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國明在手機上看到自己名字時，很氣憤，也很不屑。
媒體的報道中，他的頭銜是“龍港丐幫幫主”。任國明否認自己是幫主，他對重案組37號探員說，“我跟這些人關係都不好，他們誰聽我的?都是因為利益才在一起。”
任國明目前處於監視居住階段。2016年2月27日，任國明、陳宇輝、楊紀蘭、張曉翠、王清濱等人，在浙江溫州蒼南縣龍港鎮泰安大酒店前，使用“拉紅線”的方式，向辦喜事的蔡金樹討要人民幣150元，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
2018年4月18日，蒼南縣人民法院審理“龍港丐幫”乞討團伙以強行乞討方式尋釁滋事案，該組織的3名成員楊紀蘭、張曉翠、王清濱因尋釁滋事罪分別被判有期徒刑7個月、 有期徒刑7個月緩刑1年、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1年。任國明另案處理。
隨著任國明被抓，這個在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龍港鎮紅白喜事上乞討多年的“龍港丐幫”徹底覆滅。重案組37號從蒼南縣人民檢察院獲悉，除上述3名已判決成員外，“龍港丐幫”剩餘的8名骨幹成員，1人死亡，2人取保候審，2人監視居住，另有3人在逃。
▲蒼南警方打擊“龍港丐幫”現場。 蒼南縣公安局供圖
“都是因為利益才在一起”
2018年5月，任國明在手機上看到當地媒體對“龍港丐幫”的報道，早已放棄乞討職業的他意識到自己“成名”了。他對媒體報道中稱其為“幫主”，以及幫規等內容，任國明表示不屑，“我跟這些人關係都不好，他們誰聽我的?都是因為利益才在一起。”
2016年2月27日，任國明、陳宇輝等人，在浙江溫州蒼南縣龍港鎮泰安大酒店前乞討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警方出現時，任國明並沒有逃跑，“進進出出好幾趟了。”任國明說，根據其以往經驗，他判斷關幾天就會出來，但這次他沒有算準。當天被抓獲的“龍港丐幫”，均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隨著任國明落網，“龍港丐幫”覆滅的消息被當地媒體報道，幫主“任我行”浮出水面。蒼南縣法院告訴重案組37號，“龍港丐幫”成立於2011年前後，以任國明為首，有固定成員11人。一審法官許明舉透露，“龍港丐幫”成員分為職業乞討和兼職乞討，這些成員中，有的年齡偏大、缺乏職業技能或身有疾病、殘疾，這類成員往往會成為職業乞討人員。而組織中亦不乏年輕人，如楊紀蘭年僅35歲，其丈夫開小巴車，她負責售票，在閒暇時會參與乞討。
“龍港丐幫”成立前，乞討人員成群結隊在紅白喜事上出沒，但相互間並沒有默契，頗有“大幫哄”的意味。在任國明記憶中，如果遇到婚禮場面大，一場婚事來討紅包的最多能達上百人，每人討要金額一般在8毛至1塊錢。
任國明及另一組織成員陳宇輝證實，在龍港丐幫形成前期，以“前幫主”李方辰為代表的本地派擁有絕對“權威”，其“手下人多、名氣旺、熟悉風俗”。任國明回憶，在前期的乞討活動中，他多跟隨本地幫學習討要手法。
任國明、陳宇輝等人均為外地人員，在“龍港丐幫”形成過程中，龍港丐幫中外地派與本地派的融合經歷了長達數年的過程。陳宇輝回憶，當時本地派多集中於蒼南縣龍港鎮南部活動，而外地派在初期的活動範圍較為分散，並無固定地盤，按其說法，有些“打游擊”的意味。
“起初，本地派幾乎處於壟斷地位，同一場婚事，外地人員討要的金額往往為10塊、8塊，或者乾脆要不到，而本地人員早已經形成了討要的固定方式及220元的討要金額。”任國明稱，在初期跟隨本地人學習乞討時，多次遭到本地人員的辱罵、甚至毆打，為此其一度偏好單獨去討要。
但土客之爭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出現調整。任國明，在警方大規模打擊之後，組織內部人員流動很大，常會出現成員病逝、被抓、轉行、回鄉等狀況，“這時候土客的觀念就沒那麼重了。”
陳宇輝說，前幫主李方辰眼部、腿部皆有殘疾，病逝後，本地派與外地派一定程度上實現合流，形成今天的“龍港丐幫”，任國明順理成章成為“幫主”。蒼南法院介紹，任國明成為“幫主”後擁有諸多“權力”。如有新人要加入丐幫，需要任國明的同意;討要的香菸，必須全部給任國明;討要紅包的數額，由任國明定，所有成員不可擅自更改。
雖然任國明對以上說法一一否認，但陳宇輝及楊國強則證實，任國明在後期作為組織領導的說法毫無疑問，但並不擁有絕對權威。“有的人聽他的，有的人也不理他。”
▲“龍港丐幫”劃地盤所用的紅紙，一般在婚禮前一天貼至受害者家門上。 蒼南縣公安局供圖
“丐幫駕到”
本地幫和外地幫沒有融合之前，由於討要紅包“過火”，龍港丐幫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機。任國明說，當時乞討人員派系林立，相互之間沒有默契，常會出現一場婚事“走馬燈”式輪番上陣，討要金額也有漫天要價的情況，連他都覺得要得太“過火”。
據都市快報報道，2012年5月2日，龍港一位市民在婚禮上先後遭遇6撥“丐幫”成員乞討後，憤而報警。此後，多位受害人將遭遇發佈到微博上，引起大量受害人共鳴。時任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作出批示，要求公安和當地政府對這一惡意乞討行為堅決打擊，還百姓以安寧。
本地幫和外地幫融合，乞討方式也統一起來。辦案民警透露，龍港丐幫組織化以後，雖然當地仍存其他乞討團體，但都較為零散，無法與“龍港丐幫”相提並論。
2016年1月21日，蒼南本地人楊益光在距龍港鎮6公里的家中掛起氣球、貼上喜字，準備迎接次日兒子的婚事。中午時分，一張10釐米見方的紅紙，貼在了楊立榮家一樓的門框上。
這張紅紙用印刷體的黑字寫著“丐幫駕到”，黑字下面附有手機號碼。隨紅紙而來的，便是任國明。一審判決書顯示，“龍港丐幫”成員任國明在蒼南縣宜山鎮環城南路，向楊立榮強行討要人民幣102元。楊益光回憶，任國明徑直走到他家一樓的樓梯口，“我要是不攔著，他直接就上樓了。”
在“早生貴子、百年好合”的吉祥話中，楊益光立即明白對方的來意。楊立榮妻子說給10元，任國明不肯，開口要220元。幾番還價，雙方說定價格在102元。
楊益光至今不肯承認自己遭遇“強行討要”。數月後，民警上門調查時，楊益光認為此事根本不值一提，在蒼南本地習俗裡，紅白喜事中有乞丐前來討要紅包是常事，主家如不給，則會被視為有失體面。楊益光的妻子還和民警開玩笑“政府是不是想拿這個事搞些名氣”。
但直接開價的方式還是讓楊益光感到不適，對方貌似客氣的話語中甚至透著神氣，“他說這張紅紙就像‘聖旨’，只要他貼了，別人看到就不會再要紅包。”
果然，在當天下午及次日白天，又陸續有兩撥人登門，以同樣方式討要紅包。楊益光拿出此前貼在門上的紅紙，兩撥人立即離開。辦案民警說，紅紙起到“立威”的作用，相當於行規：我要過了別人不可以再要，實際上是立山頭、劃地盤。任國明解釋，後續再來的成員也並非空手而歸，他們的紅包費由貼紅紙的成員分贓，無需主人再支付。任國明稱，貼紅紙為組織成員內部商定的“幫規”，可以降低過度討要導致的風險。
一審判決書稱，在向楊益光討要成功後，任國明將所得紅包分給包括被告人楊紀蘭、張曉翠、王清濱等人組成的“龍港丐幫”成員。分贓為每完成一起分一起，由參與乞討的成員平均分配。辦案民警稱，除紅包費平均分配外，組織頭目對香菸分配享有特權，普通成員只能分錢，香菸則由任國明支配。其中，名貴香菸會賣掉賺錢，差一些的香菸則留下自用。
楊益光不知道，其認為“不值一提”的討要行為只是法院認定的“龍港丐幫”犯罪事實的冰山一角。一審判決書顯示，從2016年1月21日至3月12日，不到兩月時間，僅楊紀蘭、張曉翠、王清濱3名成員參與的強行討要案件就達11起，涉案金額1620元。蒼南縣公安局辦理此案的民警表示，他們調查的僅僅是2016年的部分案件，2016年以前的案件調查十分困難。
幫主“任我行”
任國明想徹底跟乞討行業的人劃清界限。從看守所出來，他把所有“龍港丐幫”成員的電話號碼刪了。
監視居住階段，任國明仍住在龍港——一頂200多塊錢買來的帆布棚子裡。年逾6旬的任國明牙齒幾乎全部脫落，雙手不知因何疾病一直腫脹、顫抖，嘴角在說話時會流下口水，需要用手不停擦拭。放棄乞討後，他做過很多職業，收廢品、抬重物、在白事裡做護工，甚至還撈過屍體。“乞討不會再幹了。我現在吃我自己的飯，掙的錢是乾淨的。”
“街坊都跟我說，你這下可厲害了，都上了新聞了。”任國明討厭“丐幫”這個稱呼，“丐幫這個名稱很難聽。在人們眼裡，乞丐就是討飯的，一來討飯別人都厭惡，都要走。”
有安徽蒙城老鄉勸任國明早日轉型。在任國明眼中，這些老鄉在龍港做生意都混得不錯，他很羨慕。任國明出來後，一位蒙城老鄉送他一輛二手三輪車，方便收廢品。最近幾周，廢品生意不太順利，一天只能掙十幾二十塊。遇上下雨天，任國明只能在棚子裡看電視。旁邊水果店老闆送了任國明一臺21寸液晶電視，任國明說，他最愛看抗戰劇。
蒼南縣法院提供的資料顯示，任國明今年57歲，安徽蒙城人，江湖人稱“任我行”。因其在龍港已超過二十年時間，在丐幫界有一定影響，被一致推選為“幫主”。
任國明說，1998年，他花5塊錢扒火車來到杭州。此前，他在北京、上海、寧波等地流浪多年，後因尋找同鄉來到龍港。由於雙手一直顫抖無力，除年輕時在安徽宿州短暫做過礦工，此後便再也無法乾重活，只能以流浪乞討為生。
來到龍港之後的任國明 成為當地乞討大軍中的普通一員。任國明稱，至龍港初期，他曾在龍港供電所打過零工，因不能幹重活，靠看守雜物掙一些零錢，但微薄的收入“連吃飯都困難”。當時，龍港婚禮上要紅包的習俗已存在，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學著本地乞丐前去乞討，逐漸成為“龍港丐幫”的一員。
“龍港丐幫”行為損害公序良俗
民警透露，“龍港丐幫”具體的發展脈絡已很難考證，根據警方掌握的情況，丐幫成員一開始發現婚禮討紅包有利可圖，然後把老鄉帶進來，團隊內部多為以老帶新，延續下來。“在團隊發展上，可能並沒有主觀意識去推動組織的發展壯大，只是人多了好要，他們就多吸收一些人，如果人太多阻礙了分贓，就會控制人數。”
蒼南法院提供的材料顯示，“龍港丐幫”每逢吉日，各成員在蒼南縣龍港鎮等地尋找辦紅白喜事的家庭，分組進行乞討，並規定不管紅白喜事，紅包一律開口要220元加兩包中華香菸。如果不聽安排，甚至可能遭到開除。每天所得紅包會平均分配給成員。
遇到好日子，任國明會提前打電話通知其他成員，他們會在龍港街頭逛，看到誰家門口掛氣球，即可判斷有婚事。或者在花店蹲守，看結婚用的氣球送到哪裡，確定好地點後，提前一天上門討紅包。此外，撿廢品的人和三輪車伕也會提供線索，如果提供的主家線索沒有被乞討過，就可以領取10元獎金。
張曉翠向警方供述，此前丐幫都是一群人去一個地點，效率低，被抓的風險也大，後來經過討論決定分組討要後，效率大大提高，被抓的也很少。
除分組乞討，丐幫在討要手法與討要金額上也有講究。辦案民警稱，“龍港丐幫”成員經常會在一起討論出動日期及如何討要紅包更容易，220元的紅包金額是丐幫經過長期總結得出的安全數值，既降低風險，又保留還價空間。任國明表示，在前期“大幫哄”階段，曾有一場婚事累計討要500多元的情況，激怒事主。
一審判決書稱，討要紅包的方式為攔婚車、糾纏被害人、口頭威脅。對此，任國明、陳宇輝一致稱，丐幫討要紅包從不採取強制手段。任國明說，“我多年來要紅包從來未曾強迫別人，別人給我就拿著，不給我就走。”
雖然任國明一口否認，但陳宇輝曾親眼見過任國明用拉紅線的方式阻攔婚車，具體方法為，在婚車前拉一根紅線，婚車即不敢通過。在當地習俗中，婚車如不加理會直接通過，則被視為“闖紅線”，是十分不吉利的做法。在這種情況下，討要紅包多半會成功。
主審法官許明舉表示，雖然主要成員均否認“強行討要”，並將之歸結為本地風俗，但“龍港丐幫”的行為早已超出這一界限。在傳統風俗中，如遇乞丐乞討，主人家一般會用打包一些剩飯剩菜招待，假設主人家大方，還會包幾個紅包以打發來人，“傳統風俗的關鍵特徵在於主人家自主自願”。但在“龍港丐幫”案件中，丐幫成員主動討要、明碼標價的行為，均已超出傳統風俗的界限，對公序良俗是一種損害。
(文中人物除許明舉外，其餘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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