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是臺灣間諜。”這一驚人的消息是在鄧麗君去世不久，由臺灣雜誌《獨家報道》首先報道的。
原國民黨高級將領谷正文說：“鄧麗君是臺灣國民黨國家安全局的秘密情報工作人員，隸屬於臺灣國家安全局第三處，協同工作的是我所在臺灣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統計局。”
此後，日本著名記者宇畸真及自由作家渡邊也寸二人共同對鄧麗君的生平進行了長達4個月的追蹤採訪調查，出版了《鄧麗君的真實》。
關於鄧麗君是間諜一事，我們的結論是肯定的……在她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她所能選擇的道路也只有這一條，當時的社會現實迫使她走上了‘間諜’這條道路。
谷正文說，1968年夏天，鄧麗君收到來自新加坡的邀請書，邀請她參加1969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劇院舉行的”慈善音樂會”的演出。
年僅15歲的鄧麗君向臺灣有關部門提出了出境申請。由於鄧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請的還有她的母親趙素桂。
當時臺灣處於軍事管制戒嚴令期間，各種民間社會活動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緊地監視著，進出臺灣的任何人都受到臺灣安全局嚴格審查。“連外交部長都不得例外。”谷正文說
出入境申請的審查有一個十分重要的項目，即申請人是否能夠利用現有條件為臺灣政府進行情報工作。
1949年蔣介石改編重組特務系統以來，“特務政治”方針一直主導著臺灣國民黨軍隊、政府和民間。許多臺灣的民間人士、文藝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況下，被收編進國民黨特務組織。
谷正文說：“像鄧麗君這樣的情報人員，與專業間諜有著根本區別，她們不承擔需要特別間諜技能的工作，只利用她們現存條件為國民黨政府效勞，只能算是信息傳遞媒介。”
得知”鄧麗君是間諜”，人們在驚訝之餘，普遍傾向於同情鄧麗君。
人們表示：當局以批准出境演出為交換條件，將一名尚未成年的少女脅迫收編進特務組織，這種做法是為人之常情所不能容忍的。
鄧麗君一生的悲劇就是臺灣當局一手”發展經濟”，一手實行”特務政治”的歷史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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