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歷史，是一部落後捱打的歷史，也是先進中國人發憤為雄、立志振興中華的歷史。中國留學生，特別是留日學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頁歷史。
留日學生1895年中日《馬關新約》(日文本稱《媾和條約》，俗稱《馬關條約》)的簽訂，標誌著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重失敗。鉅額的賠款，難以忍受的割地，造成了中國國運的空前低落，同時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反響：列強以中國為可欺，認為這個“東亞病夫”正躺在“死亡之榻上”，一些人公開提出“分配這個病夫的遺產”問題，呼籲把“瓜分中華帝國”1一事提上侵略日程，並在此後幾年間，使中國面臨豆剖瓜分的極為嚴峻的局面；中國人則從甲午的失敗中震驚於自己的落後，痛恨自己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不如人，決心振奮精神，重塑“國魂”。
於是先有孫中山於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發起組織興中會，號召“振興中華”，接著康有為在1895年5月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書”，要求變法維新。這種情緒反映到政府，便有大臣奏請派學生赴日留學之議。張之洞的《勸學篇》被皇帝頒發各省，留學日本便被確立為政策。往昔的弟子，昨日的敵國，於今成為中國學子問學之所，變化何其巨大。前引《勸學篇》說，二十年前，日本派人去西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其顯效如此。“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中國人要去看一看，日本人怎樣學習西方，使自己強盛起來的。
張之洞說：“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事半功倍”，是當時統治者中高層人士的心態。“東亞風雲大陸沉，浮槎東渡起雄心。為求富國強兵策，強忍拋妻別子情”，反映了那時留日青年的熱切心情。張之洞下面三個年代：1896、1902、1905，是中國青年留日初期的三個重要標誌。
1896年前一年，即《馬關條約》簽訂的那年，是證明日本雄視東方的一年。於是在次年即有中國人一群13人赴日留學，是為起步。此後數年留日人數增加並不多，據實藤惠秀研究後給出的數字，1899年有207人，1901年有280人，但，1902年，一下猛增到500人。
1902年以前二年，八國聯軍武裝侵略中國，並在1901年9月7日同清政府簽訂了嚴重損害中國獨立主權的《辛丑和約》，使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位降到谷底。甲午戰後已證明具有雄視東方實力的日本，在庚子之役中，作為八國聯軍的一員，派大軍來華，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其軍人被安排同西方軍人一起，整隊通過紫禁城，日本國並從《辛丑和約》規定的對外賠款中獲得了巨大的一份，再次證明了日本具有雄視東方的實力。於是1902年中國留日學生人數猛增。
1905年，留日人數達到了近代中國留日學生人數的頂峰，這年底，留日中國人約達8600之多。1906年大約也有8000之多。5這一數字，據最早發表研究中國人留學教育著作的舒新城評論說，“實為任何時期與任何留學國所未有者”。晚近的美國學者也指出，這是“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
1905年，是日本顯示其雄視東方實力的最重要的一年。這年9月，日俄兩國在美國撮合下籤訂《朴茨茅斯和約》，宣告了日本對俄國戰爭的勝利。日俄戰爭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它是日俄兩國為瓜分在中國東北和遠東的勢力範圍而爆發的，兩國交戰的主戰場既不在日本，也不在俄國，而是在中國的東北，當時的中國政府被迫作了可恥的“局外中立者”。未曾想到，貌似龐大的俄國卻敗在日本手下。這對中國人的刺激自然是極其強烈的。中國留日學生便蜂湧而來。年初日本報告只有三四千人，到下半年就超過了八千人，有的估計高達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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