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魏書·文帝紀》中，裴松之注引《獻帝傳》曰：
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於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於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群臣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於有魏世享。”
延康元年（220）十月二十九日，曹丕登壇受禪稱帝，立國號為大魏，史稱曹魏，改元黃初，至此，歷時195年的東漢名實皆亡，三國時代的魏朝正式建立。
（黃初元年，220年，曹丕以帝王的身份登上了歷史的舞臺，並開始了他7年的執政生涯）
在這個儀式上，出現了所謂匈奴單于，這裡的匈奴單于指的是欒提呼廚泉，他是南匈奴單于欒提羌渠之子，欒提於夫羅之弟，在夫羅死後繼任成為單于，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晉魏王之時，欒提呼廚泉來鄴城拜賀曹操，曹操為了削弱勢力，將欒提呼廚泉扣留在了鄴城，南匈奴實際落入曹氏政權控制之中。
不過，雖然曹操扣留了欒提呼廚泉，但是待之以上賓之禮，此時，他又成為曹丕稱帝典禮中重要的花瓶。
除了充當蠻夷慕義象徵的匈奴單于，四夷朝者也出現在曹丕的郊天儀式中，曹丕的策文中還提到了蠻夷君長的勸進，活是做得相當的精緻和完美。
聽聞曹丕篡漢之後，劉備以漢獻帝已經去世為理由，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劉備的文告是這樣的：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阼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章武元年，221年，劉備在曹丕篡漢建魏後，於成都稱帝，國號“漢”，年號“章武”）
皇皇后帝（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如果有知，會驚異地發現自己聽到了兩段差不多的內容；更有意思的是，在文告的前半部分，劉備雖然義正辭嚴地罵曹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但是文告的後半部分簡直就和曹丕的文告一毛一樣。
那麼是濃眉大眼的劉皇叔抄襲了曹丕嗎？
回答倒並不是這樣。
一個可能性是，曹丕和劉備的文告有一個共同的範本，換言之，他們洗的是同一個人的稿。
那就是王莽代漢時候的各類文告。
漢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派中郎將平憲等人，來到西海（今青海湖）地區，以金錢財物，利誘羌族首領良願獻地內屬，良願等懾於西漢武力，又貪圖財貨金幣，便率領本部落一萬餘人遷出，將環湖地區獻給了漢朝。王莽因此上奏太后說：
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裡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製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
（新朝和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形勢地圖）
王莽表面上是在拍太后馬屁，其實是在吹噓自己的功德和政績，在王莽代（篡）漢的過程中，蠻夷向化慕義是對其合法性的背書。
所謂“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完全是對傳說中周公居攝六年時“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的刻意模仿，其他蠻夷的各種故事，也都出於王莽的精心設計和安排。
（王莽歷來被認為是大奸大惡的典型，現代也有人認為他多少是被汙名化了）
王莽的禪代本身是成功的（後來的敗亡是另一回事），所以後世禪讓的禮儀文書也大都模仿王莽，曹丕如是，連法律意義上不是禪讓的劉備稱帝也如是。
晉武帝司馬炎受魏禪，也延續了這一傳統：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設壇於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於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於皇皇后帝：……炎維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於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鑑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 炎虔奉皇運。……
我們注意到，“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和“百蠻君長”又一次出現在文告中，曾經和漢朝皇帝至少能分庭抗禮的匈奴單于，在魏晉時代成了一個各種重要典禮的大花瓶。
宋齊梁陳的禪代，鹹依魏晉故事。我們隨便就能在開國皇帝的策文中找到類似的文句。
（劉裕，363—422，南朝宋開國皇帝，420—422在位）
宋武帝劉裕的策文裡說：
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後天后帝。……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款，正朔所暨，鹹服聲教。……是以群公卿士，億兆夷人，僉曰：“皇靈降鑑於上，晉朝款誠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暫曠。”……
（齊高帝蕭道成，427—482，南齊開國皇帝，479—482在位）
齊高帝蕭道成的策文裡說：
皇帝臣道成，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辭德匪嗣，至於累仍，而群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至於百戎，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託，不可以曠主。”……
梁武帝蕭衍的策文裡說：
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后帝：……代終之符既顯，革運之期已萃，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遠邇，罔不和會。於是群公卿士，鹹致厥誠，並以皇乾降命，難以謙拒。齊帝脫屣萬邦，授以神器。衍自惟匪德，辭不獲許。仰迫上玄之眷，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久曠，民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此嘉祚。……
在這些策文裡面，勸進或曰敦促他們“順天應人”、“勉為其難”當皇帝的人始終包括了傳統概念中的所謂蠻夷，這並不意味著蠻夷對於華夏天子的“當選”，具有關鍵性的“一票”，而只是說明在華夏理想化的政治圖景中，蠻夷的向化慕義（慕化歸義）是一種合法性的背書，蠻夷的代表或者象徵性的代表，是典禮中裝點門面的花瓶。
（陳霸先，503—559，南北朝時期陳朝開國皇帝，557—559在位）
蠻夷的向化慕義（慕化歸義）並非完全出於華夏天子的感召，也可以是緣於徵服，所以當陳朝的開國皇帝陳武帝陳霸先的郊天策文根本沒有提及蠻夷的時候，梁敬帝卻在詔書等中不斷提到：
震澤、稽陰，並懷叛逆，獯羯醜虜，三亂皇都，裁命偏師，二邦自殄，薄伐獫狁，六戎盡殪。
惟王應期誕秀，開籙握圖，……滅陸渾於伊、洛，殲驪戎於鎬京，大小二震之驍徒，東南兩越之勍寇，遽行天討，無遺神策。
這些雖然有用典和比喻的色彩，但也強調了陳霸先的功業建立在平定侯景之亂和對抗北齊南侵取得勝利的基礎之上。
或許因此，蠻夷不適宜在陳霸先成為皇帝的過程擔任勸進的角色，但可以從反面的被征服來驗證陳霸先稱帝的合法性；當然，另外一種可能是，陳霸先本人雖然自稱潁川陳氏，但更可能是嶺南“巖穴洞豪”的後代，他和劉淵一樣，反而要掩蓋或者淡化蠻夷推戴的色彩來爭取華夏的民心。
（陳朝和北周北齊鼎峙地圖）
北齊文宣帝高洋的告天策文在提及高澄的功績時這麼說：
文襄嗣武，克構鴻基，功浹寰宇，威陵海外，窮髮懷音，西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頹運，是則有大造於魏室也。
窮髮指的是極北不毛之地，青丘指的是海東之國，丹穴指的是南方，而西寇指的是西魏。
在套用蠻夷對新天子合法性背書的同時，把在關中的西魏（宇文氏政權）貶低為蠻夷，說明鮮卑化的高氏政權也是自視為華夏政權的。
（南朝梁代蕭繹所繪《職貢圖》，現存宋人摹本，絹本設色，第一部以外域職貢人物為題材的畫作）
數百年的中古時期，秦漢時期的“天下”格局所形成的觀念仍然在發揮著作用，南北分裂，族群混雜，但是“華夏共同體”仍然是試圖構建的理想圖景，即使那些其底色並不嚴格屬於華夏的政治實體，仍然書寫著蠻夷向化慕義（慕化歸義）的故事，並以此背書自己的權力合法性。
因此，到了隋唐時代，雖然隋文帝的策文史書不載，但在實際上，新的大一統王朝吸收了南北兩方面的新成分新元素，又一次開啟了具有“天下”格局的“華夏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蠻夷”也有了更具有實質性的歸屬。
（隋朝興建了著名的大興城和東都洛陽城，後來被唐朝繼承，並且進一步充實發展成為東西二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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