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3歲的小朋友王鳳雅小朋友因視網膜母細胞瘤不幸去世。
她的家人來不及悲傷就被互聯網迎面撲來的滿腔義憤包圍，“詐捐”、“重男輕女”、“為了兒子，虐待女兒”……王鳳雅一家人被幾篇互聯網推文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然而，如今“新聞反轉”似乎已經成為熱點事件中的規定動作。隨著調查一步步深入，真相浮出水面：王鳳雅的父母不存在詐捐行為，一些媒體、自媒體也刪除了之前的報道。
在這一場互聯網大V對王鳳雅一家的“輿論圍獵”中，每個人都是輸家，有著無法掩飾的焦慮與恐懼。
從《王鳳雅小朋友之死》到《農村家庭的殘酷現實》
2017年9月，河南省太康縣2歲半的王鳳雅被查出視網膜母細胞瘤，家人利用多個網絡眾籌平臺為她募捐，5月4日，王鳳雅小朋友不幸去世。
在幾位大V的“煽風點火”下，這場輿論之火燒得越來越旺。
作家陳嵐在微博實名報警，稱3歲女嬰王鳳雅疑似被親生父母虐待致死。
漫畫作者“卷卷”也因此在自認為掌握了“小鳳雅事件真相”的情況下，虛構諸多情節，用長漫畫的形式講述“小鳳雅的悲情一生”，家人重男輕女、虐待鳳雅的畫面躍然紙上，從感官上進一步刺激著大眾的神經。
果殼網主筆遊識猷則在微博評論此事，“這是詐騙。這是遺棄。這是殺人。” 引爆了微博超過11萬的轉發。
正當網友義憤填膺的喊著“天堂空蕩蕩，惡魔在人間”時，關於紅星新聞、丁香醫生則漸漸揭開了事件的另一面。
輿論從集體憤怒轉向集體憐憫，只用了不到一週……這背後究竟是誰在做推手？
“詐捐敘事框架”下的流量收割
在本次輿論反轉中，作家陳嵐、漫畫作者卷卷、果殼網主筆遊識猷是三個關鍵節點，她們在媒體上共同構建了“詐捐”與“重男輕女”的敘事框架。
從章子怡詐捐門開始，“詐捐”成為了最容易激怒網友的一個符號。它所代表的不是單純的欺騙，而是偽裝弱勢，惡意利用他人同情心，可謂罪加一等。當“詐捐”發生在貧困的農村患病女孩家庭時，弱勢更弱，惡意愈惡，最容易擊中網友的“圍觀式正義感”，在發洩情緒幾乎零成本的網絡環境，輿論壓力如洪流一般傾覆。
不知何時起，只要兒子、女兒的字樣同時出現在一個“負面/悲情事件”中，圍觀者很自然地就會腦補“重男輕女”的情節，在全世界女權運動日益興盛之時，任何疑似“重男輕女”的觀點與行為都將在互聯網平臺引發巨大反彈。
而這兩種敘事框架的內核都是“憤怒情緒消費”。
憤怒是最容易被激起的一種情緒，在這種狀態下人們很容易失去理智，尤其是在互聯網匿名的情境中“憤怒”變得更加簡便易得。每一起公共事件都將掀起群體性憤怒，在發洩感情的過程中新聞事件中本應最重要的事實退居二位，觀點與情緒成為最容易收割流量的利器 。
公共事件中匆忙發聲尖銳評論的自媒體往往就是利用了網絡傳播的這一特點，而網民總是很容易被媒體的輿論所引導，就這樣在一次次新聞反轉中，網友真情實感的義憤填膺也變得一文不值。
新聞反轉背後的焦慮與恐懼
每當新聞反轉時，自媒體人或許比誰都焦慮、都無奈。
經過內容創業巨大紅利期，閱讀量下滑、粉絲增長放緩，以“寫字”為生的自媒體人面臨著生存危機，短視頻的興起與頻繁的封號潮更是加劇了這種焦慮。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抱著“對韭當割”的心態追逐熱點，“快速反應”、“噱頭十足”是這種生存法則下的最高奧義。
越來越多的新聞反轉也讓人們對媒體的信任徹底崩潰了，在這個“後真相時代”，作為信息的被動接受者，受眾似乎已經接受自己永遠不會知道“全部的真相和真相的全部”這一現實，甚至漸漸地對於事實不再苛求，轉向尋求情感的共情。
“我們開始不在意謊言，不擔心說謊的危害，而更多地去關心某種主張所包含的情感因素，以及這種主張對個人的價值。”《衛報》專欄作者馬修·德安科納這樣描述“後真相時代”特徵。焦慮的自媒體與容易恐慌的網友不謀而合，於是，情感氾濫，事實已經不夠用了……
好的文章，要體察到人性的痛點，表達大眾的情感共鳴，但作為掌握關鍵話語權的自媒體人，首要一點應該是尊重事實，“不要急著評判其他人，要知道，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你所擁有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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