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的城市的信仰生活往往被說成是一個雜燴，五方雜處，各種信仰交匯其間。但是我們仔細尋繹，還是會發現，
城市所在地的本土信仰，即城市化之前的城鎮和鄉村的信仰依然是該城市的底色。以上海為例，我們可以見出，傳統的民間信仰，即鄉村與城鎮時代的民間信仰依然在今天的大上海保留著，成為上海城市傳統的基礎。上海有六千年的考古學意義上的歷史，也有兩千多年的文獻與口承的歷史，即春秋時代楚春申君封地申，成為上海第一個文化地標。上海置縣則是700多年前的元代至正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經濟雖然發展很快，但也只是傳統的城鎮文化形態，領屬鄉村社會主體。元代以來的上海以棉花與稻子的生產為主，是農業社會兼有商業社會的形態，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城市。這種情形一直到1842年上海開埠，上海才逐漸成為遠東重要的經濟金融中心。據歷史學家的文獻資料分析研究，在傳統的上海民間信仰中，文昌帝君、施相公、東嶽大帝、城隍土地、劉猛將、黃道婆、天后和五通五路神是主要的信仰對象。而民俗學家的調查，說明這些信仰還存活在城市生活中，我們在上海城市和郊區的廟宇裡的調查過程中，都能夠看到這些神靈的影子，以及信徒的信仰活動。這說明，在過去的城市化過程中，城市文化傳統有一個重要的來源，即鄉村的文化傳統。鄉村文化積澱到城市裡，城鄉間構成一種和諧的聯繫性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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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城市化是一種漸進的形式，城市緩緩向邊緣延伸，一部分人慢慢變成城市戶口，她們生活在大致上與過去接近的社區，有熟人關係，原有的鄉村結構沒有遭到很大的破壞。因此，鄉村傳統，城鎮傳統可以保留到城市生活中去。
但是，現在的城市化發展卻完全不同了。城市的動遷會突然把一個巨大的城市社區遷到郊區農村，而郊區農民因為動遷，尋找居所四散而去，原有的村落結構破壞了。他們再也難以聚集起來完成相同的信仰儀式，因此，原有的鄉村的信仰很可能在新的形勢下難以在城市留下痕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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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上海的寶山區的一個村子調查，發現這個村子有較為完整的宅神祭祀儀式。宅神，既是家宅之神，又是村宅之神。是一個對象比較含混的神靈，有人將其理解為“老祖宗”，有人認為是獨立的宅神，是管理家宅和村宅的神。2000年前後，該村開始來了一批外來的人員借住村民的房屋，而村民因為土地被徵用失去收入來源，住宅出租成為一個主要的收入來源。由於借住者往往有夫妻同住，或者其他形式的男女同居的情況發生，引起了當地人的不安。因為當地有一個禁忌：家中不容許外來的男女同居。假如外來的男女同居，就會給家裡帶來禍殃。這個民俗禁忌，在江南地區很多的省份都存在，長江以北的部分地區也有此禁忌。於是，借房獲取經濟收入與鄉村的傳統禁忌發生矛盾，村民陷入焦慮之中。他們既想獲得經濟收入，也不想觸犯傳統禁忌。就在焦慮持續的時候，村裡又連續死掉兩位老人。本來老人都算正常死亡，但是在這個非常的情況下，人們將這種死亡看作了非正常事件，認為這是因為村裡借房，外人男女同居得罪了宅神的緣故。一時間，該村人心惶惶，覺得要大禍臨頭。那些沒有借房的人埋怨借房的人家，借了房的人則心裡壓力倍增，不知如何是好。對面一所大學的師生在該村調查，給他們講再多的破除迷信的話都沒有用，他們的焦慮依然。這時，村裡幾位老人說起了50多年前的宅神祭祀的事情。他們認為，既然是得罪了宅神，那請道士或者是和尚來做一場法事，事情不就結了嗎?這事迅速得到了村委會的同意，村委會從村企業裡面拿出3000元錢來，每家再湊出幾十元的分子錢，請來一班道士，做了一天安宅神的法事，村裡人遂心安理得了。對於該事件，我們理解為這是民間信仰在解決現代性與傳統禁忌之間的張力的特別的功能。房屋出租是一項商業行為，是具有現代性的行為，因為在傳統的農村中，很少有出租自己的住宅獲取經濟收人的行為。住宅的商品化經營，是現代社會的產物。面對傳統的禁忌，簡單用科學知識來教育是難以湊效的，因為一項禁忌往往有數百年，或者上千年的積澱，人們的心理一時是難以解決的，有時，人們會在理性上認為沒有問題，但在情感上，心理上存在焦慮卻是事實，這對於人們的心理會是一種壓力，帶著這樣的壓力生活是不幸福的。當這樣一項儀式活動舉辦以後，能夠帶來村寨的心理平和，這就是民間信仰的一種社會功能。
這種宅神祭祀要連續舉行三年，當然此後的兩次祭祀不需要那樣再請道士或者是和尚來操辦，大家簡單地自己在村口道路上供奉叩拜一下就行。三年結束，可以等十二年後再行祭祀。這樣一種祭祀制度，成本不是很高，也不是很頻繁。十二年的期限，只是為了不忘記這種禮儀而已。祭祀制度的理性安排充分照顧了村落民眾的負擔能力。顯然，宅神祭祀是一項與村落集團相協調的信仰制度。在當下，它有效地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充當了調停者，以其特有的方式促進了現代性的發展，又不至於與傳統剛性衝突。該村子很方便地組織起來一場宅神祭祀，也充分說明長期共同生活積累的社會結構對於公共事件的處理是十分有效的。
但是很快，這個村子動遷了。這個村子的57戶人家無序地遷到了多個城市居民小區，徹底離散了社會關係網絡，因此，宅神祭祀這樣一種民間信仰的儀式可能就在未來的城市裡失去了生存的空間基礎。那些鄉村生活其間朝夕相處的生活改變了，鄰里關係改變了，管理者改變了，誰還會來組織這樣的祭祀活動呢?不同的群體居住在同一空間，即使是一部分人有著舉辦民間信仰活動的需求，也有能力舉辦相關活動，但是如果妨礙了其他人的生活，這也是現代城市生活不容許的。
這就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農村城市化，農民不僅失去自己的物質遺產，如土地房屋，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可能將在這一過程中失去。中國農業社會幾千年的文化遺產能否帶入城市，這是一個嚴峻的問題。中國的農業文明發育成熟，農業文化遺產資源豐富。據2010年底文化部公佈的統計數據，現列為縣級以上名錄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7萬項，而整個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數目達到驚人的87萬項之多。這其中，農業文化遺產佔據了主導地位。假如城市化快速實現，幾十萬項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將陷入瀕危甚至消失的境地。城市的發展，連帶著把鄉村的信仰遺產破壞了。
這是城市化造成民間信仰遺產危機的一個案例，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因為農民失去自己的原來的生活空間，離散其生活環境與鄰里關係，他們不具備傳承原有的民間信仰遺產的條件了。
而城市本身的文化遺產也在城市的舊城改造和居民動遷過程中遭到破壞。我們試以上海的傳統媽祖信仰分析之。2006年媽祖祭典列名中國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2009年媽祖信俗還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在過去，中國沿海地區都有很好的媽祖信仰傳統，在臺灣，媽祖信眾達到百分之七十，世界很多地區都有關於媽祖的信仰。在上海地區，文獻記載，從宋代起就有了供奉媽祖的廟宇和祭祀活動。解放前，上海有官建媽祖廟23座，會館媽祖廟13座。上海是一個重要的媽祖信仰的文化區。但是，隨著城市的發展，媽祖信仰卻日漸衰弱。民國期間毀廟興學打擊了媽祖信仰，使得媽祖信仰的空間大大壓縮，上個世紀後期，媽祖信仰的空間壓縮愈演愈烈，一座最大的天后宮也在前年徹底拆除了，除一所媽祖廟移到松江重建以外，其餘在城市中的媽祖廟宇全部被拆除。這都是城市改建的結果，傳統民間信仰在城市中可以說遭到毀滅性地打擊。
近年開始恢復起媽祖信仰，上海若干廟宇供奉了媽祖神像。但是，這些神像由於置於偏殿，無人知曉，無聲無息，沒有什麼信眾，幾乎沒有香火。如，位於虹口區北外灘一帶的下海廟，曾經是出海者上下岸的地方，過去的下海廟，會有很多人來祭拜媽祖，媽祖信仰十分興盛。如今的下海廟是一座佛教的庵堂，雖然還有一座媽祖像供奉著，卻是信眾寥寥。上海媽祖信仰的這種情形，代表了城市化以後民間信仰的真實狀態。信眾人口遷移離散，信眾職業變化不再信奉媽祖，信仰空間確實造成信仰遺忘，合力造成了媽祖信仰的衰弱。原先上海的漁民，船民等，他們是信奉的主體，但是現在職業改變，便不再信奉媽祖了。現在上海民眾中純正的漁民，船民已經極少。所以這個信眾集體整體消逝了。如今的上海媽祖信仰僅流為一種形式。
改革開放以後，大量的臺灣商人和民眾來到上海，有說五十萬臺灣人在上海，有說三十萬臺灣人在上海，這具體的數據沒有辦法統計，但是，按照百分之七十的臺灣人是媽祖信眾的概率，上海有十萬以上的臺灣同胞媽祖信眾是沒有問題的。這十萬媽祖信眾在上海沒有足夠的空間提供給他們舉行祭拜活動。他們會偶然到松江去祭拜，但是路途很遠，十分不便，而城市中竟然沒有一處專門的媽祖信仰場所。這對於臺商和臺灣民眾來說是一大遺憾。我們在田野調查中發現，有的臺灣民眾在上海只好把媽祖請到家裡供奉著，而這樣需要擴大租房空間，增加了在上海生活的成本。對於一個開放的上海來說，傳統的民間信仰空間不足，實在是一大缺憾。
城市化的不當行為破壞了鄉村的民間信仰遺產的傳承，同時不當的發展形式也破壞了自身的文化遺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的文化競爭力，這不僅是道義上違背了保護文化遺產的基本原則，在利益上也損害了城市形象本身。
來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原文｜城市化過程中的民間信仰遺產保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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