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的全部近現代經濟學體系，除了馬克思《資本論》以及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社會發展理論或社會學系統之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現象學基本體系，其中包括天才經濟學家凱恩斯，經濟學分析思想巨人熊彼特，經濟學批判大師凡勃論等等在內的經濟學體系，從微觀到宏觀，從數理經濟學到計量經濟學，實則僅僅是開啟了經濟社會與人類經濟行為理性研究的一個表象和表層的學科內容。它們尚未從根本上建立起令人信服與滿意的基準理論，參照體系，核心原理，主要驗證，令人滿意的有效的方法論原則。而市場經濟相關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的一個本質性前提問題，即市場經濟的貨幣與超貨幣真實成本，從而市場經濟真正的風險評估與分攤，市場經濟的實際效率與投入-產出測算，市場經濟的福利評估，市場經濟的公平公度性等等問題，都自然因此而投下陰影，其中必不可免地存在著巨大的問題。而至於市場經濟成本結構方面，就更是問題叢生，甚至經濟學研究依舊處於一片處女地，迄今未有任何的拓荒痕跡。
一、真實市場成本核算的巨大漏洞
西方經濟學衝擊中國政治經濟學，是從短缺經濟學理，尤其是所謂的軟預算約束開始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投資衝動或上項目中計劃要求和審核現象，所謂“頭戴三尺帽，攔腰砍一刀”，或者‘釣魚工程’等公認性，轉化成強硬的對公有制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由其所謂預算軟化，投資非理性，直到長官意志判定，到整個地對領袖人物從所謂斯大林模式及其解凍性後的全面妖魔化，直到對從體制到制度的全面否定，期間，中國的漸進改革即摸著石頭過河，從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包產到戶起始，隨著改開深入，由雙軌制與預算內外的增量遊戲而後，又將市場經濟優於計劃經濟的論斷基礎，轉變為基於哈耶克和赫維茲的信息效率優勢論，進行演化理性與有限理性，完全拒絕建構理性，從制度經濟學的科斯之‘社會成本’，尤其‘交易成本’，並轉入產權理論，形成了私有化，內部人缺位，參與約束與激勵兼容的委託-代理人模型思路上去。結果一路由價格雙軌到預算計劃雙軌，經由責任和聯產承包責任制，全方位從匯率到價格，從外貿體制到用工體制，從生產到福利，從經濟到文化，全面地產業化，承包責任制，產權和改制，並在抓大放小和分流下海大潮下，走到今天這樣的局面和格局。
人大周新城教授的文章僅僅點了吳敬璉和張五常的名，卻似乎動了右派、右翼們的奶酪，引來圍攻。自然也又引來了左翼戰線的包括左大培、趙磊、老田、王今朝、何干強等等高手們的回應與大反擊。周老的觀點，立論與政策是一清二楚的，榮劍們的栽贓陷害與胡攪蠻纏是荒誕不經的。張維迎又跳了出來，炫耀他那一知半解的經濟學原理和經濟思想史知識。
那麼，這同市場經濟有什麼關係呢?同市場成本，成本結構又有著怎樣的關聯呢?制度經濟學，社會經濟學，機制經濟學，進而宏-微觀基礎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在意識形態，核心管理體系，主要基準理論方面之基本原理，根本參照座標系下，所有這一切其最終歸結，還是要放在效率比較之上，儘管其比較前提應該是同樣的或者同口徑，同稟賦條件，同歷史發展和社會水平與基點下的公平與福利系統參照之下，儘管有時會有些偏差，但最後勝負，還是要取決於經濟體制與社會制度及其文化文明構造下的投入-產出的終極的效率換算比較之上。
那麼市場經濟究竟是高效率的，還是低效率的?市場經濟的影子成本，超貨幣與市場外的真實成本究竟有多大?
第一，股權-產權-債權崩盤成本。市場經濟框架之下，產權與金融深化，貨幣化與高度商品-貿易化，必然伴隨巨型的資本市場產生和持續存在。這就是一個具有高度市場流動的二級權益資本的股票市場，和所有其他典當拍賣交易的各種產權流轉市場和債權市場。而股市蒸發與其它產權債權市場經濟損失，一則被稱為帳面損失，二則同股票發行公司沒有直接的經濟關係，除非股票巨跌，引起摘牌，走向破產與重組，既使後者，股災的社會成本承受者，也是股民或公眾投資人而非發行股票公司。而自上世紀29-33年西方大恐慌以降，西方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的股市股災，到如今造成直接的財富蒸發與鉅額損失，當在上百萬億美元之巨，或可能逼近迄今為止的全部人類財富積累的相當比例數，如十分之一左右，其超過所有戰爭和自然災害損失之和。市場經濟的如此鉅額的直接的經濟損失，資本市場波動和破產損失，藉助於有限責任制，竟然同資本經營者與資本集團，幾乎不發展任何賠償與責任關係，並在會計與金融，甚至GDP國民帳戶核算上，沒有任何經濟核算與比較上的顯著直接顯示。所謂的計劃經濟的軟預算約束，同這方面的計量損失相比，完全是小巫見大巫。也就是喜馬拉雅山脈同泰山量級之比。
第二，市場經濟的真實交易成本一社會成本。市場經濟實則是風險經營責任徹底分攤，為資本經營者幾乎開啟了一切經營，技術風險技術規避風管風險責任的。是那種“每個人反對每個人的全方位競爭”的經濟模式。這個機制與體系之下，由於產權的幾乎無限的分解，所有層面上的經濟主權的完全獨立核算與經營，自然而然就會無限放大交易流程和所有經濟環節中的所有可見與人為差異，結果自然而然會導致囤積居奇，並強烈激發和刺激廠家，賣主，業主，財主各種經營主體，盡最大可能造成壟斷形勢，形成品牌也好，貨源，流轉，返還，也罷，或者在技術、工藝、能力等等任何環節上的唯一性，獨特性的差異性，藉以實現市場上最大化經營盈利率的管理與追求，造成當今時代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之間的世界市場經濟體系。整體上和總體上這樣的總和交易成本，大體上佔據全部經濟成本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之間。也就是說直接真實的生產成本可能僅佔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之間左右之間。當年斯密開啟的生產性勞動範疇建構，從洛克以降經斯密到李嘉圖，他們始終堅守的勞動價值論和生產性勞動理論，被從理論和實踐上，給以徹底地推翻。經濟的脫實向虛，經濟的貨幣化與金融化，經濟的三大產業區劃法，信息化與服務業態化之趨勢日漸加強。這其中，科研與創意，高度運籌與物流管理，高度教育與文化發展，文化功能價值適度開發，當然有其經濟理性。但上述整體運動，本質上，卻實在是以錢生錢遊戲，和‘食利者階層做大’把戲，是非實質經營的投機鑽營，更是產業空心化，資本資產與財富泡沫化。而這一一切當然都確實是市場經濟的資本人格化的極盡趨利性表現。顯示出極大的根本性的寄生性、腐朽性、墮落性。而這種泡沫性食利經濟運營的交易成本和社會成本，甚至是文化成本，竟然早已遠遠超出直接的生產成本。市場經濟這一方面鉅額的成本，同上述的週期性爆發的股市、產權與債市資本蒸發相比較而言，只會更大而不會更小。甚至可能是倍增的。
第三，市場盲目性浪費和風險成本。市場經濟在商品貨幣經濟如此超級不確定和風險變數之下，在價格和各種機制加大漲落幅度，且居高不下，出現更大的盲目性、無規性、任意性，和有錢人的任性表現。從而市場經濟的在風險外推，過度虛擬和腐朽逐利下，又比之自由競爭和早期壟斷資本主義，陷入更大的盲目性和任意性之中，而這方面的科研技術、教育和社會前提投資，相當巨大的部分，是由國家和平民承擔的。私營資本主義公司體系，只坐收漁利，並製造風險，卻不承擔任何經濟效益風險責任。
第四，市場合約或大信息營運成本。同協作、信息公開的動態開放社會文化-文明與科技發展系統生態與體系相比較，同自由人聯合體完全共享經濟，非必要產權界定下的贈與自有，互動共享有經濟相比，市場經濟框架之下的，從籬笆成本，產權界定的名分確立，到測度成本，監督成本，從信息壟斷，創造拒絕分享，著作權與專利權和私有有償信息，教育與文化開放系統相反的信息文化成本，佔社會經濟份額的比重，包括律師、發展與強制執行治安，訴訟費用，專利、教育、有償文娛與其餘費用，這無疑也是巨大和驚人的。
二、西方經濟學理下的市場經濟成本換算
西方經濟學體系，基本上把上述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天量真實成本給統統隱蔽起來。從私有產權與法制社會制度前提，和憲政經濟出發，直接由微觀經濟學中消費者理論，廠商理論，貨幣理論，價格機制，均衡理論引申出來，建構起了對偶的效用最大化-花費最小化，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效率與福利參照與基準理論，和微觀經濟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交易原則，及其類似於宏觀GDP或凱恩斯總量社會供求的理論體系。
在這裡，由於消費者和廠商是在給定技術與工藝水平，給定專業化技能與人力資本，給定社會分工體系，和制度硬性約束，在預算曲線，生產函數，效用函數中，上述巨大的市場經濟成本給統統排除掉了，或者是真實市場與產業體系主體，並不在法律、價格博弈之中，社會市場行情之中，但卻直接間接承擔上述主體市場經濟運行成本，企業，商家卻僅僅承擔以下這些分攤項：(1)直接生產成本;(2)直接管理倉儲與物流成本;(3)直接與間接交易和購買成本;(4)直接與間接金融貨幣持有成本;(5)市場與社會變動直接市場供求波動成本;(6)經濟景氣反饋與變軌成本。由於這些核算成本大大低於上述幾大成本，因此才有了所有所謂私有化、私有制經濟，個體與私營外貿與外資比之國有國營、公有集體經濟，市場經濟比之計劃經濟更有效率的說法。究其根本原因，現行微觀經濟學學理所核算的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產業經營成本，實則是一個大大縮小的成本口徑之下的基本上是貨幣與價格折射出來的直接市場實現的經營成本。
科斯定律、諾思制度經濟學，甚至赫維茲的機遇設計理論，都不但無視了上述的市場經濟鉅額社會成本，交易成本，而且對市場經濟的成本結構沒有任何的深度把握和科學研究。然而，科斯直接開啟，非數理經濟學的新制度經濟學，卻無意之中，從交易成本，經過制度成本，走向社會成本，客觀上掀起了在直接經營核算成本之外，經濟學必須探究直接邊際成本、平均成本，長-短期成本，即市場經濟市場價格甚至影子價格體系下的成本之外的真實全部市場交易成本，同時也涉及到馬歇爾僅僅關注到的外部經濟，而因處理汙染與外部性，最終支付，和市場方法，而引出的外部不經濟的制度成本，和社會成本。
至於威廉姆斯們開啟的遠遠超出簡單的黑板經濟學的生產函數，效用函數的，因資產專用性，經營複雜性引致的真實經營主體及其成本行為研究，赫維茲開啟的因信息和起自於哈耶克的信息經濟學，出現了信息成本與信息經濟學。然而，這一切又終極迴歸到了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體系之中。
而無論是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還是其弟子們開拓的GDP核算體系，關注焦點，都未能引向市場經濟真正的可持續的自我完整流轉的補償性成本及其成本結構分析方向之上。於是，西方經濟學理下的市場經濟體系，就成了一個週期性發作的不時地嚴重生產過剩的，藉助於外部戰爭與災難，內部自身的強制性地或是熊彼特的所謂的創造性的毀滅，或是其他經濟學家的強制性總供求失衡下的被迫市場出清與破產重組，這樣的結構性大調整，去完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週期性的生態整理工作。
如果我們用一張平面結構範疇圖示，市場經濟完整成本及其結構可以表述如下：
在這個成本結構圖`中，人們可以明顯看到這樣一些特徵：第一經濟意識與直覺和側度量上，超宏觀成本遠遠大於宏觀成本。宏觀成本又遠遠大於企業與市場主體直接支付、流轉交換的經營成本。第二超宏觀成本包含兩大方面，即人與自然關係，尤其是是勞動或生產對象的生產成本，另外一部分則是人與社會關係的，涉及到整個的文明支撐與文化運營構成。而語言、文化、科學技術，藝術與道德，教養性的禮樂與自然歷史稟賦，統統集中在這裡面。當然，無論是市場經濟，疑或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這方面的成本，任何社會都必須承擔，但從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私有完整與多元細化產權下，市場經濟運營前提與基本約束要求，卻造成生態消費，生境破壞性，利潤至上，價格引導價值評估唯一，人的尊嚴價值貶值，社會文化政治與文化協調成本放大等等，這自然無疑是市場經濟特有的額外成本。第三西方經濟學理下經濟學體系，從分類，話語與研究，尤其是市場現實營運，法律知識的經營生態下，把龐大的超宏觀與宏觀成本，基本上都給掩蓋起來。僅僅藉助市場視角，和有效市場論的反證，把直接廠商與消費者、市場貨幣支付成本以外的諸如危機崩潰價值蒸發，自然生態與生境損失，產業結構損害與文明運動降級，放入到不顯眼的不顯山不露水的不償付的交易成本概念遊戲當中。藉以造成私有化、私有制、私人利潤換算部分效率誇大，資本回報率高的學術欺騙和科學假象。
三、西方經濟學市場經濟學術成本幻想與意識形態陷阱
就如同經過近四十年，人們才驚奇地發現，西方GDP經濟核算體系，同社會主義原物質平衡核算體系，大為不同，前者極大誇大了國民財富增長、速度和積累水平。其中全投入GDP膨脹和宏觀、超宏觀損益不剔除，債務支撐下的貨幣赤字、金融虛擬和泡沫等是其主要的部分。
在如此學術與核算體系之下，帕累託改進與最優，第一福利定理，GDP經濟增長側度國際比較，市場無形之手價格機制下的企業盈利，和市價-影子價格下的投入-產出效率比較，集中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宏觀微觀-中觀比較，都統統是口徑不對稱，在錯誤口徑下的無厘頭比較分析。
一方面，從主張金融深化的E.S.肖到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四化合一的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們，一方面在貨幣化、金融深化和徹底市場化上大肆推銷，明明知道由此而出現的實體經濟虛化、產業空洞化、經濟泡沫化，以及第三產業高度佔優化，從宏觀大尺度上，一定顯示出市場經濟成本結構的巨大比較劣勢，但卻佯裝不知，從學理和統計核算，國民經濟測算上，將巨大的交易成本，社會成本，危機成本，風險成本，區劃虛擬成本，統統打入另類，冷藏起來。另一方面，用大大縮小的隱秘的市場經濟之直接貨幣化微觀成本，替代整個市場經濟成本，妖魔化國企、國營與國有經濟，詆譭計劃經濟的高效率。
當然，西方經濟學家們在此方面，又開起了另一個經濟學領域，和耍了另外一個花招。這就是信息經濟學和機制設計理論。原本以阿克洛夫的檸檬市場與產業，引致出來的是針對信息不對稱下的隱蔽行為和隱蔽行動的道德風險信息經濟學，但藉助於參與約束與激勵兼容主導下的委託-代理模型理論，卻最終走向了引致知本家階層的大規模崛起。而機制設計理論，原本在赫維茲首創理論是試圖糾偏哈耶克過度堅守演化理性，完全拒絕建構理性，將西蒙的有限理性，貫徹到制度設計與建構上來。結果卻以虛構的市場經濟信息成本優勢，走向徹底否定計劃經濟的道路上去。
當然，客觀地說，機制設計與市場設計理論，在追求去中心化，在制度與遊戲規則、經濟學工程化，在市場與產業之間，在制度硬性與政策原則之間，引入成本鏈條，驅動動態的機制化思想，還是有可取性和含有一定科學性的。
由此總括，現行西方市場經濟學理下的成本及成本結構，已經淪為庸俗經濟學的工具，完全成為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四化合一，並旨在顛覆和摧毀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及其一系列本質特徵的打手。這一套直接意識形態，道路與機制陷阱，歸根結底，是意在摧毀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之後，徹底埋葬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瓦解社會主義的經濟機制，變更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
【譚偉東，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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