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坦廠中學是中國最神秘的“備考學校”之一，這是一所強化記憶的工廠，有2萬名學生，人數是該鎮的官方人口的四倍。這也是中國唯一沒有電子遊戲廳、檯球廳和網吧的小鎮。
毛坦廠坐落在中國東部省份安徽，周圍是溝壑叢生的山巒。它的主街道上空蕩蕩的，一個男人在機動三輪車上打瞌睡，兩個老婦扛著鋤頭朝城外的稻田緩緩走去。如果你在上午的11點45分之前，你會發現這個小鎮安靜地過分，商店無人光顧，就連鎮裡的神樹下也沒人許願，在寬大的樹冠下，一柱香在一堆灰燼上悶燒著。
一分鐘後，就在11點45分，寂靜被打破了。上萬名少年湧出了毛坦廠中學高聳的大門。
對中國家庭來說，沒有什麼事情比高考日益迫近更磨人了。毛坦廠中學的學生大部分來自農村，而高考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不被農田和工廠生活所侷限，能靠努力學習和高分來改變家庭的命運。
中國學生自從進入小學的那一刻起，就開始承受著死記硬背和機械重複的壓力。
毛坦中學被隔絕在安徽的山腳下，距離最近的城市有兩小時路程，以屏蔽了現代生活的干擾為傲。學生不準使用筆記本電腦或手機；大約一半的學生住宿舍，房間裡特地沒有裝電源插座；不準談戀愛。另外一半學生住在鎮上，大多與母親一起棲身在狹小的隔間裡。
當地政府已經取締了一切娛樂場所。這可能是中國唯一沒有電子遊戲廳、檯球廳和網吧的小鎮。
進了校門，事一塊巨大的LED屏幕、一座體育中心、高大的毛主席和鄧小平雕像。屋脊上還有一棟微微發光的沙漏型建築，那裡是行政辦公室，看上去更像監獄的瞭望塔。
校園本身和美國院校的校園一樣，修剪整齊，不過這裡安放著一些裝飾性的石頭，上面刻著校訓：“不比智力比努力！”
最重要的新建築是一棟五層的紅磚樓房，復讀生就在其中的教室裡上課。
在那個週日的下午，當他們是這所學校裡“最拼命的學生”—他們每週的休息時間只有90分鐘。每間教室裡都塞滿了學生，超過150人，學生們說，老師講課時得用喇叭大聲喊才行。
復讀生常常每天晚上要複習到凌晨1點半。許多復讀生說自己活得像一個鬼。
毛坦廠每個房間裡住著10名甚至12名學生，全都是上下鋪。窗口覆蓋著絲網，學生半開玩笑說，這是為了“防止自殺”。絲網上掛滿了晾曬的襪子、內衣、T恤和鞋子。宿舍幾乎沒有什麼設施—沒有電源插座，沒有洗衣房，在去年修好一個獨立的澡堂之前，連熱水都沒有。
教師的冷酷口頭禪：
“永遠不要忘記你的失敗！”
在毛坦廠的校園裡，積極性最強也最疲憊的人，或許就是這裡的500名教師了。該校教師的基本工資是中國普通公立學校的兩到三倍，獎金常常會和工資一樣高。
每有一個學生被一類大學錄取，六個人組成的教師團隊（一個班主任，五個不同科目的教師）就能獲得5000元的獎金。
退休的化學老師楊啟明說自己見證了毛坦廠中學從一所貧窮的學校，膨脹成今天這種巨大規模的全過程。在他1980年加入教師隊伍時，這裡還只有800名學生，而在這所中學壯大的同時，多數鄉村學校都在萎縮，因而這種轉變殊為驚人。
儘管如此，他對死記硬背造成的壓抑效果仍然頗有怨言。“總是這樣學習，娃娃們的腦子都僵掉了，”他說。“他們知道怎麼應付考試，可是不會獨立思考。”
在老師們看來，一個學校就應該有自己的制度，毛坦廠可能會更嚴一點，但絕不是非人生活。畢竟進入毛坦廠中學學習的，很多都是成績“有問題”的學生，而不是衡水中學的那種“尖子生”。
補習中心全部是高四學生，來自安徽各地甚至省外。這也是中國最大的補習中心之一，一棟樓裡補習的考生超過5000人。
班主任的日常工作非常辛苦—每天17個小時監督100到170名學生—所以學校規定，這個崗位只招年輕的單身男性。
班主任崗位競爭很激烈，教員室的牆上張貼著圖表，按照每週考試的總成績給每個班級排名次。到了年底，學生成績墊底的教師可能會被開除，難怪教師用來激勵學生的方法可能會很粗暴。
除了用尺子敲打指節之外，一些老師還讓學生在模擬考試的“死亡比賽”中較量—輸了就要被罰站一上午。有次罰站的情形讓眾人議論紛紛：一個後進學生的母親，被迫在兒子的教室外站了一個星期。
對於復讀的學生，教師們有一句冷酷的口頭禪：“永遠不要忘記你的失敗！”
為了激勵學生，很多班主任的口頭禪是“兩橫一豎，幹！”
“常憶高考落榜時，匹夫當有凌雲志”，這是掛在一間復讀班教室裡的口號——學校並不介意以自揭傷疤的殘酷方式，以失敗者姿態製造焦慮、激發鬥志。
唯一考上清華大學的徐鵬，是個英雄
毛坦廠最有名的畢業生是19歲的徐鵬。他身材瘦削，頭髮耷拉下來遮住了眼睛。雖然看上去不像是受虐狂，但是他說，之所以選擇這所學校，是因為想去一個“嚴酷的地方”。
和中國的6000萬“留守兒童”一樣，徐鵬是由祖父母帶大的，父母則在遙遠的城市無錫販賣水果。
然而，當徐鵬在初中表現失控時—逃課，與朋友偷偷外出，沉迷於電子遊戲，他母親非常氣惱，徐鵬選擇了毛坦廠中學。“我只知道這所學校非常嚴格，甚至有一些學生因此而自殺了，”他告訴我。“於是我就相信了。我覺得如果不這樣，我就會管不住自己。”
到毛坦廠後不久，徐鵬就覺得，老師們還不夠嚴酷。徐鵬決定，他必須培養強烈的自制力。他把所有的空閒時間都用來學習，課間、上廁所、在食堂裡，他都會做自測。有時深夜11點半熄燈之後，他還會開著電池供電的燈繼續學習。
在毛坦廠的第三年，母親也來到這裡，帶著徐鵬住進了在鎮上租的房間。這時徐鵬的考試成績開始提高到年級第一—幾千人中的第一名。
徐鵬的班主任老師說他有可能成為毛坦廠有史以來第一個考入清華大學的學生。
老師告訴他，學校的管理層非常期望有人能考上一所中國的頂尖學府，他們將給這樣的學生頒發一大筆獎金：30萬元。
高考前，徐鵬躲在六安市考場附近的一家酒店裡，48小時沒有出門。“父母覺得我瘋了，”他告訴我。“他們不明白我為什麼不肯從屋裡出來。但是記憶這些資料，就像是為奧運會做賽前訓練，必須保持狀態。休息一兩天，你就不在狀態了。”
這種額外的努力可能產生了效果：徐鵬的高考分數為643分，總分是750分（但從未有人得到過滿分）。清華大學在安徽省招收理科生的最低分數線是641分，徐鵬高出兩分。
徐鵬的成就在毛坦廠家喻戶曉，以至於楊維把他稱作“偶像”。徐鵬和他母親之前租住的房間，如今被宣傳為“狀元房”。毛坦廠中學的管理層把徐鵬請回校園，向300名經過挑選的學生，也就是每個班成績排名最高的學生，做勵志演講。
毛坦廠中學現在號召學生們“學習徐鵬”。
如今，已經在清華大學校園讀書的徐鵬怎麼樣了呢？他仍然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一個來自農村的年輕人，穿著破舊的外套，袖子捋到了手臂上。徐鵬顯得有些憔悴。
他的臉圓圓肉肉的。“因為吃不慣這裡的飯，我瘦了七公斤，”他說。大學生活的自由，也需要適應。“這裡沒有規矩，”他說。“第一學期我很困惑，因為沒有人告訴我要做什麼。
”“我學習還是很努力，”徐鵬說，他想去美國讀研究生。“但現在我終於可以鬆口氣了。”
燒香放孔明燈穿安踏鞋，
毛坦廠考前的各種奇葩迷信風俗
隨著高考一天天逼近，毛坦廠鎮的高考氣息一天天濃厚起來。街邊小販一邊賣蔥，一邊賣印著“金榜題名”的孔明燈。米上刻字、推卦算命的攤子都適時出現。
在毛坦廠中學那棵百年楓楊樹下，香灰堆了一米多高。牆面上的紅綢、錦緞已褪了顏色，覆蓋著嶄新的錦旗“我求神樹保佑，我子考上一本”。大樹旁，香燭攤一路綿延至中學門口。
6月，大批學生離開學校趕赴考場的前一天晚上，幾十盞飄動的孔明燈照亮了黑暗的天空，它們發出空靈的橙色光芒，越升越高，猶如一個象徵著希望的星座。考生的家人點燃了浸過油的布團。
熱氣把孔明燈帶離地面，人們的祈求聲也變得更響亮。“請讓我的兒子上分數線！”一位母親吟誦著。
明亮的孔明燈順利地升上夜空，其中一盞被電線纏住，放飛這盞燈的母親看起來深受打擊，這是個惡兆，預示著她孩子的高考分數會“過不了線”。
儘管這座鎮子將備考轉變成了死記硬背和不斷重複的機械程序，但是毛坦廠仍然充斥著走投無路之際產生的迷信和風俗。
許多學生都有某種“護身符”，比如紅色內衣（人們認為紅衣服很吉利）、安踏、耐克牌的鞋子（對勾形的商標讓人聯想起正確答案），或者從學校大門外的商販那裡買到的“健腦”茶包。鎮上最暢銷的營養品是“腦清新”和“六個核桃”（核桃之所以被認為可以增進腦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形狀像大腦）。
楊維的父母好像並沒有特別迷信，但是他們願意支付很高的租金，就為了住得離神樹及樹下大約三尺高的香灰近一些。
就在巷子裡，有一位算命先生。他坐在凳子上，穿著並不合身的條紋西裝，身旁是一面帆布的圖。只需要花20塊，他就可以幫你預測未來：婚姻、子嗣、生死，當然還有高考成績。
那天晚上，毛坦廠幾乎所有人都在做最後的祈求。兩名身穿校服的女孩跪著爬上了長長的臺階，一直挪到毛澤東像前，每走一步都要叩首，彷彿是在求皇帝開恩。在神樹前，有數十名家長和孩子祈福。
他們點燃最後的幾柱“狀元香”，而那堆熾熱的香灰還會繼續燒一整夜。走過街角，停著幾十輛大巴車，準備第二天早上送毛坦廠的一萬多名考生趕赴考場。它們的車牌尾號都是8—這在中國被認為是最幸運的數字。
大概沒有哪個中國鄉鎮，會像這個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廠鎮一樣，似乎只為高考而生：小鎮裡飯店叫“狀元酒樓”，超市叫“學府超市”；鎮衛生站裡貼的是中學班主任的聯繫電話；賣得最好的保健品是腦清新和五個核桃；街上打出的橫幅是“××品牌伴學子安心踏實馬到成功”；甚至連三輪車上也掛著高考倒計時牌;臨近高考，連皮鞋攤都打出了“慶高考，大放價”的促銷廣告……
學生說，在這裡讀書就等於坐牢
學校超市裡，一片密密麻麻的手機電池和檯燈正在集中充電，上面寫著主人名字，五角錢一次——原來，為了防止學生娛樂，女生宿舍裡連電源插座都沒有。剛到金安中學，女生王玲就被“震撼”了。
在六安市甚至安徽省來說，毛坦廠的嚴格管理早已出了名，“特別適合那些管不住自己的學生”——王玲覺得，她原來就讀的另一所鄉鎮高中，晚上9點就下晚自習，正是她偷偷溜出去上網的“客觀”原因。
而在毛坦廠，班主任讓她做好“坐牢”的心理準備，“有期徒刑，一年”。
知乎上有個作者，叫叮叮吃貨，她說自己是06年夏天去毛坦廠中學復讀的，到了毛坦廠生活是這樣：早上6：00起床，6：30早自習，7：30早自習結束，吃早飯，8：20上課，也就是就50分鐘離開教室去吃早飯，中午12：00放學，下午兩點2：00上課，大多數都是吃了中飯，立馬回到教室隨便趴一會就看書，下午5：30下課，然後吃晚飯，6：30晚自習，一直到10：30，就是做題做題做題，11點學校關燈，大多數同學都是下了晚自習一直看書到11點熄燈再回去。
除了學習，王玲沒有別的事情可幹。她的時間被一張作息表嚴絲合縫地分解掉。早上6點20進班早讀，直到晚上10點50下晚自習，休息時間只包括：午飯、晚飯各半小時，午休1小時——午休本是2小時，但班主任要求學生到教室睡覺，順便再勻出1小時自習。
但她沒有理由退縮。她是主動要求到金安中學復讀的。金安中學是毛坦廠中學與另一傢俬立學校共同出資成立的私立中學，接納復讀生和應屆高中生，兩校資源共享，其實可以看成是一所學校。
一進教室，王玲便被各種口號和標語包圍。前後門貼著，“進班即靜、怕苦莫入”；黑板上方貼著“天道酬勤”，兩邊還是標語：“樹自信、誓拼搏、升大學，回報父母;搶時間、抓基礎、勤演練，定有收穫”。
老師戴著擴音器上課，151名學生擠滿教室，“筆掉了都不能彎下腰撿”。逢考試時，學生便自覺拿出一塊白板立起隔開。因為人太多，他們沒有舉辦過運動會。當然，音樂、體育課已在高三課表上絕跡。
結論是，只要高考存在，應試教育便沒有廢止的理由。尤其是對於農村孩子來說，這仍可能是他們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
直到來到小鎮，王玲的媽媽才知道，毛坦廠沒有“毛毯廠”。接著，她以100元一天的價格包下了私人所開快捷酒店的一間房。那些金安中學東門對面的房間，隔斷成8平方米左右，帶獨立衛生間和熱水器，每學期8000塊錢還搶不上。
房東的租房公告還會特意寫明：“學生休息時間內，不能洗碗、洗衣服。”
這天中午，她剛疊好女兒的衣服，又拿起毛線織棉鞋套。蒸好的飯在電飯鍋裡熱著，就等著女兒在半小時裡匆忙回來吃一口。
“這裡什麼都貴”，她有些抱怨。沒有1塊錢以下的蔬菜，空心菜也要3塊錢一斤;豬肉12塊，而她家只要8塊左右。
除了一日三餐，她幾乎無事可做。學會了做棉鞋，偶爾打牌。白天，小鎮靜悄悄的，在學生放學的兩個時段短暫沸騰重又安靜;傍晚，蝸居的陪讀媽媽們三五成群，遛彎閒逛、跳廣場舞，成為獨特一景。
很難說清在巨大壓力下朝夕相對的母女，關係是會變得更好還是更糟。這一年時間，對於媽媽們來說也未必不是煎熬。但她們甘願承受。
2018年是自1977年恢復高考的41年。那年的冬天，500多萬青年湧向考場。
在中國，高考作為改變若干家庭，尤其是普通家庭子弟命運的重要通道，家長們咬緊牙關，砸鍋賣鐵也要送子女讀書，高昂收費的民辦學校及培訓機構就有其存在的空間。
馬上又是一年的高考日，隨著一批學生參加完高考畢業，即將到來的暑假也許會讓毛坦廠鎮這個地方暫時安靜下來，但很快又有一批新的復讀生和他們的陪讀父母到來，當然還有一批新的生意人湧進來……
“在北京你有無數條路線通往五道口，在毛坦廠你只有一條狹長的小路走出大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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