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Kerry McDonald / 譯：禪心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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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果珍視自由，就該拒絕義務教育。“使公民受到良好教育”這一目標，原本崇高而博愛，卻因為19世紀工業美國的遺蹟（也就是義務教育法規），而淪為國家掌控的“批發式”教育體系，一個模子適用全體，並延續至今。
1852年，全美第一個義務教育法在馬薩諸塞州誕生。設計者霍拉斯·曼認為，要把兒童塑造成有理想道德、有民主精神的公民，花納稅人金錢的普遍義務教育是條捷徑。他有句名言：“成人如鑄鐵，孩子如軟蠟。”
事實上，他給自己的孩子選擇了在家教育。即便如此，他為現代政府教育制度奠定了普魯士風格的基礎，還強化了學校與教育的持久聯繫。他的傳記作家梅塞裡寫道：“在拓展歐式學校教育觀念的過程中，他把教育死死框在公立學校教室的冰冷四壁之內…”
▌ 強制教育的始作俑者
霍拉斯·曼及其同事的願景，深受美國國父的影響。在他們看來，義務教育象徵著國父的理想又往前了一大步。例如托馬斯·傑斐遜認識到教育和自由之間的重要聯繫。他在1816年寫道：“如果一國在愚昧無知的同時，又指望自身享有文明狀態下的自由，這個希望過去不曾實現、將來也無法成真。”
傑斐遜贊成向窮人免費提供分散式的教育框架；可與曼不同，他認識到，設立一套政府控制的強制體系，將威脅到自由。傑斐遜在1817年寫下：“最好容忍父母拒絕讓孩子接受教育的罕見個例，而不是違背家長意願，強制掠走和教育孩童，而衝擊普遍的情感和思想。”
無視傑斐遜的警告，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義務教育法繼續實施和擴大，靠法律要脅來勒令上學。某些20世紀的教育哲學家和社會改革者，如約翰·杜威，想要減輕強制教育的影響，努力使課堂及課程更貼近兒童的體驗，強調動手實踐和實驗精神。
然而，這些善意改革家所經常忽視的是，“批發式”教育中自由和強制之間天然衝突。在命令強制性的社會控制體系中，人不可能真正自由。
1962年，國家著手控制義務教育一個多世紀以後，保羅·古德曼撰寫了一篇措辭嚴厲的論文——《義務反教育》，分析了義務教育的致命缺陷。他寫道：“教育必須自願而非強制、自覺而非義務，除非有內在動力，否則增進不了自由。因此，教育機會必須豐富多彩、來源廣泛。我們必須縮減而非擴張現有‘鐵板一塊’的學校教育制度。”
即便社會改革家，從尼爾（《夏山》，1960年）、約翰·霍爾特（《孩子是如何失敗的？》，1964年；《兒童是如何學習的？》，1967年）到伊萬·伊里奇（《去學校化社會》，1970年），都描述了強制教育和義務教育法的嚴重問題。但20世紀後半葉，它們還是在全世界收緊纜繩、撒網鋪開。
《聯合國兒童權利宣言》（1989年由聯合國大會通過，後來由美國以外所有聯合國成員國批准）斷言：“兒童有權接受教育，教育是免費的和義務的”。根據聯合國規定，每個孩子有權得到法律命令和國家強迫的強制性教育。
▌ 賦予父母權限
今天，義務教育耗費孩子一生中的時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從孩提學步時代開始，每日乃至每年大部分時間，一直延續到青春期後期。許多家長和教育工作者，都認識到強迫學習和自由之間毫無瓜葛。他們愈來愈多的選擇或創造學校的替代物。
有更多“自由學校”和薩德伯裡山谷民主學校，如尼爾所推動的那樣，在全國開放，給年輕人解除壓力，讓他們能夠引導自我的教育。
在家教育也蓬勃興起，約翰·霍爾特等人倡導的非學校教育或自我導向教育的理念，愈來愈受歡迎，影響日益擴大。某些州議員正在敦促廢除這些陳腐過時的義務教育法，並重新賦予父母更多教育選擇空間。
這些都是平穩離開“批發式”學校教育的良好徵兆，因為有更多人意識到，把自由和強制綁在一起，實屬同床異夢、不倫不類。（完 齒輪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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