，因為受到阻攔，餘浩情急之下喊道：“我是汶川人，我是去報恩的。”在災區的夜裡，餘浩清晰的感受到災後的心靈創傷一直都在，看著在帳篷裡熟睡的同學，“就好像這一切都是複製過的一樣”。
後來，隨著第一次接觸慈善公益機構，又先後加入雅安群團組織社會服務中心和壹基金實習，專門學習關於防災減災的救援工作。餘浩逐漸從一名志願者開始向職業公益人轉化。也再沒有主動向別人提“我是汶川人”，因為他不想用“汶川”的標籤來包裝自己，畢竟這是用親人的生命換來的經歷，內心接受不了。
2015年，大學畢業後的他加入了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由此真正成為了一名全職公益人，在雲南開展關愛抗戰老兵、尋找遠征軍骸骨等公益項目。對他而言，公益也不再侷限於某一方面，自己關注到的、能去做的，他都會盡力去做，包括跨越國界的人道主義救援。
“每當到達救援一線，自己就會進入特定的狀態和情景，危險、風險都不會再去考慮了，腦子會一片空白，只想爭分奪秒，去走訪、去了解他們需要什麼，然後盡最大的努力去幫助他們。”餘浩沉思了一會說道，其實回想起來，更多的只是後怕，不過如今都過去了。
現在回看走過的路，汶川地震改變了餘浩之前按部就班的生活。如果沒有地震，他說自己“可能就是上個好大學，找個能養活自己的工作”。
“作為山區出來的孩子，沒有什麼理想，但是因為地震，我瞭解了志願者、義工這個群體，瞭解了公益這個行業。讓我有機會能做一些事情，有個報恩的途徑。” 餘浩說，“汶川地震讓我對公益有了認知，蘆山地震讓我走上了全職之路。”
相比國際公益機構，餘浩說，國內的公益機構起步還是比較晚，專業性上還是有一些差距，這是他從業以來最直觀的感受。餘浩從做志願者開始，到公益組織的實習生，再到全職，這過程中沒有一個完整的培訓體系，不少人都不知道該做什麼，這就造成了公益行業的人才流動，很多人還沒有成長為一名合格的公益人就已經離開了。做公益，大家都在講情懷，可是餘浩認為做公益還是要有興趣，這樣做的過程中心情比較愉悅，而不是被動的。
程飛：因地震救援走上民間救援之路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修班同學會秘書長
“叔叔，你們趕緊撤吧，我知道我出不去了，別你也出不去了!”時隔10年，程飛對當時沒能救出這個約六七歲的孩子一直難以釋懷。
2008年時，作為中國國家地震災害緊急救援隊中的一員，入伍已有2年的程飛原本在北京房山接受訓練，任務是負責8月8日北京奧運會的安保工作。5月12日，一個緊急通知襲來，正在訓練的程飛和隊員們登上了前往四川的卡車，執行地震緊急救援任務。
幾經周折終於進入災區的程飛，第一感覺是“好像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路邊堆放著物資、藥品、食品，旁邊有人在喊“隨便拿”，後來程飛才知道這些人是志願者，而且是自發來這裡的，也是那時候才知道還有這麼一群人在做這樣的事情。
做救援的過程中，受過專業訓練的程飛，最直觀的感受是遭遇天災意外的時候，直接傷亡人數其實佔比不多，多為現場不懂自救、互救，二次傷害比如驚嚇、身體透支、窒息等造成的死亡佔比較高。施救過程長，成本高，如果能提前做培訓，可以提前預判，懂得如何躲避，如何逃生，如何保證第一時間不慌亂?這是程飛救援中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如果說之前的思考還停留在想法上，2011年底復原的程飛則將想法變成了實際行動。2012年，程飛與幾位救援人員開始籌劃民間救援隊，但是身處徐州的程飛，首先考慮的問題則是如果沒有地震，民間救援隊該做什麼?常態化應該做什麼?不能等著災難來。救援屬於配合，協同作戰，現狀是救援隊員比較分散，有事情的時候才會出來，這就需要考慮常態化做什麼?所以程飛考慮的是做安全培訓，並做一些助學助老方面的事情。
在2013年蘆山地震救援過程中，程飛得到啟發，將原有的志願者團隊註冊成為民辦非企業單位，成立“一家親”公益志願者服務隊，開始了組織化運營之路。
時光飛逝，隨著資源的增多，業務範圍的拓展，身上的擔子越來越重，看問題的角度和深度也不一樣。隨著職業化的發展，精神壓力也越來越大，“疲憊”是程飛對目前精神狀態的總結。軍人出身的程飛坦言，自己體力好，更喜歡衝鋒陷陣，但是現在不行，作為公益機構的管理者，要考慮組織的發展、對接各種資源，做公益已經不是自己一個人的事情，而是要帶領更多人一起做。
不過在忙碌的過程中，程飛也逐漸梳理出自己要做的兩條主線，一條是整合資源，為企業的CSR項目出謀劃策，把資源做匹配，將純商業的操作轉化成專項基金運作等等;第二條是推廣“護苗行動”項目，通過安全課堂，安全師資培訓，安全工作站，把常態化培訓融入到學校或者社區裡面。
疲憊中前行，程飛的公益之路像陀螺一樣已經旋轉起來，雖然還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與困難，但是程飛依然在思考中前進著。
張媛：以做公益來彌補因地震引起的不安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秘書長、阿拉善SEE基金會副秘書長
“你有教師資格證嗎?”、“有心理諮詢師證書嗎?”這樣的問題讓想去為災後做點事情的海歸張媛，一度覺得自己很沒有用。
2008年，張媛剛從法國回來，做了三年緊張的SAP諮詢顧問之後，正處於休息調整狀態。地震發生時，張媛正身處大連，邊看電視邊流淚，賑災的場面讓她至今記憶猶新。於是在捐贈的同時，張媛也開始思考自己能做點什麼，才能釋放心裡的不安。
在當時的認知裡，覺得只要是大學生就能去支教，於是抱著想做老師或者心理疏導、陪伴小孩等想法，詢問了四川、貴州等地的機構，但是得到的卻是沒有資格的回答。“現在想來可能是當時問的地方不對，很多機構其實是不需要這些證書，就可以當志願者的。”張媛解釋說。
直到2009年初，張媛看到深圳義工聯在招募志願者，去非洲支教，要求法語，這讓張媛感覺是為自己量身定做的。因為有國外的工作經歷和會法語，張媛從80多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去到非洲的多哥等地，一呆就是一年。
2010年回國後，張媛進入到深圳市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任副秘書長。直到這時候，張媛還是以路人的心態在做公益，遇到了很多的不真實的事件之後才開始變得理性。
張媛是一位不喜歡一成不變生活的人，回看這10年走過的路程，正是因為公益行業一直有新鮮的事物在吸引著她去嘗試，去挑戰，使她在公益這條路上越走越遠。從最初做志願者，到任職深圳市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副秘書長的感性公益，又經歷了創辦公益機構，再到去北大學習充電，一直到現在的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秘書長，張媛自嘲“一直在不斷的被現實打擊中實現自我的成長”。
在張媛看來，汶川地震“震動”了一批人——大家面對災害而又無能為力造成的心理創傷，使很多人希望能做點什麼來彌補。這其中就有些人，因為在捐款和做志願者的過程中，發現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不知不覺就一直做了下來。“隱隱約約是抱著補償的心態在做事情”，張媛說，公益是需要耐心和專業來做的事情，激情的進入，最後能留下來的肯定是經過了理性思考的人。
周健：被“騙入”公益行業卻一路堅持北京感恩基金會理事長
2008年5月12日14點28分，在北京新華人壽大廈19層的辦公室裡，周健先是感覺樓房晃了一下。朋友對他說：“地震了?”他說：“是。”接著又晃了第二下，朋友書架上的毛主席像掉在地上，摔碎了。
他們匆忙從樓梯往下走，下到7樓的時候，發現下面的人並不知道地震了。這時候，周健接到姐姐從四川打來的電話說地震了，要回家去看爸爸媽媽。他沒有思索地對姐姐說，北京也地震了，我正在往樓下跑。
說完，他把電話掛掉了。
在樓底下等待的時間裡，關於地震中心的消息亂七八糟，說哪裡的都有。周健再回到19層的時候是三點零五分，新浪網發出了第一條地震消息，震中在四川綿陽。他急忙給所有的親戚朋友打電話，一個也打不通。直到下午五點，他才反應過來可以發短信，幸運的是，所有的親人都沒事。
什邡是汶川地震的極重災區。13號一早，周健給在什邡的姐姐打電話，姐姐說，她在樓上拿米。周健在電話裡喊道：“你要錢不要命呀!”姐姐說：“大街上睡滿了人，沒吃沒喝，我拿米去給他們做點飯。”
姐姐的話讓周健開始想，自己是不是也應該做點什麼。
上午九點多鐘的時候，周健接到新浪論壇阿蓮打來的電話，說有網友捐贈的物資想運到災區，要他捐運費。周健開始找貨車，貨車說不去四川，地震了，油都加不上。於是他就想到走航空，用飛機運。包了一架飛機，可是網友的物資又裝不滿。
周健和阿蓮商量，決定在網上募捐物資。募集物資的途中，周健在成都的朋友陳妍找到了四川航空的免費飛機。當天下午，通過四川航空，他們的第一批物資從首都國際機場把救災物資送到了成都，從成都送到了什邡，用在了地震傷員的身上。
整個地震期間，他們運送了上百架次飛機的救災物資到四川。
在當地政府部門都癱瘓的情況下，有物流管理經驗的周健，讓物流聯單在物資運送工作中的優勢發揮出來，從而清楚地知道物資去了哪裡。這次行動讓周健對如何做一個組織化的公益行動積累了經驗。
從2008年一直到2012年，周健大部分時間是在災區度過的。在災區的時候，只要一有空，就泡在當地群眾家裡，聽他們講救災的故事，包括對政府、對公益機構和志願者在救災和災後重建中的各種看法。同時做公益論壇的版主、拍紀錄片，一直在做與公益相關的事情。
2012年，針對這幾年災後重建發現的問題，基於自己能做得好一點的想法，周健和什邡在京老鄉，以及在什邡參與救災和災後重建的王振耀、楊立新等人，發起成立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周健自己擔任基金會理事長，主打兩個項目：“一校一夢想”和“義學空間”，且這兩個項目的核心對象都是孩子。
看似水到渠成，可是周健卻自稱是被王振耀“騙”進來的。
在是否決定要成立獨立法人的基金會時，王振耀對他說：“一邊做企業，一邊做公益，豈不美哉。”但真正做起來之後，周健才發現，運營企業和運營慈善組織完全是兩個相反的社會邏輯，運營企業講究的是“悶聲發大財”，做公益基金會則講究各方面的透明。
長期矛盾下，周健權衡之後，關掉了自己的公司，他說：“關掉公司是我一個人的事，而關掉基金會是一群人的事。”
回看汶川地震，周健最大的感受就是志願者概念的社會化，民間志願者力量的崛起。“志願者在之前是很狹隘的，但是現在尤其是在四川沒有人不知道。民間志願者組織雖然是優劣兼備，但畢竟是走出來了。”
向梅：沒有地震，我不會全職做公益北京聖商慈善基金會副秘書長
2008年，向梅是一名中山大學社會學專業的大三學生。5·12當天，正在上課的她在課間得知地震的消息。因為從未經歷過地震，雖然家在四川巴中，但是並沒有太多概念，師生也沒有影響。直到第二節課下課才著急，但是一直都聯繫不上家人，到晚上才得知家人平安。
之後，向梅一直在盯著災區的消息，直到5月底才回到四川，開始了志願者生涯，斷斷續續地支援四川的災後工作，並於2009年成為團中央西部計劃志願者的一員，成為全職志願者，被派到汶川縣草坡鄉的一個援建工作組，工作了一年多的時間。
為了沉澱已有的經驗，更深入、系統地學習公益、慈善知識，2016年9月向梅來到北京脫產讀書，讀書之餘仍心繫鄉村教育，通過“一校一夢想”等項目支援鄉村學校發展。2017年底出任現在這家企業基金會的副秘書長，負責基金會的日常運營、項目開發及管理工作。
“來北京後，我發現很多基金會的項目更多是在追求規模，對於人的深度關注可能要少一些。”向梅也表達了自己的憂慮。
雖然專業對口，但向梅說，如果沒有汶川地震，並不能保證一定會做全職公益人。
在6年的社工生涯中，向梅感受最深的是這個行業真的是以人為基礎。對於困境中的人而言，他們需要的不僅僅是錢的問題，而是需要有人去從事這個工作，通過精細化的服務去陪伴他們成長，也少不了推動和鏈接那些願意做公益但沒辦法做全職的人的資源。當然，這對個人來說，也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從整個行業發展角度而言，向梅認為，汶川地震後，無論是從政府方面，還是從專業度、外部資源等方面，公益行業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以四川的政府相關機構而言，比如民政部門和團委等，無論是政策還是支持力度都比較明顯;災後公益慈善多以項目方式開展，志願者的生態逐漸建立起來，出現了很多的職業公益人，公益組織也逐步發展起來。另外，外部的培訓資源也進入四川，比如臺灣的紅十字會來做督導班，培養了一批專業的公益人士。
王娟：從職業經理人到公益品牌創始人北京愛的分貝公益基金會理事長
2008年5月12日下午，時任某集團公司高管的王娟正在杭州辦公室工作，突然她感到一陣眩暈，剛開始還以為自己身體出了問題，但很快發現是地震，和同事們一起疏散到樓下後，不久就接到了四川地震的短信。“當時看到手機上的短信，還沒有意識到此次地震的嚴重。”王娟說。
看完央視對地震的報道之後，王娟直接冒雨開車去了附近的銀行捐錢，因為這是第一次主動捐款，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捐、要捐給誰。最終在銀行工作人員的指導下，選擇了名單上排在第一位的中國紅十字會。不久她又和集團內其他高管，每人拿出一個月的工資由集團統一捐給災區。後來集團又組織捐一個月的工資。
但這些錢捐到哪裡?怎麼使用的?王娟好同事們不知道，也沒有再問詢過，也沒有收到任何回饋。這種不關心去向的捐贈行為恰恰成了日後王娟在從事公益中最擔心的現象。
王娟決心全職投入公益，經過半年調研，她將項目聚焦在聽障領域，並聯合三十幾位播音員、主持人在2012年3月2日共同發起了“愛的分貝”公益項目，並擔任項目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從聽障兒童及家庭面臨的多重困境入手，從醫療救助延展至學前教育支持及機構賦能，建立起全場景、一站式的聽力公益服務體系。2016年8月31日，北京愛的分貝公益基金會成立，王娟出任理事長。
成為全職公益人之後，王娟面臨了在商業領域裡想象不到的困難，沒有了央視主播的光鮮，也沒有企業高管的優渥待遇，如同一場公益“創業”，缺錢、缺人、缺資源，一切都要從頭做起。一次籌款活動中，愛的分貝一位資助兒童的母親，受到了主辦方不友好的對待，王娟心裡非常難受，回程路上她望著窗外景色眼淚止不住地流，有那麼一瞬她開始懷疑自己的選擇，自己的人生是否該在這樣的場景中，車抵終點，她默默擦乾了眼淚，決心繼續前行。
做了這麼多年的公益，王娟表示最害怕的就是不關心捐贈去向的捐贈人。“我們希望捐贈人對我們的項目有了解，知道在哪裡看項目反饋，畢竟我們是做公眾籌款的。”王娟表示，去年愛的分貝項目籌款是2470萬元，公眾籌款佔到了約70%，都是小額捐贈。
“公益讓我變得成熟和豐富了。”王娟總結十年公益歷程。從自發性的公益行為，到轉型跨界深扎公益領域，她最滿意的是，機構成長再困難，她也沒有因為缺錢拒絕過一個符合資助條件的聽障兒童，目前愛的分貝已經資助超過4000個家庭。作為“愛的分貝”的親力打造者，她和機構理事們都將繼續關注聽障兒童的成長，“只要有一個孩子，因為我們的項目命運得到改變，這件事就值得繼續做下去。”
湘靈：地震讓我知道人人與公益相關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長江265公益計劃執行長
2008年，湘靈(本名鍾鐵華)剛從北京辭職銷售經理的職務回到長沙的家裡，照顧老人。地震發生時完全無震感，直到有電話進來說地震了還是不信。
因為有媒體朋友的原因，湘靈此後一直關注著地震的情況。
震後兩天，小區裡出現了紅十字會的募捐箱，也是在這時候，湘靈才知道人人都是與公益有關的。湘靈當時的想法是“我就不穿著高跟鞋去災區添亂了”，就在小區的捐款箱裡捐了個吉利的數字——666元。
這之後，湘靈參加了天涯義工，管理上雖然是比較原始的狀態，但註冊人數有6000多人。可是義工平時只是去看看老人、孩子等，這讓湘靈感覺並不滿足。
直到2012年，湘靈在一次旅遊中接觸到了金三角風情區國軍的93師，講解員就是他們的後裔，其眼中流露出的絕望、冷漠深深觸動了湘靈的心。
從那之後，有著軍人情節的湘靈找到了“老兵回家”的發起人孫春龍，開始了幫助老兵的公益之路，從項目助理到籌資官，再到傳播，一直路幹到2016年。
如今湘靈正在做長江265公益計劃的執行長，關愛深山老人，做留守老人的居家養老，雖然籌款不多，但是她一直被山村的自生力感動著。“我想把公益帶到空白地，摒棄光環，從一開始就讓他們財務嚴謹、理解利他、有同理心，學著與政府合作。”這是湘靈目前的想法。
在汶川地震救援中，湘靈感受最深的是聯合救災，她認為因救災搭建的體系不僅僅是用於救災，而且是團結了公益團隊，無形中搭起了一個網絡，讓其他的社會問題以其為依賴，慢慢向專業化發展。
她說：“相信的力量在公益實踐裡很重要，只要大家團結在一起，無論是災後重建還是社會問題，都可以解決。”
張世傑：從希望工程受益人到全職公益人北京樂予慈善基金會理事長
作為希望工程曾經的受益人，張世傑從小學二年級到初中二年級一直都在接受資助。所以早在2006年開始就一直在做志願者，同時發起了西部溫暖計劃項目。
地震發生後，張世傑在深刻感受到中國民眾對於社會責任意識崛起的同時，除了捐款也親赴地震災區做志願者。這過程中，他發現當時的捐款捐物很盲目，只要是去到汶川的就行，大量的資金和物資湧過去之後，後期追蹤是沒有的。
這讓張世傑在其後的西部溫暖計劃運作過程中開始了摸索與改變，並於2012年開始全職做公益，出任中國青基會蘭花草藝術基金的秘書長，做藝術啟蒙教育。同時繼續開展西部溫暖計劃項目。
張世傑最初覺得公益行業很簡單，自己喜歡也比較擅長，但是真正進入之後發現很多困難。團隊、資金、資源的缺少，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雖然克服困難的過程也是自我成長的過程，但是張世傑仍然明顯感覺到能力的不足，需要去專業學習。
時至今日，張世傑在公益路上又開始了新的征程，2018年2月，張世傑發起成立了北京樂予慈善基金會，繼續在公益之路的探索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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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於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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