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我們告訴小孩子要說實話恰恰相反，我們更多時候會盡量歪曲事實真相以逃避責罰。儘管如此，在事實與謊言之間，人們通常偏愛事實。
欺騙像魔鬼一樣在腦海中閃現，為了逃避抱怨，它會以各種偽裝進入現實世界。
一個男人出外旅行提早回到了家，他發現妻子正和一個陌生的男人睡在床上。勃然大怒的他吼道：“你怎麼能和別的男人睡在一起！”他的妻子說：“什麼人？”丈夫說：“那個人。”他的妻子說：“沒有別人啊！”在他們說話的時候，那個男人慌忙穿好衣服從窗戶逃了出去。他的妻子繼續問：“你說的人在哪兒呀？”丈夫站在那裡，開始懷疑自己了。當有其他選擇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去做會直接導致自己受到譴責事情，一些人甚至會用極其可笑的方式使自己免於受到譴責。
尋找逃離抱怨的縫隙
你一定經常聽到這句話：“這該怪誰？”即使你並不是天天都聽到這句話，你也一定會看到許多否認事實和把責任推給別人的例子，或者你在自己的身上也能找到這樣的習慣。
生活中從來就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大多數人都會為此而爭辯，有時會想：“為什麼該我受責備呀？”當我們犯下錯誤，也許是因為我們的判斷失誤，是記憶出了問題，是思想不集中，或是發生了意外。我們不可能通曉一切，因此有時候我們會缺乏某方面的知識。事實上，有許多合理的失誤可以作為我們的證明、解釋、藉口。但是，人們也會故意地製造一些困境，然後用虛假的理由或者尋找某些渠道使自己從中解脫出來。
假如責備不是那麼令人痛苦，我們也許就不必去尋找辦法來解釋我們前後不一致的或者該受到責備的行為了。但是，責備會導致痛苦和懲罰。為了避免痛苦和懲罰，人們只好用各種辦法來躲避了。我們已經在第一章中看到了一些作為心理欺騙目的的逃避責備的策略，這些逃避責備的努力也包括轉移批評、推卸責任、抱怨別人、妨礙進程、使之合理化、矢口否認、找藉口、大事化小、爭辯以及歪曲事實以逃避責任。豁免理論幫助我們懂得人們經常花大氣力逃避責備的潛在原因。
該理論有以下這些假設：
我們生活在抱怨的文化裡，在這裡，過分抱怨的想法影響著我們的判斷能力。
避免或者逃避責備是一種很強烈的人類社會動機。
有兩種光線，一種很舒適，一種不舒適，絕大部分的人會選擇前者。
豁免策略為人們提供了至少暫時能夠逃避責備並保持良好印象的途徑。
讓我們來看一些豁免的策略，看看我們可以怎樣來理解它們的意思：
“這不是我的錯。”
“我並不想那麼做的。”
“沒有人告訴我不要那麼做。”
“我沒有做過。”
“要不是因為……這事就不會發生了。”
這些句子意味著什麼？
“這不是我的錯”是一種很羞澀的否認。否認是人們用來防止責備的一個很經典的方法。當這種有意識的豁免策略成為一種個人愛好時，經常會引起彼此之間的裂痕。
“我並不想那麼做的”是一種希望獲得寬容的懇求，它不帶有任何負面的企圖，只是對自己清白的一種很含糊的宣稱。
“沒有人告訴我不要那麼做”表明這個人在裝聾作啞。
“我沒有做過”是一種直接的否認。
“要不是因為……這事就不會發生了”是一種通過展示客觀責任來否認自己的責任的方法。
豁免策略會產生一些華而不實的效果。你能夠從逃避責備及其相關的事情上感受到這些回報。這樣的強化作用將使這些策略很難被改變。這些豁免努力常常是部分或者全部獲得成功，否則你就不會使用它們了。但是，多次保留顏面的努力將逐漸失去可信性。“如果我不是生長在這麼一個不健全的家庭，我就不會去搶劫銀行了。”生長在一個不健全的家庭也許是導致個人毀滅的原因之一，但是，並不是每一個來自於不健全家庭的人都會變成銀行搶劫犯，這樣的藉口並不能使他（她）逃脫責任。
儘管豁免策略有時候能夠收到一些成效，但這可能只是表面上的結果。相對於在無意中作出的欺騙，許多通情達理的人會把這種有意進行欺騙的努力看做更為嚴重的犯罪。
學會抵禦抱怨的“口是心非”策略
為了逃避責備，在抱怨文化下許多人會作出符合邏輯的決定，尤其是當他們有意地參與到一些該受到責備的活動中時。這是狡猾地逃避責備的基本原理，它顯示了抱怨的另一面。
當我們知道某些活動會受到責備時，我們給自己的理由有時與給別人的理由完全不同。桑德拉推遲做項目中她負責的那一部分工作，因為她告訴自己需要先進入情緒。但是當項目組問她拖延的理由時，她卻告訴他們自己病了。
當人們尋求逃避責備的方法時，常常通過模糊事件、省略關鍵信息或者直接撒謊等方式以逃避責備和報復。例如，並不是所有拖拉的人都會說，“我晚交這份報告的原因是我不喜歡做這種不舒服的工作，我並不關心我的拖延是否會使別人落後，那時我關心的是我的感受，所以我推遲了。”相反，他們更喜歡說“我家裡出了一些事情”或者用一些其他的虛構的理由或虛誇之辭，因為這些理由能夠博得同情。當這些事情發生後，拖延者既逃避了懲罰又獲得了一次機會。但是，由於豁免策略是不由自主的，它很難被察覺或者改變。主動努力來躲避公正的責備是一個限制其他選擇的更為微妙的方法。
一種很常見的策略是把自己的訴求上升到追求“公平”原則的高度上。根據這一策略，參與了會受到抱怨的活動中的人們會企圖訴諸“公平”來達到逃避責備的目的。由於“公平”（也就是公正、正確、無偏見和平衡）常被用來作為衡量行動準則和興趣的尺度，這樣的訴求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
這種訴諸“公平”的策略在青少年與其父母的衝突中最為典型。丹在一個聚會上喝了酒，之後他乘著酒興開車回家。他一到家，他的父母就從他的呼吸中聞到了酒精的味道，告訴他以後不準再開車。丹馬上表示這不公平並自衛地說道：“這是不公平的，我失去了開車的權利。我姐姐和我做了同樣的事但卻什麼也沒改變。”丹的策略是用訴諸公平來為自己的錯誤辯解。
欺騙能夠被感覺到嗎？孩子告訴父母當時他正在一個朋友那裡，所以不知道家裡的貓是如何跑出去的。由於窗戶是半開著的，父母也不能確定是誰的錯，錯在哪兒。如果父母把嚴厲的責罰平攤到每個人頭上，假定是孩子打開了窗戶，這個孩子可能會採取欺騙的方法來逃避懲罰。
人們為什麼欺騙，為什麼誠實，我們能夠總結出什麼嗎？沒有簡單的公式來解釋人們為什麼那麼做，但是，通常在我們理解了他們的感覺、思想和境遇之後，我們就能夠解釋他們作出的選擇。
轉移抱怨的焦點
委婉是指使用溫和的語言令我們從嚴酷的現實中解脫出來。委婉並不總是壞的，當沒有人該負責任的時候，委婉可以被用來消除抱怨。例如：許多政治上的外交辭令就很委婉，這使得一些很糟糕的情況向好的方向發展，合理地化解了責難。有一段時間，人們把住在難民營、紙板屋、樹籬下或者廢棄車內的人叫做“流浪者”。這種標籤只是昭示了人們對這部分人的忽視。“無家可歸者”沒能表達出“流浪者”的特徵。消除一個抱怨標籤在某種意義上有它的好處：“流浪者”的意思很模糊，沒能表達出他們露宿街頭的不同原因。這些人裡有些有心理上的陋習；有些人有嚴重的精神錯亂；有些人還有智障，幾乎沒有獲得工作的希望；有些人則逐漸喪失了他們獲得美好生活的雄心壯志，取而代之的是一天又一天地得過且過；還有些人因為經濟不景氣而失去工作。
失去家園可以歸結於許多彼此相關聯的原因，然而“無家可歸者”恰如其分地緩解了與“流浪者”相關聯的抱怨和侮辱的意思。
緩和的語言也能夠誤導，轉移那些應該受到抱怨的事情的焦點。把可卡因描述成一種無害的娛樂或者臨時性的愛好，這樣你就能夠臨時逃避嚴酷的現實。事實上，可卡因能夠通過影響心臟的跳動而致命。吸食可卡因的代價是高昂的。有些人在心理上的確需要這種物質，可卡因能轉換成重要的神經素，該神經素作用於大腦使人產生生活幸福快樂的幻覺。
希特勒曾經使用“最後的方案”來粉飾他的謀殺。“對付極端偏見”或者“從地球上消失”成了“謀殺”的委婉說法。在商業活動中讓董事會來做決定的“風險分擔”也是一種把責任模糊化的委婉做法。委婉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也是一種該受抱怨的行為。
抱怨也能殺人於無形
那些居於權力寶座上的人有許多辦法使自己免遭責備，那些方法就是他們的豁免策略。英國國王亨利二世說：“誰能讓我不再受這個煩人的牧師的糾纏啊？”他的4個騎士就把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托馬斯·貝克特殺了。亨利可能會辯解說他不該受到責難，因為他從來沒有直接下令讓他們處死貝克特。
另外一個亨利，也就是國王亨利八世，與理查德·裡奇合謀除掉提反對議案的改革家托馬斯·摩爾爵士，並以那個提案為由對摩爾進行審判。這樣的事件是藉助於一個看似高尚的藉口來進行謀殺活動。
目前在我們充斥著抱怨的系統—政治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中，操縱某一系統的人總能使自己免於遭受責備。豁免策略的模糊性和官僚政治的口是心非，成了很普遍的轉移責備的方法，這與傳統中人們通過隱瞞事實，不讓別人獲取信息，或是把手指向別人以逃避責備是異曲同工的。但是，在奸詐之風盛行的情況下，一些做決策的人甚至會有意識地作出導致人們面臨傷害或死亡威脅的決定，然後矢口否認該決定的有害影響。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不留痕跡的殺人伎倆。讓我們來看看這些戴著手套殺人的例子吧，是騙人的政治意識形態使決策者免於嚴重的司法指控。
戴手套殺人的運行模式是由高級官員決策，通過各級組織向下推行使人受到傷害，甚至致人死亡。政策制定者將自己置身於他們的決策所造成的影響之外。
戴著手套殺人的行為在菸草業中表現得可謂登峰造極。當菸草公司有意地賣出使大量吸食者壽命縮短的菸草產品時，這就是一個戴著手套殺人的選擇。幾十年來菸草企業一直聲稱吸食香菸只是一種個人選擇，他們對宣揚和販賣菸草製品的決定不承擔任何責任，而是這些死於與吸菸有關的疾病的人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這種把過早死亡的責任推給受害者的豁免策略，其做法存在嚴重的缺陷。然而，直到1997年，利格特集團才承認吸菸會使人上癮，還可能致癌。1999年10月，菲利普·莫里斯菸草公司也承認吸菸對健康有害，但這兩家公司仍繼續著他們製售菸草的政策。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對吸菸和疾病之間存在聯繫的研究活動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其中吸食菸草上癮的數據最為引人注目，而這一點大概在17世紀就已經為大家所熟悉。這樣的話，菸草公司把吸菸定義為純個人的選擇就顯得越發勉強了，尤其是他們還贊成大打廣告戰來引誘年輕人加入吸菸的行列。
經驗表明，人們會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對尼古丁上癮，他們成為一個共同體而存在。一些人則更容易受到與吸菸相關的疾病的困擾。在美國，每年大約有400 000人過早地死於與吸菸有關的肺氣腫、冠心病、肺癌以及其他癌症。最為可怕的是，這些與吸菸有關的疾病常常使人臥床不起、痛苦不堪、花銷高昂。但那些菸草製造公司的高級職員、主管、拿工資的工人等仍在一定程度上認為，沒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吸菸會造成傷害或上癮，他們將繼續從事戴手套殺人的勾當。
18世紀德國的物理學家和哲學家G·C·利希滕伯格曾經說過： “在我們抱怨別人以前，應該先看看他是不是不可原諒的。”
人類具有發明創造的思想，因此，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方法從自己所造成的後果中解脫出來。然而，如果我們真的清白無辜，我們一 般可以通過事實、證據和邏輯使自己合法地從受責備的境地中解脫出來。如果我們確實該受到責備，那麼我們應能接受責備，但這被證明是一種冒險的做法。如果你背叛了一個朋友對你的信任，你將面臨的是失去這份友誼。為了合理地逃避責備，我們會施放一些煙幕彈，提供一些含混的或者空洞的藉口，假裝製造一些爭論，改變主題，表述含糊其辭，重複，掩蓋或者否認明顯的事實。
豁免策略並不是暢通無阻的，但是種種嘗試所提供的信息再清楚不過了：盡力尋找方法以避免反對、罰款或者懲罰。與我們告訴小孩子要說實話恰恰相反，我們更多時候會盡量歪曲事實真相以逃避責罰。儘管如此，在事實與謊言之間，人們通常偏愛事實。
“我錯了”這句話的作用很大。大多數人都可以辨別出到底誰把事情搞糟了，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做錯事。勇敢地承認錯誤將增加個人的可信度，並且提供完善自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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