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元勳、“倖存者”黃克誠：九上九下而未悔

他不盲從，不苟同

9次被批判、撤職、降級，始終剛直敢言

為“倖存者”黃克誠作傳：

九上九下而未悔

本文首發於總第838期《中國新聞週刊》

2018年1月，《黃克誠年譜》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這是黃克誠傳記組的收官之作。

1999年，國防大學二號院一座簡陋的二層小樓的門前，掛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黃克誠傳》編委會”的牌子。時任國防大學副政委譚乃達、國防大學編研室原主任馬長志、總參辦公廳編研室原主任李柱江、國防大學編研室退休教授劉建皋等入駐辦公。《黃克誠軍事文選》《黃克誠紀念文集》《黃克誠傳》和《黃克誠年譜》，相繼從這裡問世。

其中，傳記編寫時間最長，耗費心血最多。8年時間裡，編寫組輾轉各地調研，收集了2000多份史料，採訪了百餘人次。

近日，除了編委會主任兼編寫組組長譚乃達在外地未能接受採訪，編寫組主要執筆人，平均年齡77歲的馬長志、李柱江、劉建皋多次接受了《中國新聞週刊》的採訪。

早在《黃克誠傳》籌備伊始，譚乃達就強調，寫這本傳記，主要是給領導幹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看的，讓他們認識一個真實的黃克誠，以之為鏡。

九上九下

在開國元勳中，黃克誠被罷官次數最多，“九上九下”。

1927年，他因在湘南暴動中反對和抵制燒殺政策和攻打中心城市的“左”傾冒險主義，三次被批判，一次被撤職；1930年，因反對攻打長沙、支持毛澤東，被批為右傾機會主義，再次被撤職；1931年，抵制第二次肅反打“AB團”，險被逮捕處決；紅軍長征路上，向上級提意見，被三次降職；抗日戰爭期間，多次向華中局提出，當前是國共統一戰線時期不應主動攻擊韓德勤、不該打曹甸，被批右傾保守撤職；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撤銷一切職務，僅保留黨籍；“文革”中，被關押審查，蒙冤18年。

黃克誠的建議和意見多是涉及全局和高層的，妥當寫好他與領導層的關係，成了編寫《黃克誠傳》最難的一環。

例如，

大家達成共識：黨和軍隊經過漫長的道路走過來，領導人之間和上下級之間難免有爭論和磕磕碰碰。妥當處理的原則是不刻意迴避爭論，同時不能為突出傳主而貶損他人。

即便作為中央軍委批准的編寫組，涉及高層領導，要查原始檔案也不是件易事。去中央檔案館查檔，要有解放軍總部或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批件才能部分調閱。黃克誠和老一代的政治局常委交集很多，涉及這一級別領導人的，檔案無法調出，只能通過其年譜、傳記、文章和講話去印證。

編寫組在查閱檔案時，發現了1953年6月21日黃克誠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的原件。當時，根據毛澤東指示，彭德懷不在京、聶榮臻病休期間，由黃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他在信中建議加強總參和總後的領導班子建設，並建議由剛剛到北京的鄧小平擔任總參謀長，還提了幾個副總長和總後副部長的人選。編寫組請檔案館複印這封信，結果相關領導人的名字在複印件上都被刪去。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 黃克誠(左一)在六中全會上投票。圖/受訪者提供

“使我最難以支持的還是廬山會議”

廬山會議是傳記編寫的另一個難點，也是審批過程中被刪減最多的一章，原來約4萬字的篇幅只留了不到一半。

黃克誠自己也曾說：“我平生受過無數次鬥爭，感到最嚴重、使我最難以支持的還是廬山會議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經常吃安眠藥，但最多不過兩粒，這時每晚吃六粒，還是不能入睡。”

1959年7月19日，黃克誠在廬山會議小組會上作了兩個多小時的發言。這是他一生最痛快的發言之一。他雖然沒有像彭德懷那樣使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激烈的詞語抨擊“共產風”，但可以看出他對形勢總的看法和彭德懷的信基本一致。

會上有4名記錄員，但是他的湖南口音太重，語速又快，發言沒能完整記錄下來，最後只整理出一份簡報，是這段歷史的一大遺憾。

7月20日，黃克誠遇到主管農業的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兩人就“大躍進”問題爭論起來。譚震林發了火：“你是不是吃了狗肉，發熱了，這樣來勁？你要知道，我們找你上山來，是搬救兵，想讓你支持我們的。”黃克誠很不客氣地說：“那你就想錯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這句話，後來被當成他蓄意反黨的“罪證”，遭到長時間批判。

7月2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成為廬山會議由糾“左”轉向反右的轉折點。當晚，在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的執意要求下，周小舟、周惠、李銳等來到老領導黃克誠住所談話。黃克誠勸他們：“不要激動，事情會弄清楚，要相信主席，主席是不會錯的。”

談完已經是晚上10點半，三人出門時碰到了時任公安部長、負責廬山會議保衛工作的羅瑞卿。十幾天後，羅瑞卿在小組發言中說：“我從含鄱口看月亮回來，晚上10點半了，碰著你們，老實說，我是懷疑的。”

7月30日早上，毛澤東通知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四人去他的住處談話。談話中，他給黃克誠扣了三頂帽子——彭德懷的“政治參謀長”、“湖南集團”的首要人物、“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並說：“有人說，你對彭德懷是唯命是從，彭德懷對你是言聽計從，你們是‘父子關係’。”

1931年冬天，江西蘇區開展鎮壓“AB團”的肅反運動，彭德懷救過黃克誠一命。建國後，兩人在國防部共事，黃克誠是整個國防部大樓裡唯一一個敢跟彭德懷吵的人。他曾說，他跟彭德懷是相待以誠、爭執以理、言不及私的諍友。

黃克誠據理力爭。對於“政治參謀長”，他說：“我當彭的參謀長，是毛主席你讓我來當的，我那時在湖南工作，並不想來；是你一定要讓我來。既然當了參謀長，政治和軍事如何分得開？彭德懷的信是在山上寫的，我那時沒有上山，怎麼能在寫意見書一事上當他的參謀長？”毛澤東一怔，沒有反駁，轉移了話題。

劉建皋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很多人看完傳記中這一段都對毛澤東頗為佩服，因為他並沒有發脾氣。

會議期間，有人說黃克誠是彭德懷的走狗，他氣得發抖，說：“你殺了我，我也不承認！”他對抗的辦法是沉默少言，在小組會上作檢討，但沒有揭發彭德懷的問題。這沒能讓他過關。會議領導人軟硬兼施，他終於作檢討，首次承認了“右傾機會主義”。

8月18日，從廬山下山後，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這是一次“剩勇追窮寇”的會議，對黃克誠的揭發範圍之廣，批判之激烈，遠超廬山會議。

黃克誠被扣上“九大罪狀”。其中，有人指責他是“殺人犯”。黃克誠反駁：“我沒有殺人。”

這時，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突然站起來，對揭發人大喊：“部隊離開哈達鋪以後，是我帶著一個營在後面擔任收容任務。當時部隊很疲勞，減員大，掉隊多。你說的處決衛生部的楊興仁，根本不是黃克誠同志決定的，而是上邊給我的命令，我敢不執行嗎？”鍾偉立刻遭到圍攻，會後被解除職務，發配到安徽省農業廳當副廳長。

傳記組介紹，1935年9月，長征部隊到達甘肅哈達鋪。從哈達鋪到榜羅鎮有八九天的路程，不斷有人掉隊，還有人因飢餓偷老百姓的東西吃。保衛部門把這些人抓來，交當時擔任陝甘支隊第二縱隊政治部裁判所所長的黃克誠審處。黃克誠不忍下手，找領導說情，有人申斥他“不中用”，裁判所所長職務也因此被撤。

揭發過程中，最聳人聽聞的是時任空軍政委吳法憲揭發的所謂“貪汙黃金案”。

吳法憲說，1946年黃克誠奉命率新四軍三師從蘇北挺進東北時，帶了金子440餘兩、銀洋21222元、鴉片42斤、各種鈔票幾億元。這筆經費被帶到四野後勤部，後來又在黃克誠上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時被帶到湖南，從此下落不明。揭發轟動一時，黃克誠請求立案調查。

調查組歷時多年，經過調查和反覆核對賬目，最後查明，這批財產經東北局財經委員會書記李富春批准後，由黃克誠帶到湖南，除少部分用於撫卹烈士家屬、救濟生活困難的幹部外，全部交給了湖南省財政廳。

1979年1月4日至22日，黃克誠(右一)出席中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右二為陳雲，右三為王鶴壽。

“打不過也要打，不能白受辱”

廬山會議後，黃克誠被撤銷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職務，戴上了“彭黃反黨集團”主要成員、右傾反黨的帽子。

此後，他的政治待遇基本取消，工資降級，“吉姆”座車保留，住所不變，在北京大水車衚衕四號院過上了賦閒生活。

他每天早上6點半起床，外出散步一小時，回家吃早飯，聽新聞。8點左右讀書，看自掏腰包訂閱的《人民日報》。午休後下棋。晚飯後，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全國新聞聯播》，散會兒步，10點左右就寢。

文件沒有了，每天只有兩本新華社《內部參考》。除了國家工商局副局長夏如愛這位不避嫌的常客外，鮮有人來訪。

讀書時，黃克誠不再像過去那樣邊讀邊圈點批註，而是變得謹慎了。除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國家與革命》《共產黨宣言》等書，他還愛看隆美爾、丘吉爾、朱可夫等二戰統帥的回憶錄。

大女兒黃楠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父親曾跟她說，我們國家還沒有打過成規模的現代化戰爭，二戰的經驗很重要。

黃楠以前對父親的認識是：不愛穿軍裝，不修邊幅，沒事兒就去院子裡看看種的豆角和葡萄，像個農民。她甚至不知道父親是大將軍銜，只是根據吉普車換成了轎車判斷，他應該是升了官，直到一次從報紙上看到父親接見外賓的消息，才知道他職位不低。

黃克誠不太會哄孩子，高興了就只會招呼孩子：“來來來，給塊糖吃！”黃楠在學校當衛生委員，要給班級寫衛生評比表，就讓父親幫忙寫。父親小時候讀過幾年私塾，字寫得很好。

父親賦閒之後，她才開始對父親有所瞭解。她開始大量閱讀書籍，想從中尋找父親出問題的答案。看到列寧曾經講，自己的一個朋友勸高爾基，受不了革命的殘酷就出國吧，她開始相信，父親是個好人，但不夠激進，不夠革命。

十幾歲正是“左得可愛”的年齡，孩子們一度都不想和“犯錯誤”的父親接近。一次父親鼓勵小女兒黃梅爭取入黨，她嗆了幾句，心裡想：“你也配談入黨？！”

黃克誠夫人唐棣華在自己工作的中國科學院學部文學研究所也受到多輪批判，被定為“嚴重右傾”，不斷被逼揭發交代，曾多日一病不起。有好心人勸她為了孩子離婚，後來她聽說彭德懷的夫人浦安修打了離婚報告，加之其他一些因素，還是提出了離婚申請，“以示對黨忠誠”，但沒得到上級批准。

1961年，唐棣華從工作單位申請到一套三居室宿舍，帶著二兒子黃晴搬了進去，每週末回大水車衚衕住一天，探望黃克誠和其他三個孩子。

1962年，由於彭德懷再上“八萬言書”，被認為想翻案，黃克誠跟著遭到第二次審查。1963年，他的住地原來的“管理員”老婁被調走，中央警衛師第四團保衛股幹部叢樹品作為新任管理員搬了進來。總政保衛部交待叢樹品，隨時彙報黃克誠的情況。

叢樹品一家和黃克誠同住一院，相處得很好。文革後，他成了黃克誠的秘書。

他向傳記組回憶，當時他從來沒有限制過黃克誠的自由，時常陪黃克誠到北京郊區看農作物長勢，和農民聊天。他還學會了下圍棋，因為這是黃克誠一生中唯一的業餘愛好。下棋時，黃克誠喜歡以視力不好為由悔棋。別人不幹，他就把人拉回來：“那你也悔一著吧。”

1965年10月，黃克誠被分配到山西，擔任常務副省長。他本打算在這裡度過餘生，沒想到一年後，“文革”開始，他被紅衛兵押回北京。

一開始，他被關在五棵松附近北京衛戍區的一個監護點。黃克誠回憶，自己常常和看守吵架，對方有侮辱行為，他就會還手。“我明知自己年老體衰，和年輕小夥子打架是自找倒黴，但打不過也要打，不能白受侮辱。”這讓看守人員有所收斂，因為這“老傢伙”不怕死，動不動就拼命。

後來，他被轉到玉淵潭附近的監護點。北京的3月很冷，看守人員讓他們自己生爐子，黃克誠是南方人，不太會，就每天燒得烏煙瘴氣。

1967年7月是大批判會高潮，他被批鬥20多次。每次批鬥彭德懷，他都被拉去陪鬥。

同監的老幹部回憶，黃克誠是監獄裡吵罵得最兇的一個。1968年3月，專案組對他通宵達旦搞“逼、供、信”。有一天來了20多人圍攻他，他使勁掙脫出一隻手，抓起桌上的茶杯，把自己的頭砸得鮮血直噴，人馬上休克了。他醒來後，這些人又來圍攻，他毫無畏懼與他們對罵：“你他媽的懂個屁！”

一次放風時，黃克誠見到了彭德懷。趁監管鬆懈，他問彭德懷：“天冷了，你怎麼不穿棉鞋？”彭德懷說：“棉鞋帶來了，沒穿。別說話了，免得麻煩。”這是他們受到隔離審查近10年來的第一次交談，也是一生中的最後一次。

“文革”期間，周小舟、彭德懷、張聞天相繼去世。

黃克誠稱自己為“倖存者”。他後來回憶彭德懷，說：“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做夢經常同他在一起。”

主持歷史案件清查

1977年，黃克誠被摘掉“反黨”的帽子，正式復出，被任命為中央軍委顧問。在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被選舉為中紀委常務書記。

1979年，中組部大樓五層新掛了一塊“中紀委二辦”的牌子。“二辦”主要承擔對建國以來尤其是“文革”時期的歷史案件的清查和審理。

黃克誠家重新恢復門庭若市。這時他雙眼已失明，開始少說多聽。黃楠聽父親說過，越是看不見了，越要謹慎，小心說錯了話。

黃克誠提醒審理人員，要力避重犯“左”的錯誤，千萬不要把人一棍子打死。對處理文革中犯過嚴重錯誤的軍隊領導幹部，他尤其慎重，明確提出，要考慮歷史背景、主觀動機，儘量少判、輕判。即使判了刑，也不要殃及家屬、子女。

1979年11月底，黃克誠派人到河南調查劉少奇含冤去世前的情況。不久後，他將情況彙報給鄧小平、葉劍英，他說：“少奇同志是被誣陷的，事實清楚，但還有人突破不了這個禁區，這就不是實事求是，我們要主持正義。”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取證，劉少奇終獲徹底平反。

山西清查“三種人”領導小組把文革時帶頭抄黃克誠家的人員列為重點隔離審查對象，並三次派人到京求見黃克誠核實情況，他都未接見。他讓秘書給山西回函，只說什麼時間被首都紅衛兵押回北京，“其他記不清了”。

1980年前後，一位在文革中參與過黃克誠專案審查的軍隊幹部找到黃克誠的秘書，提出到中紀委工作的請求。黃克誠說，此人有政策觀念，表現可以，我同意接收。

“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

中紀委成立時，黃克誠請示陳雲，紀律檢查委員會主要抓什麼，陳雲只回答了3個字：抓黨風。

黃克誠參與組織起草了《關於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這些規定共10項，包括：一個高級幹部的宿舍只能有一處，不得同時佔用兩處；調到外地工作時，應將原住房交回；高級幹部外出視察和檢查工作，不能攜帶家屬子女和無關人員；除外事活動外不得在公共娛樂場所為高級幹部設特座；不準用公款請客送禮；不得以試用、借用等名義，無償佔有或低價購買國家和集體生產的產品等。

1980年1月，中紀委接到舉報：為歡送調離總參的李達、張才千，歡迎調來總參工作的張震，主持總參工作的副總長楊勇在京西賓館公款請客，花去400元。黃克誠得知後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僅要查，還要處理，“誰出的主意誰出錢”。

楊勇、張震在戰爭年代都是黃克誠的老部下。楊勇認為這是小題大做，不服，黃克誠給他打電話，說：“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楊勇放下電話就趕到黃克誠那裡承認錯誤，隨後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400元補交了飯錢，還作了檢討。張震回憶，當時有不少人說情，並要求吃請者共同承擔責任，黃克誠都不讓步。

1980年10月，時任商業部部長好幾次在豐澤園飯莊請客，應付124.92元，但只付了19元。豐澤園一位年輕廚師給中紀委寫信，揭發此事。中紀委立即派人調查，證實情況屬實。黃克誠指示，向全黨發出通報批評。《人民日報》也發了批評報道。這在高級幹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動。

一位擔任中央高級職務的領導人對這樣的處理有些意見，批評《人民日報》亂點名批評領導幹部。黃克誠在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時點了他的名：“××同志來了嗎？”他說：“黃老，我來了。”黃克誠說：“聽說你對這件事的處理耿耿於懷。是不是打在他身上，痛在你的心裡啊？你是不是也像他那樣請客吃飯少付錢啊？現在老百姓對領導幹部搞特殊不滿，不就是因為領導幹部不自覺，搞特殊化嗎？”他接著又說：“接受輿論監督，點名批評一下，有什麼不得了？又不是‘文化大革命’，一點名就要打倒、搞臭。”

1980年上半年，中紀委連續接到群眾來信，反映華國鋒去江蘇視察時搞戒嚴，影響交通；有人把華國鋒在中央黨校作報告坐的椅子送到博物館收藏；山西地方政府在華國鋒的老家交城為他修故居，建紀念館。

黃克誠擔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時，華國鋒先後任湖南湘陰縣和湘潭縣縣委書記等職，他認為華國鋒為人忠厚，是一位可以聽得進不同意見的人。他指示中紀委，先給華國鋒寫信告知，並準備分赴三地調查。調查組尚未出發，華國鋒就給中紀委回信，表示已做了瞭解，這三件事都有，已給江蘇省委、中央黨校、山西省委打了電話，要求糾正。

黃克誠見到回信後指示，調查組可以不去了，把華國鋒的信登在《黨風黨紀》上，並建議中央發一封信，告誡全黨要防止新的個人崇拜。

1980年10月2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今後二三十年，一律不掛現領導人的像，以利於肅清個人崇拜的影響。同月23日，中共中央又下發《轉發華國鋒同志的信的通知》，指出，今後在公共場所不得再懸掛華國鋒的像和題詞。

正確評價歷史人物

80年代初，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前後，黨內出現了一股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思潮。對此，黃克誠深感不安。

1980年11月26日早上，他一起床就把秘書叢樹品叫到身邊，說自己要到中紀委貫徹《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的座談會上去講話。他口授了講話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內容，叢樹品整理成提綱。

這時，黃克誠已完全失明，講話全靠記憶。叢樹品拿著提綱坐在他身後，時刻準備提醒他。

他一口氣講了兩個多小時沒有“卡殼”，主要講了黨風問題、思想僵化問題、經濟問題，還有毛澤東的功績和晚年所犯的錯誤。他說，毛澤東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講話整理出來，長達1.3萬字。

有人對黃克誠的講話不服氣，甚至憤慨。黃克誠說：“有一位同志曾問我，不讓毛主席一個人承擔錯誤的責任，你承擔不承擔？我說我也要承擔一些責任，但對‘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擔責任，因為那時我已不參加中央的工作，沒有發言權了。”

《人民日報》拿到黃克誠講話稿後，根據胡耀邦批示，加上按語和標題發表，但刪去了評價毛澤東的內容。理由是：黨的領導層正在討論這個問題，不要急於作結論；如果當時發表，就搶在中央作結論之前，打亂了中央的部署。

1981年3月，黃克誠的秘書找到總政治部副主任華楠，把黃克誠在中紀委的講話給了他。秘書說：“講話共三個部分，第二、三部分《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第一部分是關於評價毛主席的，他們沒有發表，黃老的意思是請你看看，是否可在軍報發表。”

華楠立刻報告了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和副主任梁必業，獲得同意後，報告了黃克誠。黃克誠說：“請你們報告小平同志批准再發。”

鄧小平看後，同意發表，並批示胡喬木在文字上把關。胡喬木在文字上做了個別修改，加上了總標題和小標題，又加了一段：“1936年底西安事變，採取和平解決的方針，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又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英明決策。”

華楠拿到胡喬木改稿後，又一次徵求黃克誠意見，黃克誠說：“可以了。修改稿中把稱謂‘毛主席’都改成了‘毛澤東同志’，我不習慣，從感情上過不去，還是‘毛主席’好！”華楠接受了他的意見。

1983年2月，經中央軍委批准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人民解放軍軍事人物條目”列入了林彪條目。林彪條目的初稿與其他元帥不同，除了簡介外，對其歷史功績與貢獻隻字未提。

此時距“兩案”宣判還不到三年，黃克誠就提出了要從正反兩方面正確評價林彪。

最後的日子

病情稍緩時，他就聽中央廣播電臺的新聞聯播，坐在沙發上做自創的保健操，到院子裡深呼吸。

那時，黨史軍史編纂工作已開展起來，找他採訪的人越來越多，他幾乎來者不拒。199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黃克誠自述》，大部分是根據這期間他的口述回憶整理的。

他開始出現幻覺，前一分鐘還在和家人說話，後一分鐘就說起槍炮和爆炸，還會突然著急地說：“我得趕快去朱總司令那裡報告情況。”他時常想念母親，一次，給一位護士背了他“文革”關押期間夢到母親後所作的一首詩。

黃克誠追悼大會於翌年1月7日舉行，3000多人出席。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致悼詞：“黃克誠同志具有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不盲從，不苟同，堅持真理，剛正不阿。他在歷史上多次因為堅持正確意見而受到錯誤的批判、打擊，甚至被撤職、降級，但始終保持剛直敢言、為人民無私無畏的高尚品德。”

黃克誠去世後，一次總參領導請傳記組和黃克誠子女吃飯，說起黃家子孫沒有一人參軍，如果有意願，總參可以直接安排接收。黃克誠子女當場表示感謝，但沒有一人接受。

黃楠說，家裡兄弟姐妹四人都和父親一樣是天生的高度近視，所以從小就沒想過參軍。“父親是天生高度近視的農民，參軍是個陰差陽錯的事。”

2012年，黃克誠誕辰110週年時，《黃克誠傳》出版。子女們為父親做了一份誕辰紀念卡，上面抄錄了他的一首詞《江城子·憶彭德懷》：

猶得相逢在夢鄉，宛當年，上戰場，軍號頻吹，聲震山河壯。富國強兵願必償，且共勉，莫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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