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莊子的生平，以《史記》記載最為翔實，但即便如此，與之相關的文字也不過二百多字：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這段話談到了莊子的籍貫以及名稱，和曾經擔任過的職務，然而卻沒有提到他的家庭出身。有些資料上稱莊子是沒落的貴族，但卻沒能舉出相應的證據來。《史記》的列傳中還提到了莊子所作幾篇著作的名稱，同時稱他的思想主張乃是老子觀念，並說他詆譭儒家，由此可以看出，司馬遷並不讚賞莊子的思想。但司馬遷又說，莊子文章所展現出來的文采特別漂亮，楚威王聽到莊子的名聲之後，花重金聘請他來做宰相，卻遭到了莊周的拒絕，他更願意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焦竑撰《莊子翼》八卷，明萬曆十六年王元貞刻本
《莊子·列禦寇》中有一段話記述了莊子在臨死之前跟弟子的對話：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
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這段對話表達出了莊子的人生觀，他反對厚葬，覺得死後可以將身體與天地融為一體。弟子們擔憂薄葬會讓鳥吃了他的身體，而莊子卻說，被天上的鳥吃，還是被地下的螻蟻吃，其實沒什麼區別，為什麼要厚此薄彼地做出選擇呢？即此可知，他的人生觀是何等豁達。
關於《莊子》的思想性，相關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在此不作評述，而本文所談，只是該書的文學性。如前所說，早在司馬遷的時代，《莊子》的文學性即受到了關注。到了魏晉時期，玄學大盛，使得莊子的思想受到了空前的關注，《宋書·謝靈運傳》中說：“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爾。”這段話中所說的“七篇”應該指的就是《莊子》中的內七篇，可見無論莊周的思想，還是他行文的風格，在魏晉時代都大為流行。到了唐代，陸德明在《經典釋文·莊子序錄》中也稱：“然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
《莊子通義》十卷，明嘉靖四十四年浩然齋刻三子通義本
其實，唐代文章大家韓愈和柳宗元的文風也都受過《莊子》的影響，雖然一個人的文風乃是多方面綜合而成者，但至少說明莊子的觀念構成了他們文風的一個組成部分。比如秦觀在《韓愈論》中說：“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敘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勾《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摭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秦觀在這裡列出了構成韓愈文風的不同側面，而這其中就包括了《莊子》。柳宗元的情況也同樣如此，柳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榖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柳宗元認為，文章的基礎還是由五經構成，這種構成方式可謂是文章的骨架，但文章同樣需要肌肉，所以要參考《孟子》《荀子》《莊子》《老子》等書，從這個角度來看，柳宗元認為《莊子》給他的借鑑，乃是那汪洋恣意的文風。
《莊子郭注》十卷，明萬曆三十三年鄒之嶧刻本
唐代大詩人李白也同樣受《莊子》影響十分深刻，比如劉熙載在《藝概·詩概》中說：“太白詩以《莊》《騷》為大源。”從李白的作品來看，他在很多方面確實受到了《莊子》的影響，比如他在《上李邕》中稱：“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時人見我恆殊調，聞餘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顯然他的這幾句詩完全是出自《莊子·內篇·逍遙遊》。該文太過有名，我先引用其首段如下：
北冥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裡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裡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揹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讀罷可知，李白的這幾句詩，基本本自《逍遙遊》中的這一段話。李白還寫過一首《大鵬賦》，該賦中有這樣的句子：“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徵至怪於齊諧，談北溟之有魚，吾不知其幾千裡，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凝胚渾……簸鴻蒙，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象其勢，彷彿其形。”而這幾句也同樣化用了《逍遙遊》中的字句。即此可見，《莊子》一書對這位大詩人有著何等深刻的影響。
王先謙撰《莊子集解》八卷，清宣統元年思賢書局刻本
關於《莊子》在文學性上對後世的影響，蔡宗陽在其所著《莊子之文學》中說：“莊子文學不論內容、形式，對後世文學皆有直接或間接之影響。”關於《莊子》一書究竟影響到了哪些著名的文人，蔡宗陽在其專著中首先說到：“先就文學作品而言，陶淵明、李太白受莊子之影響，可謂至深極遠矣。如陶淵明之‘悠然見南山’，李太白之‘敬亭山獨坐’，皆具有朝徹境界。而‘朝徹’一語，見於《莊子·大宗師》篇，其言曰：‘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除了陶淵明、李白，還有哪些文人受到《莊子》文風的影響呢，蔡宗陽又在文中點出了一些名人名篇的間接來由：“又韓退之、柳宗元、蘇東坡之文，其得於莊子，亦不淺。如韓退之《答李翊書》，乃從《莊子·養生主篇》化出；《送高閒上人序》，乃得自《莊子·胠篋篇》；《原道》，亦多自《胠篋篇》脫化而來。又如柳宗元《永某氏之鼠》《蝜蝂傳》兩篇，蓋取意於《莊子·駢拇篇》；《郭橐駝傳》，蓋由《莊子·養生主篇》脫化而出。又如蘇東坡《喜兩亭記》，蓋取意於《莊子·大宗師篇》。莊文尚虛，而蘇東坡文亦善寫虛，如《凌虛臺記》《清風閣記》《超然亭記》前後《赤壁賦》等篇是也。”
莊子撰《莊子南華真經》明閔氏刻朱墨套印本
為什麼《莊子》對後世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呢？為此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有著多處的論述，比如他認為：“莊子寓真於誕，寓實於玄，於此見寓言之妙。”看來，《莊子》中的寓言最受後世所喜，而前面所引的《逍遙遊》正是一篇著名的寓言故事。然而劉熙載又從寫作手法上對《逍遙遊》一文作出了分析：“莊子文法斷續之妙，如《逍遙遊》忽說鵬，忽說蜩與學鳩、斥鷃，是為斷；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則上文之斷處皆續矣，而下文宋榮子、許由、接輿、惠子諸斷處，亦無不續矣。”
劉熙載的這句話恰好說明了莊周的寫作技巧：看似一文中不相關的段落，其實裡面有著內在的聯繫。同時，劉熙載也認為，該文除了結構上的巧妙，在用字上也十分精準：“文之神妙，莫過於能飛。《莊子》之言鵬曰‘怒而飛’，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烏知非鵬之學為周耶？”劉熙載最讚賞文中的“怒而飛”三字，其實《逍遙遊》中的“飛”不止此一處，該文的第二個段落講述的也是大鵬的飛：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裡，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由此可知，莊周完全是通過一個神奇的故事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而他的這種行文方式，被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評價為：“（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無事實，而其文則汪洋闢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
莊子撰《南華真經》十卷，明嘉靖間翻刻嘉靖十二年顧春世德堂刻六子全書本
對於莊周這種神奇的想象力，王國維概括為：“這是南方人的偉大。”他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中稱：“然南方文學中，又非無詩歌的原質也。南人想象力之偉大豐富，勝於北人遠甚。彼等巧於比類，而善於滑稽；故言大則有若北溟之魚，語小則有若蝸角之國；語久則大椿冥靈，語短則蟪蛄朝菌；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汾水之陽，四子獨往，此種想象，決不能於北方文學中發見之。故莊、列書中之部分，即謂之散文詩，無不可也。”
不知道這算不算是觀堂先生的偏見，他認定南人比北人的想象力要豐富得多。而後他舉出了莊子的這篇《逍遙遊》。他說《逍遙遊》內所講到的故事有著超級的想象力，而這種想象力是北方文學中難以看到，所以他直接稱，《莊子》和《列子》中的部分篇章可以直接視為散文詩。而王國維這段論述中所舉出的例子，也是《逍遙遊》中的一個段落：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在民國時代，對《莊子》的文學性給予最高誇讚者乃是聞一多。1929年，二卷九期的《新月》上發表了聞一多的《莊子》一文，到了1943年，他又在重慶《學術期刊》第三期上發表了《莊子內篇校釋》，而後他還寫過《莊子外篇校釋——駢拇》，即此可知，聞一多對莊子做過深入而系統的研究，也正因為如此，聞一多對莊子的才華表現出了特別的崇拜，他在自己寫的《莊子》一文中說：“南華的文辭是千真萬確的文學，人人都承認。可是《莊子》的文學價值還不只在文辭上。實在連他的哲學都不像尋常那一種矜嚴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皺眉頭、絞腦子的東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絕妙的詩。”聞一多的這段話是從哲學角度來看待《莊子》，但他又說，莊周的思想像一首絕妙的詩。
那麼哲學和文學究竟有沒有界限呢？聞一多接著說：“文學是要和哲學不分彼此，才莊嚴，才偉大。哲學的起點便是文學的核心。只有淺薄的、庸瑣的、渺小的文學，才專門注意花葉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寶貴的類似哲學的仁子。無論《莊子》的花葉已經夠美茂的了；即令他沒有發展到花葉，只他那簡單的幾顆仁子，給投在文學的園地上，便是莫大的貢獻，無量的功德。”
除了聞一多之外，郭沫若也對《莊子》的文學性給予了極高的誇讚，他在《莊子與魯迅》一文中說：“莊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確是一個特異的存在，他不僅是一位出類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拔萃的文學家……秦漢以來的一部中國文學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響之下發展……《莊子》這部書差不多是一部優美的寓言和故事集。他的寓言多是由他那蔥蘢的想象力所構造出來的。立意每異想天開，行文多鏗鏘有韻，漢代的辭賦分明導源於這兒，一般的散記文學也應該推他為鼻祖。”
莊子撰《南華真經》八卷，明刻巾箱本
在這裡，郭沫若直稱莊周不僅僅是偉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並且他認為，《莊子》中的一些篇章可以目之為散文的鼻祖。而熊鐵基在其主編的《中國莊學史》中也稱：“《莊子》之文屬於先秦諸子散文之一，由於它脫離了像《論語》那種語錄體的形式，而被譽為代表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以上均是後世相關的文人和學者對《莊子》的評價，當然我的引用主要是從文學性角度而言，那麼莊周本人是否有過文論類的直接表達呢？張採民在其所著《〈莊子〉研究》一書中說：“這段文字可以說是莊子文學思想的基本綱領。”張先生的這句話乃是指《莊子·天下》中的一個段落：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奇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然而細讀這段話，其實其中只有兩句跟文學思想有著一定的關聯，“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可是對於以上的這段引文，張耿光在其譯註的《莊子全譯》一書中說：“本篇十分精妙，歷來評價很高，但不應視為莊子之作，而是莊派後學比較先秦諸家後概括而成，並且起到了全書後序的作用。”《莊子》分為內篇、外篇和雜篇三部分，按照慣常的認定，只有內篇是莊周本人所作，而以上的引文，則是出自《雜篇·天下》，故張耿光有此一說。雖然如此，但其仍然承認：“本篇文筆洗煉，結構嚴謹，對各家概括十分精當，加之所集錄、介紹的先秦學派，其著作多已亡佚，因此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具有極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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