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秘檔·兩任蜀王筆下的錦城十景（十）昭覺曉鍾①
昭覺曉鍾
蒲牢才擊韻鏗鏗，聲徹禪林報曉晴。
月夜扣時心地警，霜天撞處夢魂驚。
上方嘹亮多遺響，還道春容正大鳴。
何事僧家能解悟，海門風順吼長鯨。
昭覺曉鍾
霽曉禪宮宿霧開，蒲牢聲吼出經臺。
殘星寥落晨鴉起，斜漢逶迤候雁回。
江繞魚鳧仙棹發，橋臨駟馬使車催。
登臨有客還懷古，廢苑宣華鎖碧苔。
夜幕沉沉，四下寂靜無聲，蒼茫大地正在熟睡中。
“當”，悠揚的“開靜”（開覺靜睡的簡稱，禪林晨朝鳴板，催促僧眾起床）鐘聲響徹禪林，餘音在夜空中迴盪。
僧舍亮起了燈，僧人們悄無聲息地起床，準備早課，開始新一天的修行生活。
在明朝兩任蜀王朱申鑿和朱讓栩看來，成都昭覺寺的晨鐘充滿禪意，滌盪俗世雜念，讓人心胸豁然開朗，有一種迴歸自然的寧靜感。
加上歷代蜀王都傾心佛道，所以他們把《昭覺曉鍾》列為錦城十景之一，這也是十景中唯一出現的宗教場所，並且是以鐘聲為景的景緻。
成都城北昭覺寺，民間傳說原本是司馬相如的故宅
昭覺寺位於成都城北青龍場，素有川西“第一叢林”之稱，如今是全國重點佛教寺院，享有盛譽。
清同治12年（1873）成書的《成都縣誌·輿地志·寺觀》中說，成都的佛寺，在唐朝首推大慈寺和聖壽寺，宋明至清朝則首推昭覺寺和草堂寺。由此可見，昭覺寺在成都佛寺中的地位。
昭覺寺的始建年代，民間流傳說原本是司馬相如的故宅。
受這種說法的影響，清朝四川布政使金雋在《重建昭覺寺法堂碑記》說：“蓉城北十里許，有古剎名曰昭覺寺，人傳為司馬相如故宅，蜀後之有蕭寺，由斯創始也。”
西晉著名史學家、今四川南充市人陳壽在《益部耆舊傳》中說，司馬相如的家“在少城笮橋下百步許”，也就是現在成都市區通惠門的東邊，怎麼跑到城北去了？
為什麼民間傳言說昭覺寺的前身是司馬相如的故宅呢？
昭覺寺本是唐朝時眉州司馬董常的故宅，民間傳說錯得離譜
離昭覺寺不遠的駟馬橋，原名昇仙橋，《華陽國志·蜀志》記載說：“（成都）城北十里有昇仙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汝下。’”
司馬相如和卓文君鬧出一番愛情故事後，接到漢武帝的詔令，第二次去京城長安時，在這裡與卓文君告別，在在橋頭題字，表達了要建功立業的強烈願望——
我要是不乘坐由4匹駿馬拉著的高大馬車榮歸故里，我就不過這座橋！
到了長安，見到漢武帝后，司馬相如寫了《上林賦》，得到漢武帝的賞識，被封為郎，從此走上了一條康莊大道。
司馬相如乘坐駟馬駕車風風光光地回到成都，實現了當初的諾言。
後世逐漸把昇仙橋叫做駟馬橋。南宋淳熙年間，成都府知府京鏜在《駟馬橋記》中，首次給這座橋正式定名。
因為駟馬橋與司馬相如的淵源，所以民間把昭覺寺的前身訛為司馬相如的故宅。
其實，昭覺寺原本是唐朝時眉州司馬董常的故宅。民間聽到“司馬”就以為是司馬相如，即使知道不是司馬相如，又把朝代搞混淆了，所以糅合訛成是漢朝司馬董常的故宅。
昭覺寺始建於唐朝貞觀年間，原名建元寺
現存關於昭覺寺的最早文字記載，是北宋成都府華陽縣人、時任榮州知州的李畋撰寫的《重修昭覺寺記》：“昭覺寺，成都福地，在震之隅，先是眉州司馬董常宅，舊名建元。其締構紹嗣之由，具蕭相國碑悉之矣。”
李畋，自號穀子，曾在宋朝景德年間住在昭覺寺並“肄業於此”，對昭覺寺的歷史沿革算是比較熟悉。
李畋是受昭覺寺僧人所託，在延美禪師重修昭覺寺後寫的這篇《重修昭覺寺記》。
李畋在這篇文章中說的昭覺寺歷史，依據的歷史文獻，是唐朝曾拜為司空，累封楚國公，曾隨唐僖宗一起入蜀的蕭遘撰寫的《建寺碑》。
《建寺碑》一文現在已經失傳，蕭遘在《舊唐書》中有傳記。
蕭遘隨同唐僖宗入蜀前，昭覺寺剛受劍南節度使崔安潛的奏請，由建元寺更改為昭覺寺，當時昭覺寺由高僧休夢禪師領住。
唐僖宗到成都後，曾召休夢說佛法。由於休夢的辯才為唐僖宗所看重，於是對昭覺寺進行了增修。在這樣的背景下，蕭遘奉欽命撰寫了《建寺碑》。
所以，李畋在寫《重修昭覺寺記》時，《建寺碑》應該還在，李畋的說法，是可信的。
照李畋的說法，昭覺寺原名建元寺。但關於這個建元，另一種說法是，董常的故宅宅號叫建元。
建元寺始建後，在成都眾多的寺廟中還不具備顯著的社會影響，有關史籍的記載很少，幾乎為無。
此後，一個高僧和一個皇帝的到來，改變了建元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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