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成立到現在，中國科大少年班一直備受外界的高度關注。少年班都是天才嗎？他們年齡這麼小，能夠生活自理嗎？除了好奇外，質疑聲依然存在，少年班會不會揠苗助長。在各種聲音的包裹下，少年班學院則在努力為學生創造一個平和的環境，而這裡的學生也認為，自己並不是天才，頂多是像天才的普通人。
寧鉑（右一）和同學在下圍棋
開學時的告誡：拒絕媒體採訪
第一次見周天翼和張載熙，是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中國科大”）第一教學樓門口的馬路上。張載熙穿著一件藍色的運動短袖，揹著一個灰綠色的書包，鼻子上搭著一副闆闆正正的黑框眼鏡，反而凸顯了他的稚氣。他的旁邊站著周天翼，比張載熙矮一些瘦一些，眼睛細長明亮，看得出來是個有靈氣的小夥子。他有些瘦，灰色的上衣在他身上晃晃蕩蕩的。兩人都是中國科大少年班學院大三的學生，今年都是20歲。
見他倆前，我在反覆思考一個問題，少年班的學生到底有哪些特質，是外界說的全部是天才嗎？我覺得說服不了自己。作為一個跟他們就讀於同樣一所大學的畢業生，我跟少年班的孩子也有過許多交集，一起踢過球、做過暑期實踐，除了覺得他們聰明和有韌勁外，我沒覺得他們長了三頭六臂啊！但我也會想，會不會因為我在學校的環境下待了太久，所以很多東西都理所當然了呢。我的觀察就從周天翼和張載熙開始了。
那天剛剛下過雨，地面上有些潮溼，空氣裡也瀰漫著淡淡的水汽。兩旁高高的法國梧桐樹舒展著長長的枝幹，將整條道路包裹起來，光線從縫隙中一打一打地衝出來，可以看到它們柔和的稜角。正是上課的時間，路上幾乎沒有什麼行人，周天翼和張載熙安靜地站在一棵樹下，像是環境裡天成的一部分，說話都是慢條斯理、聲音小小的。第一眼看下來，他們和我認識的學校其他學生，並無兩樣。
中國科大少年班學院學生周天翼
張載熙（右一）和同學在寢室娛樂，他很喜歡彈吉他
面對我這個陌生人，兩人有些拘謹靦腆，但很坦誠。我問他們：“你們覺得少年班的學生跟學校學生有什麼不同嗎？”周天翼撓了下頭，只想到了一點，“可能（學校給的）資源更好一些，你看新寢室建好後，我們少年班學院2015級就搬了進來，但其他院系只有一年級搬到新校區。我們少年班的樓有基金會捐贈。”
這點是比較明顯的。在學校，少年班學生基礎好，學校為了滿足這些精英學生的學習需求，為他們提供了更優越的教育資源。比如，全國教學名師向守平幾十年來一直承擔少年班大一基礎物理教學。向守平的理論是，不能只給孩子傳授知識，要幫學生仔細梳理科學體系的源流。一定要他們知道科學的源頭在哪裡，真正的創新一定是在科學的源頭上。此外，中國科大的傳統是，大一一整年，學校全部要進行通識教育，所有學生都要學習物理、數學，如果是非物理、數學專業的學生，在教材難度上一般會低於物理、數學專業的難度，但少年班學生要與這兩個專業學生保持同樣的學習難度。
對於二人來說，這是班主任交代下來的任務，所以要儘量配合我們。這是他們第一次與媒體打交道，入學的時候，從少年班學院院長到班主任都告訴他們，在大四之前不要接受媒體的採訪。他們都聽了進去。剛入學做開學教育時，院裡既給他們介紹了張亞勤、莊小威、郭元林等一些在科學界、企業界耳熟能詳的校友，也向他們講述了極少數人被媒體“捧殺”的故事，希望他們能夠引以為戒。
不準私自接受採訪的規定是中國科大少年班學院院長陳暘確立的，就連院樓的門衛保安都知道這個事情。每次，當有陌生的面孔試圖穿過大門進入少年班學院，都會被他們截住詳細詢問。所以，每次走進少年班學院的大樓，我都會老老實實跑到門衛那去登記。陳暘告訴我：“少年班的學生都是孩子，承受不起這種吹捧，這個年齡的小孩，一旦抬起來，他們會真的覺得自己是個‘人物’，很難沉得下去，所謂的‘捧殺’就是這個意思。”
一直以來，寧鉑被外界視作“捧殺”的典型。中國科大少年班成立於1978年，它的背後是整個國家被壓抑十幾年的科學熱忱。當時，教育領域成為重災區，人才奇缺。各部門、各系統都需要大量的符合要求、有覺悟、有能力的專門人才。1974年，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在被國家主席毛澤東接見的時候，當面建議毛澤東參考中國體育對運動員從小培養的模式成立大學少年班，對中國的少年天才進行科學培養。此時，國際上也早有對智力超常少年培養的先例。蘇聯從20世紀60年代起就專門設立了“特科學校”，對天賦異秉的青少年施以特殊訓練；美國1973年通過的《天才教育法》，目的也正是為天才教育提供物力、人力和法律保障。
1977年，鄧小平發表關於《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講話，號召要“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最終促使了這項實踐。寧鉑的一個長輩、江西冶金學院教師倪霖從廣播中完整地收聽了鄧小平講話，他心想，“寧鉑不就是國家要找的人嘛？”在他的眼中，寧鉑就是“天才”二字的具體呈現：2歲就能背誦30首現代詩詞，4歲識別400個漢字，5歲讀小學，8歲已經會開中藥藥方，不到13歲就通過了1977年的高考。
倪霖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寫了一封信，推薦了寧鉑。方毅將此信轉給中科院的下屬單位中國科大，上有批示：“如屬實，應破格收入大學學習。”信才寄出去10天，中國科技大學的兩位老師就抵達江西，到寧鉑就讀的學校面試。通過對寧鉑的文學、數學、中醫甚至圍棋等方面的全面考查，他們得出結論，“寧鉑的確很優秀”。隨後，寧鉑被中科大破格錄取。寧鉑被錄取後，開始有人不斷地效仿倪霖給中科院和中國科技大學寫信，向他們推薦更多早慧的兒童。中國科大少年班由此成立。
張亞勤母親的話在寧鉑身上應驗了。寧鉑開始變得自大。一名當初教過寧鉑的老師向我回憶了一件往事。當時，數學大師張廣厚到學校來做報告，跟少年班的孩子見面，“其他的小孩都跑去找張廣厚簽名，只有寧鉑沒去。他對張廣厚不認識他很氣憤，我說了一句‘寧鉑別這樣’，但他根本聽不下去”。
“當時外界也都認為我是個很了不起的人，沒有人說你其實是個很普通的孩子，你應該做個正常的人。”2016年，我曾在杭州見到寧鉑，他自學了心理學，還考了國家心理諮詢師。他對自己進行了剖析，他說很長一段時間，社會對他的要求是“七步成詩”。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也覺得自己是“不同於常人的”。他甚至開始剋制自己的想法去迎合“神童”的定位。有不少媒體在採訪的時候，說個病症，要求寧鉑開個中藥方子，他也照做了。
這一切，最終使寧鉑覺得痛苦，後來，為了繼續證明自己是個聰明人，在選專業的時候，他放棄了感興趣的天文學，選了被認為智商高的人才能學習的物理專業。他寫信告訴父母自己的糾結，回信卻讓他萬分失望。父母並告訴他“不要隨便猜疑他人”“不要感情用事”“國家和學校對你都是負責任的”。“他們也更願意接受媒體所塑造的那個寧鉑，不接受也不允許我身上出現什麼與那個榜樣看起來不相同的地方。”
寧鉑的同學也慢慢發現，他的脾氣開始變得很怪。比如，他把自己理成了光頭，拍合影的時候總是最後一個出現，喜歡站在最角落裡，腦袋還要躲在別人的後面。他也不喜歡打橋牌了。曾有同學問他原因，他的解釋是：“這樣我就不用被送到北京去陪人打橋牌了。”寧鉑還曾經對一個愛好圍棋的同學評論過與其下棋的人：“那些棋技並不高超的人要求和我下，他們不在乎我的技術，只在乎我的名聲。”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被壓抑許久的寧鉑開始公開批評中國的“神童”教育。他不斷地向媒體和世人反覆強調：“我不是什麼‘神童’，媒體上關於我的說法都是胡編出來的。”在一期廣為流傳的《評說神童》的電視對話欄目裡，身著藍色上衣的寧鉑坐在嘉賓席的最右邊，情緒激動，不時打斷主持人和其他嘉賓的講話，插入自己的觀點：“那會害死人的！”“這不是做生意！”“不能拿他們做實驗！”……不過，嘉賓和觀眾並不在意寧鉑說了什麼，他們眼神裡對這個“傷仲永”般的人物充滿了同情和戲謔。
2002年，寧鉑出家，這次，少年班集聚的鏡頭並不比高峰時少，媒體們更加確定了“寧鉑是‘神童教育’失敗的典型”“落魄到要出家”，而少年班更是“神童集中營”。40年內，討論一波波地襲來，且似乎沒有終止的苗頭。到現在，還有人將少年班的教育稱之為“拔苗計劃”。
多年後，學校裡的一些教師也在反思整件事情。“那時不停地有媒體找來，孩子們根本就沒有辦法念書。那時的精神就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你不可能對抗中央的精神吧。”一名退休的負責教學任務的教師告訴我，“對少年班的宣傳已經變成了一股潮流，潮流來了，擋也擋不住。”
後來，他們想了很多方法拒絕媒體，但總是有人能想方設法找到少年班的學生，尋找一些“穿毛衣弄錯了前後”“回答不上同學的問題哭上半天”的談資，發在報紙或者雜誌上。“每個時代都有偶像和榜樣。以前有人質疑少年班的價值，我覺得至少有一點是不能否定的，就是我們鼓舞了一代人，成為‘樹雄心立壯志，勇攀科學技術高峰’的典型。”中國科大生命學院教授周逸峰在回憶時如此表示。
中國科大少年班學院院長陳暘
認可努力，不誇聰明
“你是不是那個中國少年科技大學的？”2009年，陳暘出任少年班學院院長，任職近10年，每當他介紹自己身份時，都會被問上這麼一句。“對，我就是那個少年科技大學的。”對於已經存在了40年的少年班，人們依然是試圖將她和神秘結合起來。
截止到2016年，中國科大少年班一共培養了3167人，18%～20%左右在留在學術界，其中包括兩位美國科學院院士，一位中國科學院院士。據不完全統計，他們中，在國內外做教授的超過250人，哈佛就有5人，清華有6人；6位少年班校友獲得麥克阿瑟天才獎（被視為美國跨領域最高獎項之一），此外，還有商業金融領域的張亞勤、郭去疾……這些數據，都印在陳暘的腦子裡，無需準備即可脫口而出。“用事實說話，可能會更簡單直接地讓大家瞭解少年班。”
事實上，少年班的孩子已經不是最初創辦時那麼低齡。少年班學院黨總支副書記蘭榮告訴我，少年班的年齡普遍在14歲或者15歲左右。“一方面，我們也覺得孩子年齡太小的話，可能不太容易適應系統的教育。另一方面，整個義務教育的改革，比如說跳級越來越難，孩子的年齡也就相對不會太低，只是比同齡人小一兩歲。”
沒任院長前，對於這些孩子，陳暘就不陌生。2003年的時候，他曾出任少年班學導，為學生選專業提供輔導。那時，他就發現，少年班的孩子特別聰明。他還記得，當時，有一個學生在讀一本關於條形碼的書，看完後，學生過來找他，問能不能將條形碼做成立體的。那時，二維碼還是很遙遠的事情。“我有一點很佩服少年班的孩子，就是他們遇到新鮮事物，總是能很快抓住事物的核心，洞察和學習能力很強。”蘭榮告訴我。
這樣聰明的孩子，少年班並不少見。朱源曾在少年班擔任了20年的班主任。他還記得有名叫尹希的學生，出生於1983年，13歲考入少年班，31歲成為哈佛大學最年輕的正教授。一個學生要想到少年班就讀，必須在高二通過高考，然後才能進入少年班組織的複試。朱源說，當時尹希在北京八中就讀，高考只考了570多分，並沒有達到中科大少年班的錄取線。當時，北京八中的校長給朱源打了個電話，“尹希是北京八中超常教育班創立十幾年來，我見到的最聰明的學生，你們能否給他一個進入複試的機會？”
朱源有些猶豫，但還是將這個情況報告給了校領導，最終決定讓尹希參加複試。少年班複試時，會請中國科大有經驗的教授來講一堂數學課、一堂物理課，講課的內容會是學生沒有學過的。講完課後，教授會當場出題讓學生做。“這是少年班篩選學生的重要步驟，高考成績是可以靠刷題訓練出來的，現學現考更能考察一個學生的理解和學習能力。”朱源當時在考場負責監考。數學考試的時間為120分鐘，剛過了45分鐘，尹希就過來交卷了。朱源告訴他“不能交卷，要回去檢查一下”，但尹希說已經檢查過了。後來，考卷改出來，尹希是全場的最高分。“我們並不是揠苗助長，你說苗出來了，不能一直放著不管吧，總得找塊兒地給它種下去吧。”陳暘告訴我。
在少年班，不管是朱源還是陳暘，沒有人當著少年班學生的面誇過他們聰明。“我們覺得一個人聰明與否，是父母給的，沒有什麼值得誇獎的，但我們會認可他們努力和奮鬥的過程。而且，能考進科大的孩子，沒有一個是笨的，這是共性，沒啥好誇的。”
蘭榮已經在少年班工作了9年，帶過兩屆少年班。她的謹慎更多的是源於對外界的擔心。即使是她身邊相熟的朋友也會過來跟她說：“你當那群聰明孩子的頭，你帶得下來嗎？”“外界對少年班總是有各種的想象，他們這種聯想多是來自一些負面的報道，我們也怕孩子被誇讚多了驕傲。”蘭榮曾經帶過一個孩子，喜歡數學，但數學有很多分支，這個學生就很猶疑，不知道該選哪一個方向，最終他找了一個辦法，就是把數學系所有的課程都修了一遍，最終確定了一個方向。“對於數學專業的學生來說，學一個方向都很吃力，他全部學完了，但我也沒說你怎麼那麼聰明，只是肯定他的努力。”在與我的交談中，蘭榮避諱提任何與聰慧相關的字眼，“你看有些孩子，雖然沒有花費很多的時間在學習上，但他們效率是很高的。”
儘管如此，作為少年班的學生，剛一開始，還是很容易被光環籠罩。徐平平記得，當她複試從少年班學院出來時，有很多媒體守在學院外的臺階上，追著問他們的年齡、以前獲獎的經歷。軍訓時，少年班自成一個方陣，儘管學校設置了門禁查崗，但仍有不少媒體潛入進來，圍著少年班各種拍照。徐平平說，他們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你們今年多大啊？”“你們班最小的是誰呀？”“你這麼小，會洗衣服嗎？”徐平平班級最小的同學只有13歲，被媒體圍追堵截了好幾天。“當時覺得被關注挺開心，現在覺得他好可憐。他還是很獨立的，什麼事情都自己做，我們大家都叫他小弟弟。”
徐平平來自吉林，今年上大二，還不到18歲。她長得清清秀秀，講起話來有條有理，邏輯很是清晰。她從小就是被人仰望的孩子，學習成績好，初中的時還跳了級。2016年，她考了666分，超過科大在吉林省的錄取線30多分。考上少年班後，一個很久沒有聯繫的同學還專門聯繫她，驚呼道“原來我身邊一直有個天才”。徐平平所在的班級總共有40多個同學，幾乎每個孩子都有類似的經歷。剛開始，班裡同學誰也不服氣誰。第一天軍訓，徐平平和同學就互相熟悉了彼此的底細，基本都是名校過來，高中排名名列前茅，高考成績均超錄取線幾十分，“最牛的是那個小弟弟，考了699分”。“那時，你會覺得待在少年班，自己也是天才。”徐平平說，她體育課去練瑜伽，當同學知道她是少年班的學生時，都會很崇拜地看著她，自己練習也忍不住更加有模有樣起來。
不過，這樣的自信或者光環很快在一個月後的數學分析考試後瞬間被抹去。徐平平只考了60多分。她覺得很難相信，“怎麼會這樣呢？我覺得自己都學會了啊！”徐平平回憶了自己學習的過程，老師講的都聽懂了，自己複習時也背了很多概念，課後練習題也看了。她很崩潰，給父母打了電話。父母安慰她不要著急，多找師兄師姐請教經驗，多做練習題。“後來，我想了下，我覺得自己學懂了，但只是懂了那個含義，但並不會利用這個知識點去發散，並運用在習題中。”整個大一上學期，她都覺得自己生活在黑暗中，就連上體育課，頭腦裡想的也是“題目不會做”。“我當時最怕聽見的就是數分又要月考了，因為覺得自己沒有希望；早上連5分鐘都不敢多睡，覺得必須要起床去做題。”
張載熙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他的數分月考成績是不及格。班主任老師找他談話，第一句問的就是：“你以後是打算工作，還是繼續深造呢？”他一下懵了，小聲地回答說：“深造。”“他那段時間很迷茫，不知道成績怎麼下來的，總是給我打電話，但整個人比較消沉。”張載熙的父親告訴我。張載熙事後想了想，他覺得儘管自己也按時完成老師作業，但除此之外，他多數的時間都用在看小說了，並沒有好好地去預習和主動學習。周天翼還記得張載熙當時抱著一本《紅樓夢》，在寢室裡一坐就是好久。
對於這樣的情況，蘭榮已經能夠應對自如。這其實很容易理解：第一，學生從高中過渡到大學，脫離了高中老師和家長的監督，學習方面會放鬆；第二，高中是老師帶著學習，一遍遍重複講解，而大學則是不斷地學習新知識的過程，學生一時會有些不適應。“所以進入少年班後，學生都會有一個重建自信的過程。比如說，你在高中是尖子，但在少年班所有的尖子生都聚到一起了，在這個平臺上，你必須要用平常心來對待，將過去清零，重建自我自信，這需要付出足夠的努力。”
不過，也有學生表現出更多的不適應。比如說有的孩子玩遊戲，不去上課，成績很快降了下來。蘭榮和其他班主任就會和學生協商共同制定一份時間規劃，什麼時間做什麼事、出現在哪裡，都會清清楚楚地寫在規劃上，班主任會隨時去抽查。“有時候你去了會發現他們不在，他也會找理由搪塞你，但一般都能夠完成70%～80%。”蘭榮說，“少年班的孩子真誠而單純，一般答應的事都會做到。他們會跟班主任老師很親密，會找你講最近的學習情況，跟同學的矛盾、家長的摩擦等，他們有什麼事都會選擇直接的表達方式。你跟他交談，會覺得很舒服。”
中國科大生命科學學院執行院長薛天
教學改革試驗田
中國科大生命科學學院執行院長薛天入學的時候跟張載熙是同樣的年齡。薛天1995年入讀少年班教學改革試點班（以下簡稱“教改班”）就讀，他們同少年班一樣，在入學兩年後可以在校內自由選擇專業。這是中國科大自1985年的一次嘗試。他們試圖做一次對照研究，看這批學生是否能適應少年班的節奏，結果很不錯，這種班級模式一直得以保留到現在，併成為少年班學院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今少年班已經演變成由三類班級構成的少年班學院：成立於1978年最早針對早慧兒童設立的少年班；1985年針對高考成績優異的學生、仿照少年班模式開辦的“教學改革試點班”；以及成立於2010年，通過先面試後高考錄取的創新試點班。“我們不提倡學生年紀越小越好，現在的少年班學院，絕大多數是16到18歲的學生。”陳暘說。為學院起名字時，陳暘等人想了很多名字，最終還是決定叫“少年班學院”，“少年班”三個字保留了原來的草書，學院則是“正楷體”，“少年班是我們這麼多年精心打造的招牌，要好好珍惜和保留”。
薛天講話很快，別人說一分鐘的話，他10秒鐘就能講完。他選擇教改班的原因很簡單。他覺得那裡一方面會學很難的教材，另一方面兩年後可以在學校自由選擇專業，“那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薛天還記得當時他們線性代數課本“超級厚”，跟數學系使用一樣的課本，被稱為全亞洲最難的教材。“這個很大程度上培養了我邏輯思維的能力。”即使當年的教改班不像現在自成班級，是跟少年班混成兩個班級，一半少年班的學生，一半教改班學生，薛天從來不承認自己來自少年班。“只要一提少年班，就覺得別人會戴著有色眼鏡看你，就覺得你是天才。”張亞勤也表達過類似的疑惑，“大家一提少年班就認為我們是天才，感覺被否定了所有的努力”。
少年班自由選專業的舉動2002年在全校推廣開來——學校允許學生100％自主選擇專業，這在所有高校中是首創。本科生在校期間擁有三次自主選專業的機會：入學一年後，根據自己的興趣在全校範圍內選擇學院或學科類；大二結束後可在學院或學科內選擇專業；三年級後還可以進行專業調整或按個性化修課計劃學習。“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很重要的是呵護、引導、提升學生的興趣愛好、好奇心和求知慾，自主選擇專業也是國際一流名校的通行做法。”中國科大副校長陳初升告訴我，很多學生由於高考填報志願時對學校、專業不太瞭解，或受家長、社會的影響，不能恰當地填報專業，所以很有必要在大學期間幫助他們逐步發現自己的興趣和潛能，並給他們重新選擇的機會。
周天翼和張載熙都是選的生物力學專業。兩個人自小對航空航天和機械加工感興趣。後來，他們發現，力學不僅可以運用在火箭發射這樣的大器件上，還可以用在細胞這樣小的存在上。“通過調整力學信號去調控細胞的生長變化，你會發現這是一件非常奇妙和有意思的事情。”寢室的另外一位同學則是數學統計方向，會做一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的研究，沒事的時候，幾個人就會在寢室互相討論彼此的方向，寢室瞬間就變成了一個小課堂。周天翼說，這在他跟導師溝通保研的時候起了很大的作用，導師希望將人工智能模型應用到生物力學中來，兩人一拍即合。張載熙則打算出國，兩個人都有很明確的志向，也比同齡的孩子思考得更多。
“學校給少年班的定位是整個中國科大教學改革的試驗田。少年班其實相當於一個校中校，各種專業的學生編在一起，很容易發現教學管理和科學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然後尋找解決方式，先在少年班小範圍內嘗試，試後覺得挺好，就推廣。”蘭榮舉了一個例子，比如說中國科大實行的彈性學制，也是從少年班開始的。蘭榮說，有的孩子三年就能學完160個學分，且論文做完了，那麼就可以申請畢業，也可以去選修研究生的課程；但有的孩子可能比較慢，要學個五六年，那樣也可以。“學校給學生的寬容度還是很高的。我們不對學生規定統一的知識結構和學業課程要求，而是針對每個學生的不同特點和需求，設計個性化培養方案。”陳暘說，“少年班學院的學生，畢業時，100個人應有100份不同的成績單。”
除了要應對學生的不適應，陳暘和少年班學院的學生管理隊伍還需要與對孩子期待過高、不理性的家長進行溝通。經常有人來找少年班的老師，說自己沒有機會讀博士，希望孩子將來讀個博士。“我覺得這種說法沒有道理，孩子是孩子，家長是家長，你自己當年都沒能力讀，你憑什麼要你兒子來完成你的理想？”陳暘勸誡家長，要給孩子自由的空間，但並不總能奏效。
蘭榮曾經遇到過一個孩子，數學成績很差，入校以來《數學分析》這門課就沒有及格過一次。但是在選擇專業的時候，他卻選了數學，理由是“父母認為數學就業前景好”。蘭榮覺得不妥當，就和孩子的父母溝通。談了幾個回合，也沒有能說服家長，最後只得退一步說，“下個學期做個嘗試看吧”。結果第二學期，孩子的數學全掛科，只好改學化學，多耽擱了一年才畢業，但最終也拿到美國一所學校的全額獎學金。“很多家長的思維是固化的，他們不知道孩子是在發展變化的。所以一旦孩子成績下降，就會過來說：‘為什麼我的孩子高中那麼優秀。到了大學就不行了？’他們其實是拿高中的尺子在量大學的孩子。他們沒想過，在初高中階段，家長代勞了學生很多事情，所以很多孩子的習慣並沒有養成。所以，你會看到孩子很快適應了，但外圍的家長依然在焦慮。”
相比於張載熙的名列前茅，周天翼的成績在班裡處於中等位置，但他並不覺得過於焦慮。“我性格好啊，願意幫助同學啊，這是我的長處呀。”周天翼的優點顯然不止這些。這兩天，我發現，他很善於觀察，也有很好的感知力，他喜歡一款叫刺客信條的遊戲，“這裡面對秩序自由的思考，以及中世紀歐洲中東人文的描述，都是電影或者書本很難直觀沉浸地展現給你的”。但他很佩服另外一個學數學的同學，會將各種計算用到遊戲中去，“一般我們覺得要輸了就洩氣了，但他會利用手中的裝備算獲各種隨即組合的成功率。”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對我說，“其實我打遊戲很挑的，做得差的、劇情不好的、操作反人類的，我都不玩的。外人可能覺得我們是天才，但我覺得大家是像天才的普通人。”
這也是陳暘一直追求的。“我們要把孩子的長處告訴他們，鼓勵他們。個人的成長是全方位的，他比你長得高，那你比他壯也是優勢啊。學校給學生的寬容度還是很高的。我們不對學生規定統一的知識結構和學業課程要求，而是針對每個學生的不同特點和需求，設計個性化培養方案。”陳暘說，“少年班學院的學生，畢業時，100個人應有100份不同的成績單。”（本文徐平平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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