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禛十二美-雍正御製瓷器擷珍
6月18日(週一)晚上8:00
嘉德藝術中心拍賣廳 B廳
古人以農曆七、八、九三個月為秋季，計九十天，故秋季有“九秋”之別稱。三國曹植《七啟》：“九秋之夕，為歡未央。”而後“九秋”也漸為盛開於秋季的各色花卉之代稱，如唐代陸暢《催妝五首》之一：“聞到禁中時節異，九秋香滿鏡臺前”。明代以後吉祥圖案中，多選取九種秋季應時花卉，以寓意九秋同慶，共賀豐收。此紋樣運用於瓷器之上，似始於明代成化青花器上。至清代，“九秋同慶”碗在康雍乾嘉四朝成為品級極高的門類。
Lot 2608 清雍正 珊瑚紅地洋彩九秋同慶花卉紋碗一對
“雍正御製”四字二行楷書款，雍正本朝
D：13 cm( 1/2) D：13.2 cm (2/2)
本品對碗器型端莊，外壁通體以珊瑚紅為地，上以各色彩繪牡丹、秋葵、菊花、蘭花、虞美人、秋海棠、山茶、芍藥、梔子花等九種秋天盛開的花卉，並以綠、墨色繪枝葉、葉脈，斑斕絢麗，寓意“九秋同慶”，至為吉祥。此碗紋飾繪畫技巧高超，構圖巧妙，藉以彩料之濃淡的變化來表現花葉的陰陽向背，部分花卉的輪廓線用胭脂紅勾勒，花瓣、花蕊細部以白料點飾出斑駁光點，令花卉更富立體感;花葉邊緣以渲染白料方式，表現葉脈分叉、轉折所產生之光影明暗，佈局疏密有致，為典型的雍正洋彩器裝飾風格，極富西洋風情，更顯風姿綽約。器底落“雍正御製”青花楷書雙方框款。相同品種以“康熙御製”年款者為多，“雍正御製”款識者並不多見。
▲ 清 孫祜、周鯤、丁觀鵬合繪《陶冶圖冊》
洋彩，過去常被統歸於“粉彩”類，在陶瓷分類上應屬琺琅彩釉類，它與畫琺琅雖在釉彩與紋飾均異中有同，有其重疊性與共通性，分辨不易，因又常歸入“瓷胎畫琺琅”器類中。近年來臺灣臺北故宮學者們依此類器皿的宮廷原盛裝木匣所刻品名及清宮相關檔案記載，對“洋彩”進行了重新審視與定義。洋彩器擁有專門繪畫風格與技法。雍正十三年(1735)唐英所撰之《陶務敘略碑記》，文中對洋彩定義為：“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法琅畫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無不精細入神。” 乾隆八年(1743)，唐英又在《陶冶圖冊》第十七編《圓琢洋彩》中有更詳細的說明：“圓琢白器，五彩繪畫，摹仿西洋，故曰洋採。須選素習繪事高手，將各種顏料研細調和，以白瓷片畫染試燒，……所用顏料與法琅色同……”。依此可知，洋彩所用顏料與畫琺琅相同，所獨特之處在於其繪畫裝飾仿自西洋。
關於瓷胎洋彩器 “摹仿西洋”裝飾特徵：如花卉紋樣大量使用洋菊、洋蓮等洋花裝飾;圖案中運用西洋明暗光點繪法、光影透視法，尤以圖案花紋的細部，多模仿西洋光影畫法，使用琺琅白料點飾光點，令花紋或物體更富立體感;或在花葉上以渲染白料方式，表現枝葉的光影明暗，與西方繪畫中描畫靜物表現的光影手法同出一轍。這種西洋繪法，即為唐英所稱洋彩器“摹仿西洋”之要旨，也是它區別於大部分“瓷胎畫琺琅器”的特徵。洋彩器上看似很中國的山水繪畫或開光花卉，卻也包藏著無數西洋畫意，亦為東西文化藝術交流之見證。
▲ 參閱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
瓷胎琺琅彩器與洋彩器的盛行，清宮西洋風的流行，與皇帝的興趣愛好有密切聯繫。從傳世製品看，雍正時期此類洋彩對碗無論是裝飾風格還是造型、紋樣皆為承襲康熙器而來。由於康熙皇帝對西洋畫琺琅器的喜愛，不僅引進畫琺琅製作技術，也於康熙三十二年在宮中造辦處創設“琺琅作”坊，專門製作各種胎地的琺琅器，經過不斷試驗終於康熙晚期燒製成功，雍正皇帝和怡親王允祥踵繼康熙皇帝的腳步，仍然持續督促西洋傳教士畫琺琅，並同樣以突破技術、產燒更精美的琺琅器為目標。其燒造過程記錄於《活計檔》中，如雍正二年(1724)：“怡親王交填白脫胎酒盃五件、內二件有暗龍、奉旨此盃燒法琅欽此。(於二月二十三日燒破二件總管太監啟知)怡親王奉王諭：其餘三件爾等小心燒造，遵此。(於五月十八得白磁畫法琅酒盃三件)怡親王呈進。”經雍正與乾隆兩朝繼續研發，清宮琺琅工藝終臻巔峰。
▲ 本品之一款識圖
此對碗底款署“雍正御製”，極為希見並富於內涵——“御製”顯示此器物之造、燒過程，皆與皇帝本人意志密不可分。雍正瓷胎畫琺琅與洋彩器的詩文和落款皆十分講究，為皇帝指派專人書寫，非一般造辦處或御窯廠工匠所能接手。傳世琺琅彩瓷上之“雍正御製”底款筆觸緊湊，風格較一致。康熙、雍正兩朝青花“御製”款之意義和重要性，歷來備受闡釋討論，意味著器物是為皇帝或皇室直接使用而制。整個琺琅彩瓷系列的產造及新琺琅料研製歷程，以及其上“御製”款識的含義，都展現出康、乾、雍三代皇帝汲汲營營開發本土燒造技術，以達“遠勝西洋”之目標，也傳達著他們對自身及清帝國形象的一種積極地、開放型塑造。
康熙朝以降，色地上繪花卉紋甚是流行，對比中所凸顯出相得益彰之美深得帝王青睞。此對碗所施珊瑚紅地格調端莊、尊貴，為雍正時期御用瓷器之首選。珊瑚紅地，始於康熙，盛於雍正、乾隆，其呈色紅中閃黃，與珊瑚顏色相似，故名。其以吹釉法施彩，施釉薄而細勻，其色調沉著含蓄，光潤豔美，尤其符合雍正皇帝之審美。雍正皇帝本人尤為鍾愛紅地彩瓷，以最高等級的琺琅彩瓷而言，終雍正一朝，紅地琺琅彩的製作持續不斷，臺北故宮博物院現藏十七件雍正早期“色地畫琺琅”皆為紅地。可見雍正皇帝不僅相當關心琺琅彩瓷，同時也相當重視紅地琺琅彩瓷的技術，他一再告誡提醒宮廷造器必須“文雅秀氣”，其美學要求可謂“少則美，多則俗”，不容些微差異。雍正四年(1726)他親自對景德鎮御窯廠產燒的兩件“紅磁白裡暗花茶圓”指示：“此茶圓兩件內，淡紅色的更好，燒造時著他仿淡紅色的燒造。茶圓其底不必燒紅色，仍要白底落款，不獨此茶圓，他先帶去的樣內，好款式的盤碟俱燒造些，胎骨俱要精細。”其對紅地琺琅料亦多要求，雍正四年他降旨將“法琅花抹紅地”酒圓視為頭等文物，雍正六年九月《活計檔》載：“奉怡親王諭，今配燒琺琅用的紅料，將玻璃廠佰唐阿著吳書挑選二名學配紅料。”這充分彰顯雍正帝個人鑑賞品味之高。雍正九年後，經過提煉、研製，紅料品質大大提升改善，此時紅地器皿不再有早期“釉色帶紫浮泛，釉面厚薄深淺不一，或口足釉色出線不勻”的現象，所呈現的紅料沉穩內斂，清麗不俗，正愜雍正皇帝之意。
▲ 成化 青花九秋罐(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通觀九秋花卉紋碗壁上，九種花卉掩映於庭院，次第芳菲，婉轉綻放，其筆觸間對植物生長姿態的細膩觀察與生動描摹，是洋彩器“摹仿西洋”畫風的典型特徵。明清時期九秋紋流行於瓷器紋飾中，並漸趨“富貴吉慶”化。古人以農曆七、八、九三個月為秋季，計九十天，故秋季有“九秋”之別稱。三國曹植《七啟》：“九秋之夕，為歡未央。” 晉代張協《七命》雲：“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 在民間“九秋”也漸為盛開於秋季的各色花卉之代稱，如唐代陸暢《催妝五首》之一：“聞到禁中時節異，九秋香滿鏡臺前”。明代以後吉祥圖案中，多選取九種秋季應時花卉，以寓意九秋同慶，共賀豐收。此紋樣運用於瓷器之上，似始於明代成化青花器上，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成化 青花花草紋罐，即為九秋紋飾的早期版本。“九秋”與“三果”“三友”等一併為其常見裝飾圖案。 至清代，“九秋同慶”碗在康雍乾嘉四朝成為品級極高的門類，器形、紋樣開始規範化。 “九秋同慶紋”中所選定九種花卉為：牡丹、秋葵、蘭花、海棠、菊花、山茶花、芍藥花、梔子花、虞美人等。尤其是虞美人，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畫琺琅與洋彩器中最受青睞的“洋花”紋樣，這與當時景德鎮御窯廠督窯官唐英的個人偏愛不無關係。
▲ 清 鄒一桂《花卉圖冊》第八開
磁胎洋彩與畫琺琅器皆為清宮最珍貴也是最受清帝重視的品類，在當時由於釉料、技術等原因，燒製量稀少，與其他品類瓷器不同，宮廷基本上不作為賞賜品，絕大部分珍藏於乾清宮，除少數陳設圓明園，流傳於外者少之又少，足可視為盛世輝煌的龐大國力下極盡人力、物力才能實現的頂級宮廷藝術形式。翻閱清宮檔案，可以看到雍正皇帝親自參與琺琅彩瓷的設計和製作過程，同時命其弟怡親王統管造辦處，他對使用的原料、繪畫圖案乃至瓷器的樣式、高矮尺寸都要一一過問，常令承作活計的造辦處“往秀氣裡收拾”、“往薄裡磨做”、“往細處收拾”，要求不可謂不嚴格，在其指導影響下，宮廷造辦處、景德鎮御窯廠“日常活計”都有明顯的提高，得雍正一朝藝術創作成就有別於康乾兩朝，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不僅如此，其宮廷御用瓷製作之精美，使後世有“明看成化、清觀雍正”之讚譽。雍正皇帝以獨到之美學眼光，畢生追求精緻典雅、宮廷氣質，而延續自康熙朝日漸成熟的琺琅工藝，亦於雍正朝臻於完美，其煌煌全盛之境界，兼容幷蓄之精神，在此件珊瑚紅地洋彩九秋同慶碗上可謂體現淋漓盡致，也最能彰顯三代帝王所追求之“文治功業”“大國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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