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莉葦
17世紀末至18世紀，法國皇家科學院為製圖學帶來一項劃時代的貢獻——運用天文觀測法確定地球上特定點的經緯度，此中靈魂人物是移居法國的意大利天文學家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 1668年，卡西尼出版一部月食時刻表，天文學家可藉此確定觀測點的經度和緯度，而每個能夠測量的點都與地球上其他點有關聯，為了把握全局便有必要在地圖上標識出這些點。反之，藉助天文定位法確立座標點可以畫出更準確的地圖。
路易十四的財政總監柯爾伯（Jean-BaptisteColbert）立刻意識到這項貢獻的潛力，力邀卡西尼來法。卡西尼於1669年來到巴黎擔任皇家天文臺臺長直至終老，在他和其後人的主持下，法國完成了天文定位與三角網結合的全國大地測量工作。這份1818年最終完工的法國全圖看起來像一張現代軍事測量圖，用了很多表示地貌特徵的符號，不同的地貌特徵用不同顏色區分，但地形高低表達不明顯。
1688年，天文學家讓·多米尼克·卡西尼出版了一部月食時刻表，天文學家可藉此確定測點的經度和緯度，而通過天文定位法確立座標點又可以畫出更準確的地圖
以方法論進步為基礎的法國製圖學革新，當然也為世界地圖的繪製帶來重要進步。以天文定位法結合三角測算繪製地圖必然要超出給定領土的限制，國家地圖將不再作為一個獨立實體存在，繪圖將變成一項全球性的努力，整個歐洲的地圖都需要以這種新標準重新繪製。測繪法國地圖之時，皇家科學院便認識到可以用同樣方法勘定地球上其他各點及國家間的界線，開始設法派人去歐洲各國、法屬圭亞那、西印度、非洲、南亞和東亞等地測繪，並且彙集起耶穌會士等各修會成員以及其他旅行者從異國他鄉發來的報告。卡西尼模式的地圖在軍事和政府事務上的價值很快被其他歐洲統治者認識到，18世紀後期在奧地利和英國率先產生反響。現代地圖的主體面貌在18、19世紀之交基本確立，截至此時以及自此而往，無論技術發展還是內容擴充（尤其是世界地圖的內容）都是由西方人主導。
歐洲人把中國填入世界地圖
從技術層面講，豎版地圖比橫版地圖是有重大突破。橫版地圖是將地球沿經線切割後轉換成平面圖，豎版地圖則是沿緯線切割地球后投影轉換。不難想象，沿經線切割的視覺重心在東西兩半球，而沿緯線切割的視覺重心在南北兩半球。再想想地球上陸地和海洋的分佈狀況，便知直觀來看，橫版地圖的陸地展現得更大，而豎版地圖的海域展現更完整。
默克爾贈習近平1735年繪製的中國地圖
唐維勒根據康熙朝測量成果繪製的中國地圖，它以1700至1717年間在華耶穌會士的中國全國大地測量結果（中文版成果為《皇輿全覽圖》）為基礎，其資料的新鮮度和準確度不言而喻，這份地圖是突出山脈水系的地形圖，輪廓接近當今中國地圖的局部
16-18世紀的歐洲人繪製了無數包含中國輪廓的地圖（包括世界地圖）， 它們最基本的參考卻只有三份——1584年問世的路德維科·喬里奧（LudovicoGeorgio）地圖、1655年問世的衛匡國（Martino Martini）地圖和1735年問世的唐維勒（Jean-Baptiste Bourguignond’Anville）地圖。這三份地圖各當典範近百年，只因歐洲的地圖製作者們總是長時期偏愛既有的範本而忽視或拒絕了新資料。路德維科·喬里奧地圖明顯含有古代歐洲人對東亞和中國的想象，但也體現一些更具時代性和實證性的資料，可以視為耶穌會士登上舞臺之前，西方有關中國地理知識的總結之作。
耶穌會士衛匡國繪製中國地圖時主要根據中國的現有地圖和方誌資料，再以其西方繪圖技術和地理知識加以調整。此圖之出版意味著耶穌會士對知識界的影響範圍和當時歐洲製圖界的最高成就。出版者（約翰·布勞Joan Blaeu）為荷蘭首席製圖家，而阿姆斯特丹是當時歐洲的製圖及地圖出版中心，歐洲人對中國的興趣和對海外地圖的興趣產生大面積交集，耶穌會士塑造的中國形象通過地圖在歐洲更為人知。唐維勒編繪之中國全圖的藍本是1700-1717年間在中國的欽命實測成果，測繪的技術主力是以法國人為主的耶穌會士，中文成果為《皇輿全覽圖》，在1717-1726年間製作過四個不同的中文版本，可謂法國最新測繪法與製圖術（結合天文觀測法和三角測量術）在中國土地上的一次成功運用。該地圖堪稱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準確的陸地地圖，因此在歐洲備受矚目。
1584年路德維科·喬里奧繪製、奧特利烏斯出版的中國地圖，它的主要特點是，方向座標為上西下東，左南右北。此圖明顯含有古代歐洲人對東亞和中國的想象，體現於構成北部和西部邊界的連綿山脈和緊鄰西界的湖泊
1655年衛匡國繪製、約翰·布勞出版的中國地圖，衛匡國繪製中國地圖時主要根據中國的現有地圖和方誌資料，再以其西方繪圖技術和地理知識加以調整而成
受特定觀念驅使的地圖
談完現代地圖的技術歷程或曰客觀發展史，想再談談地圖的觀念問題。其實在民族國家的世界格局之下，地圖無疑具有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功能，強調它對於塑造疆土意識的功能也無可厚非。但也應該對於地圖使用中的主觀意識既有明察又有反思。
舉個最喜聞樂見的例子，利瑪竇展示一張歐洲傳統的以大西洋為中心排列陸地的世界地圖，立刻令明朝官員不快，於是他把地圖改為以太平洋為中心佈列陸地，則明朝官員便即以為中國在世界的中心位置就此明確。其實，利瑪竇並未對地圖本身做明顯的歪曲，僅僅是視覺中心改變，於是觀念表達就變了——明朝官員所希望達成的觀念得以呈現。當然要說利瑪竇這個歐洲人夠聰明，善於捕捉並達成明朝官員的觀念訴求。而明朝官員在此是真正的觀念操弄者，他們認為，世界地圖一定要表現中國人傳統的世界觀，而無論這個世界現實際是什麼樣。能夠實現這番操弄，本質原因在於面對利瑪竇這個勢單力孤的外國人時，明朝官員是掌權者。
這就是地圖使用方法及展現格式與觀念、意識以及權力的密切關係。用哪張地圖，在地圖上強調什麼、淡化什麼，在地圖上把什麼東西圈進來又把什麼東西劃出去，繪製一張地圖以哪裡為視覺中心，在邊界地區多畫少畫，其實都少不了特定觀念的驅使。而觀念表達能夠實現，經常源於某種權力的支持，多種衝突性表達共存時誰能勝出，則取決於權力各方的博弈成果。
《坤輿萬國全圖》，是一幅由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於神宗萬曆三十年（1602年）所制的世界地圖它高1.52米，寬3.66米，特地以中國為地圖中心。當時澳洲還未被發現，所以《坤輿萬國全圖》上只有五個洲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非洲）、南北亞墨利加（南北美洲 、墨瓦喇尼加（南極洲）；另分四大洋：大西洋、大東洋（太平洋）、小 西洋（印度洋）、冰海（北冰洋）；附註地理誌異，繪有風俗禽獸；四方各置“九重天圖”“天地儀圖 、“日月食圖”、“中氣圖”
地圖始終是一種主觀性與客觀性並存的東西，它的發展歷程中既體現人類地理知識和測繪技術的進步，也展示出人類世界觀、群體觀、地域觀、文化觀等等各種“主觀性”觀點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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