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矩，字弘大，隋煬帝時任尚書左丞、吏部侍郎、黃門侍郎、右光祿大夫等職。隋煬帝出巡江都，衛士逃亡甚眾，裴矩竟出壞點子，向隋煬帝建議：把江都的女子徵集起來，分配給衛士們“恣欲”，以穩定軍心鼓舞士氣。隋煬帝準，下令照辦，所以以史書上稱裴矩是隋之佞臣。
後來隋煬帝被反賊弒，裴矩被宇文化及任命為河北道安撫使，為河北起義軍竇建德俘獲。竇建德兵敗被殺，裴矩率餘部降唐，任殿中侍御史、民部尚書。降唐後，他似乎變成另一個人，向唐太宗提出不少好主意，諫“試賂”即其中一例。故《資治通鑑》主編司馬光在追敘這段歷史時，評論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原文摘自《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唐紀八，高祖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
裴矩是隋朝重要的顧問大臣之一，他是出色的外交家，戰略家，同時也是個地理，民族問題專家。(著名玄幻武俠《大唐雙龍傳》中武林第一人石之軒就是以他為原型)
裴矩是今之山西省人，起初他擔任了一些次要職務，之後他被派往廣州地區平定叛亂，他遠征告捷，並在戰後的安撫工作中表現突出，因而得到賞賜和擢升。從此他開始負責隋帝國北部和西部邊境事務，在這裡他面對帝國的最大外部威脅——極盛時期的突厥帝國，他奉命計劃和執行遏制突厥人的軍事和外交活動。
裴矩不愧是出類拔萃的外交家和戰略家，他僅僅運用傳統的計謀，而不是龐大的軍事行動，就讓突厥實質上分裂為東西兩大汗國，這個盛極一時的草原帝國在內耗中被嚴重削弱了。這一成就被證明是紮實和持久的，東西突厥之後再沒有統一，並在大部分時間確實處於敵對狀態，很多年之後唐朝的輝煌勝利便直接得益於裴矩的成就。
【反映隋吏部侍郎裴矩在河西走廊招商活動的隋代圖畫】
裴矩還是一個不知疲倦的地理學家和人種學家，煬帝即位後，裴矩成了他在邊境問題和國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顧問，在履行職責時，裴矩前往今甘肅省的邊境貿易站，在那裡收集關於亞洲腹地的情報;經過認真研究，他向主公呈獻《西域圖記》，書中描述了中國西面約40 個“國家”的特點，同時概略地敘述了通往“西洋” 的主要貿易路線。《圖記》附有詳圖。在對待西域問題上，他的政策性建議是使用和平方式—— 主要是中國的財富和威望——以儘量爭取這些民族或儘量影響它們的代表人物。
裴矩的一大失誤在於他推動了煬帝對高麗進行軍事冒險的野心，這之所以說是失誤，是因為它的結果是災難性的，被認為是造成隋帝國崩潰的主要原因之一，宋朝歷史學家司馬光等遍著的《資治通鑑》對裴矩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然而把責任都推到裴矩頭上是有失公正的，作為一個對外戰略制定者，裴矩的理論是合理的，高麗地區是農耕地區，其國民是“開化”的，是容易併入帝國的。但軍事上的低能，組織上的混亂，讓遠征高麗變成一場災難;另一方面，煬帝殺掉了被證明是隋朝最能幹的大臣高穎(高穎是個天才型的人物，他的才能絲毫不遜色於管仲和商鞅，是隋文帝開皇之治的實際執行者，初唐的官員對高穎推崇備至，唐太宗也稱讚他“公平正直，尤識政體”)帝國已經沒有堅強實幹的行政工作負責人，國家行政已經失控，國家的資源被浪費和濫用以致過度消耗，對外實行積極干預擴張政策的基礎已經失去。
裴矩只是對外戰略的制訂者，他專長是外交，他把時間都花在帝國西，北部的地理、民族問題的研究上，而的對帝國內部狀況的急轉直下是不甚了了的，因此裴矩的失誤僅在於他低估了高麗的反抗力量。而高麗的抵抗力量之強是值得欽佩的，偉大的太宗皇帝在位時期發動的意在征服她的戰爭也未盡全功。
對於裴矩的人品，透過模糊的史料我們可以說，他似乎是一個比較正直的官員。隋書評價他“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
因為裴矩才能卓越，成績斐然，他所制定實施的外交政策影響深遠，竟也引起外國學者的關注，甚至出現了一些介紹他生平的外文專著。反倒是國人對他知之甚少。
裴矩在隋煬帝面前是個佞臣，出了那麼一個壞主意，簡直是個罪人，死有餘辜。然而裴矩在唐太宗面前，卻提出這麼一箇中肯的直言批評，擺正了君臣關係，端正朝綱。
同是一個人，為何表現如此不一樣?是不是裴矩在品格上有什麼大的變化呢?
司馬光的分析認為，不是裴矩品質上有什麼大的變化，而是君主變了。隋煬帝晚年昏庸，昏君出佞臣;唐太宗早年是明君，明君出忠臣。好比華表與影隨的關係，陽光照射在華表木上，其投影必隨之而變化。正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兵隨將轉”。裴矩從歷次經驗中瞭解到唐太宗是個歡迎提意見的人，只要意見提得對，提得中肯，不僅不會打擊報復，而且還會對提意見的人表揚，甚至提拔。正因為如此，裴矩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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