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兩篇著作，將紅軍中的一些悲觀、頹廢一掃而光，將一支軍隊、一個政黨凝聚成不可戰勝的力量。
40年前，面臨歷史轉折的重大關頭，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聲音劃破迷霧，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指明瞭改革發展的方向。
今天，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以敢闖敢幹的勇氣和自我革新的擔當，實現了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
歷史的一次次風雲際會中，中國共產黨由成立之初的一棵幼苗，長成現在的參天大樹，以一脈相承的擔當，支撐起過去、現在和未來。
1949年3月23日，西柏坡。毛澤東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中國共產黨人的“進京趕考”命題，引發幾代人關於擔當的思索。
從1921年起，28年間，中國共產黨把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作為自己的使命擔當，以敢為人先的氣概贏得了革命的勝利。但勝利後怎麼辦，就像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說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的第一步”。從革命的黨到執政的黨，地位的變遷賦予了擔當新的涵義。
“進京”，意味著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中國共產黨從此成了執政黨；“趕考”，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保持著清醒的意識，包含著強烈的執政擔當。對於毛澤東來說，中國共產黨人的“趕考”不是為了做官，而是要擔當“治國”“平天下”的使命，不僅是為了強化“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更是為了要完成“中國經濟復興”、在中國“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使“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等一系列艱鉅任務。
崇高的執政擔當，體現在共產黨人面對歷史和人民交給的重任毫不遲疑、挺身而出的忠誠和勇氣。1976年，“文革”結束。鄧小平對家人說：“我還可以幹二十年。”在大是大非面前，鄧小平想的不是一己安危，而是國家興亡。撥亂反正、實事求是、對外開放、試驗特區……他以大無畏的理論勇氣和求實精神，帶領新一代共產黨人擔負起堅持正氣、堅持真理的使命。
“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正是鄧小平勇於擔當的精神，帶動了一大批共產黨員主動靠前請命，勇挑重擔，使改革開放如一縷清風吹遍大江南北，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上又抒寫出濃墨重彩的一筆。
擔當就是不消極，不觀望，主動攬起責任
擔當之路並非一帆風順，不管是在革命還是建設時期，隨時可能出現困擾和艱險，更可能面臨種種不公正對待。這個時候，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對策，是判斷黨員擔當與否的重要標準。
1956年，毛澤東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曾回憶他在革命生涯中遭受的多次挫折：“三次‘左’傾路線時期給我的各種處分、打擊，包括‘開除黨籍’、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趕出紅軍等，有多少次呢？記得起來的有二十次。”不公正待遇既能讓人絕望沉淪，也能砥礪人的意志，激發更大的擔當。逆境中的毛澤東能夠坦然面對，他在1929年說：“我們還要在井岡山幹下去。”
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錯誤地撤銷了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此後長達兩年時間，毛澤東在中央和紅軍的重要決策上都失去了發言權。曾與毛澤東一道工作過的李維漢，對於毛澤東面對不公正對待時的擔當作出過總結：“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
不僅如此，在此期間，毛澤東還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對農村情況進行了系統紮實的調查研究，為中國革命默默積累著經驗。毛澤東隨時準備為黨的事業貢獻自己的智慧與擔當。他對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對於那些冤枉和委屈，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罰有兩種態度”，毛澤東採取的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鍊”。不消極，不觀望，這是毛澤東賦予“擔當”二字的深刻涵義。
擔當是黨性之魂，是理想之魄。在革命年代，敢擔當才能打勝仗、平天下；在和平年代，敢擔當才能解決新問題、開拓新局面。1961年，周恩來在伯延調查中，針對很多群眾對於農業生產瞎指揮造成糧食大減產怨言很大的情況，沒有迴避，而是主動攬起責任。他坦言：“你們批評得對，我很難過。上面不瞭解情況，下面亂指揮，搞得你們減了產，生活困難。”看到大家吃不飽、吃不好，周恩來還主動作自我批評：“鄉親們，我的工作沒有做好，我這個總理沒有當好，讓大家捱餓了。”其實，作為總理，很多地方情況，周恩來並不瞭解，也不應該由他一人負責。但他敢於攬責，接受群眾批評，並勇於自我批評，充分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擔當。正是有了這份擔當，為黨在今後的農村工作中幹什麼、怎麼幹找到了清楚的答案。
幹，就要開拓創新，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
執政理念一旦確立，就要將擔負的責任落到實處。如何落實？“幹”字當頭，實幹才是最好的擔當。
1977年，已是73歲高齡的鄧小平再次復出主持工作。他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做官，一種是做點工作。“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應該老老實實地履行黨員的責任。”
不做官，而要“做點工作”，正體現出鄧小平關於“黨員的責任”的擔當，也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反對空談、強調實幹、注重落實的優良傳統。從革命時期到新中國成立後，鄧小平一直處在戰場前沿和生產一線，深知實幹的重要性。為此，鄧小平說：“不幹，半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開會、講話都要解決問題。”
鄧小平的實幹，有一個方針叫“不爭論”。在他看來，在不涉及改革方向和根本原則的前提下，只要符合群眾利益，能通過實踐來驗證具體措施的正確性，那就“不爭論”。“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1978年，小崗村18戶農民率先提出“大包乾”“包產到戶”的設想，這一新生事物從一開始就遭到來自各方的質疑。對此，鄧小平堅定地支持“試驗”，最終在全國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闖出了農村改革發展的新路子。
鄧小平的實幹，代表的是一大批具有同樣實幹精神的共產黨人的擔當之法，“幹，就要開拓創新，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只要認準了正確的方向，即使“摸著石頭過河”，也要堅定不移地幹下去。1979年，收到廣東省委關於將深圳、珠海、汕頭劃為對外加工貿易區的彙報，鄧小平鼓勵說，要大膽實踐，並將貿易合作區定名為特區。
如今，先行先試的經濟特區早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名片。“敢闖敢幹”催生了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一個世界奇蹟。
多少年後，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萬里深有感觸地談到一邊摸索一邊實幹的正確性：“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怎麼搞？誰知道！還得摸著石頭過河。石頭是什麼？就是實踐。摸清歷史的脈搏、歷史的趨勢……農村改革中把它恢復起來，發揚光大，所以搞得比較成功，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經驗，以後千萬不能再丟掉了。”
只有學習，才能始終跟上時代進步的潮流，擔當起領導重任
翻開黨章第六章第三十五條，是關於黨的幹部要做到忠誠乾淨擔當的內容。責任擔當不是一句單純的口號，也不是一味蠻幹，必須具備多種能力、多種素養才能實現。
能力從哪裡來？學習！
1939年12月，陳雲在延安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陳雲認為，學習是“黨員對黨應盡的責任”。他指出：“我們好多同志總以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盡了我們對黨的全部責任，這種想法是很不全面的。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讀書，不把工作和學習聯繫起來，工作的意義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斷改進。因為學習是做好工作的一個條件，而且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選擇學習，才能為責任擔當奠定理論基礎。這一點，歷代共產黨人都有著清醒的認識。毛澤東說：“我們隊伍裡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長征途中，紅軍戰士把字貼在背上，讓後面的人學；解放上海，指戰員們先搶著拿《城市常識》小冊子；改革開放之初，副總理帶團，用“從牙縫裡省下”的外匯出國學習。回首十八大以來的五年多時間，中央政治局進行了幾十次集體學習，內容涉及治黨治國治軍、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等方方面面。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總結：“我們黨既要政治過硬，也要本領高強。”
習近平總書記就是以學習促擔當的典範。他曾回憶說，上山下鄉的時候，他除了勞動之外，一個是融入群眾，另一個就是到處找書、看書。“當時的文學經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現在脫口而出的都是那時讀到的東西。”讀書學習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陪伴習近平總書記至今。也正是因為有了深厚的積澱，在肩負帶領中國人民逐夢的重任時，習近平總書記才會那樣的遊刃有餘。
習近平總書記說：“領導幹部只有認認真真地學習、與時俱進地學習、持之以恆地學習，才能始終跟上時代進步的潮流，才能擔當起領導重任。”
“幹部就要有擔當，有多大擔當才能幹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正是有了擔當，中國共產黨人才能在從革命到建設、從開放到逐夢的道路上，創造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歷史在發展，時代在前進，中國共產黨人的“擔當”二字也被賦予越來越多的意義。面對發展中的新挑戰、新課題，中國共產黨人做改革創新的先行者，不斷激發闖勁和幹勁。幾代共產黨人以擔當者勇氣和探索者氣質，給世人詮釋了擔當的真正內涵，以及如何才能做一名有擔當的共產黨員。“敢於擔當”作為合格幹部的“五條標準”之一，既是共產黨人所必須具備的政治品格，也是各級領導幹部盡職履責、提高執政能力所必須解決的突出問題。這一點，永遠不會變。（李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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