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日，印度的瑜伽總理與日本首相會面時曾說了一句話，用於拉進雙方的關係。
“我們也沒有忘記巴爾法官！”
這句話裡提到了一個叫做巴爾的印度法官，很多中國人可能不太熟悉。而實際上，中國人卻有著非常重要的理由記住這個人。
1946年1月19日，盟軍宣佈在東京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來自美國、蘇聯、中國、法國、英國、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屬印度、菲律賓自治領的十一個國家的法官組成，對日本戰犯開始審判。也稱“東京審判”。
來自印度的法官拉達賓諾德·巴爾（Radha Binod Pal）是唯一一個堅持日本戰犯全員無罪的人。顯然其人獨特的觀點成為如今日本與印度關係的潤滑劑。
——東京審判
對於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肯定會對東京審判有所瞭解。前幾年還有一個關於東京審判的電影。當時十一位法官曾經就七個日本甲級戰犯是否該處死刑展開了激烈辯論，最後以六比五的微弱優勢，判決甲級戰犯死刑。
當然，這個焦點是關於是否判甲級戰犯死刑的。
換言之，大部分法官就算不認可判甲級戰犯死刑，也都認為他們有罪。
而印度法官巴爾卻是唯一一個認為日本戰犯統統無罪的人。
可以說，這個巴爾的立場十分另類，以至於時至今日，日本右翼分子還在用巴爾的觀點為日本侵略軍做無罪辯護。被判有罪的那些日本戰犯的家屬一直以巴爾的理論叫屈，同時對巴爾感恩戴德。
日本的東京靖國神社、京都靈山護國神社、廣島本照寺、富山護國神社等處都有巴爾的紀念碑和相應文字介紹。
估計中國人知道了他的事情後，恐怕只有一個反應：這人的腦袋難道被門給擠了？
——拉達賓諾德·巴爾的邏輯
拉達賓諾德·巴爾生於1886年，時為印度完全淪為殖民地的時期，其人通過自身努力成為印度少有的學者和律師。
東京審判時，聯合國選出的法官除了來自於勝利國之外，特意加入了殖民地國家的代表，這也是印度、菲律賓等代表加入的原因。
巴爾作為印度人，對於其國被歐洲人殖民的經歷非常在意，同時對於亞洲的代表日本有著出人意料的好感。從很多跡象可知，巴爾對於經常以勝利姿態出現的歐洲各國並不認同，反而對於能夠挑戰歐洲的亞洲強國日本，非常推崇。在他看來，某種程度上，日本還是亞洲的驕傲和解放者。結果巴爾對於戰敗的日本充滿了同情。
注意，在東京審判時，曾有大量證據表明日軍在佔領土地上有各種反人類罪行，巴爾也承認這些行為是有罪的，但他始終堅持觀點：“戰爭是國家行為，故一般個人不應當為國家行為負責。”這句話是巴爾邏輯的核心。
按照這種的邏輯，當然那些戰犯就可以逍遙法外了。
——法律中的聖母論調
在法律中，其實經常會有一種聖母式的論調。
樂於將個體的罪行推為整個國家或社會的過失。
比如某人殺了人——童年不幸，缺少社會關愛，所以……
比如某人性侵——自幼孤獨，體驗不到社會溫暖，所以……
比如某人車撞行人，然後捅八刀將傷者殺死——國家教育出了問題，所以……
明明是人渣，聖母們就是不肯承認。
巴爾的論斷其實也一樣。將發動侵略戰爭、發起反人類屠殺的這些個人罪行推到了國家層面上。
然而設立東京審判的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給被侵略的各國一個交代。
如果個人無罪而國家有罪的話，那麼戰勝國和受害各國應該怎麼辦？難道直接對日本國進行報復，將日本切割滅國？
從這個角度講，東京審判的結果只是簡單絞死了7個人，日本簡直佔了大便宜。
巴爾的理論往文雅了說，是對法律的本質理解有侷限性；往通俗上說，就只是一種幼稚而已。
當然巴爾個人並不足以改變審判的結果，不過卻受到了日本右翼一致的褒獎。巴爾的餘生都與日本國家保持了親密的關係。
1966年，巴爾攜子訪問日本，受到日本首相岸信介（某三的外祖父）的接見。
1967年，巴爾病死，當時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親自發唁電致哀。
如今，印度人又將巴爾這張牌打出來取悅日本。“我們也沒有忘記巴爾法官！”
中國人更不該忘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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