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網觀察員 張憲超
在家天下時代，顧名思義，是一家一姓的江山，所謂，“朕即國家”。在這樣的社會里，權力控制在統治階級，或者直接說是在皇帝一人手裡。那不可避免的，權力這桿秤，總會受到來自君主個人的影響，它是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甚至左右搖擺。
所謂的不偏不倚，恐怕只能發生在電視劇中的雷人場景。而且，自權力誕生以來，身邊總是會附著著一群人。按張鳴的說法就是權力的半徑。事實證明，這群人受寵於權力，無論是在什麼方面，他們總是“技高一籌”，讓普通人自慚形穢，言必稱“不如”，“哪能比”。
有清一代，凡是“黃帶子”，大體來說，比較得寵。在任何場合，做任何事，一律奉行優先，他們天生就是一群“主子爺”。
在清代，漢人必須通過科舉考試才能入仕，旗人則不同，可以有多種途徑，舉薦、世襲、捐納、蔭子等等。比如乾隆朝的和珅，他的家族，世襲三等輕車都尉，有了這個名分，可以直接做官。不過也是，出身雖然講究，但是不能選擇的。
至於說，“黃帶子”，他們生活的就更愜意了。“黃帶子”在過去實際上就是宗室，只是在清代人們習慣於把宗室叫做“黃帶子”，它是以血緣的遠近關係來決定的。
一般近支親貴和遠支的宗室，不論有沒有爵位，在腰間都是要系一條杏黃色的帶子。再遠一點的覺羅就沒這種待遇了，他們只能系紅帶子。如果按現代的眼光，紅黃本身沒有什麼區分，或許大多數人更傾向於紅色，但是在“尚黃時代”，普通人是絕對不能沾黃色的。黃色的服飾，一概歸皇家所特享。
就這樣還不夠嚴格，一般的親貴，宗室，只能是杏黃色，而明黃色則是皇帝的標配。腰間只消繫著一條黃帶子，在當時的社會里，便是特權階層。
在清初時，“黃帶子”還很少，倒是和白烏鴉似的稀罕，經過康雍乾嘉幾朝的繁衍，到了晚清，“黃帶子”就遍地都是了。清代除了“鐵帽子王”，其餘的宗室是降爵的，而且規定，只能是長子承襲爵位。所以，好多的宗室，一代一代的降，最後都沒了爵位，成了閒散宗室，但他們依然享有特權。
有了特權，就難免要施展。因為腰間繫著黃帶子，好多時候，便要為所欲為。一個近乎不受制約，享有種種特權的群體，是很容易出事的。歷史證明，為所欲為的事，大抵都是壞事。官場上升漂沉浮，久而久之，大多數人，白的也變成黑的了，這是自古皆然的道理。
晚清的官場極度腐敗，幾乎是無官不貪，無衙不腐。晚清的慶親王奕劻，明碼標價，公開賣官鬻爵，凡是要見奕劻的人，慶王府的奴才，都要收門包。當時社會秩序也極為混亂，西方的衝擊，傳統的“四民”社會逐漸解體，各地會黨勢力日趨壯大。
晚清最後幾年，起義、暗殺，好多都是會黨的參與和組織。社會搖晃，這些出身高貴，長於深宅中的“寵兒們”，對帝國的痼疾似乎不是多麼在意。或者說長期的嬌慣，讓他們忘乎所以，沒有了“睜眼看世界”的能力。
不過，晚清的搖晃，對於尚處“盛世”的嘉慶年間來說，還不顯端倪。這些親貴宗室，更無所顧及。嘉慶年間，一個叫敏學的宗室，仗著“黃帶子”之威，在北京街頭強行霸道。威風當先，還有一個“橫”字。後來被逮到衙門裡去，還破口大罵，咆哮公堂。最後傳到嘉慶皇帝耳朵裡了，他命宗人府，處理敏學，開除宗室。
其實，敏學事件只是一個縮影，類似的事，層出不窮，尤其是到了晚清，當年入關的八旗勁旅，消磨了二百餘年，已經腐化墮落到極致。當時北京街頭，好多無所事事的宗室，提籠架鳥，招搖過市，過著他們的優遊歲月。
這群不勞而獲的老爺兵，雖然好多沒了爵位，但依然不妨礙他們我行我素。即使胡作非為，也沒有辦法，因為法律是保護他們的。如果真犯了事，有些所謂不知趣的官，抓了他們，在公堂上，這些老爺也是免跪的，更不要說打罵，抑或是用刑。
憑著宗室、親貴之威，解決任何問題。黃帶子成了政治特權的一個象徵，嚴格來說，應該是政治以下，所有特權的象徵。這個特權的半徑，使他們不受限制，有足夠的政治空間，做起事來，也便可以掛羊頭賣狗肉，逍遙（一般）法外，無拘無束。
歷史，不僅帶給我們知興替，患得失的道理，還有意無意的植入一種基因，無論是好的壞的，都從言傳身教中傳了下來。從人本性來講，那時候的人和現在的人，都一樣，都知道趨利避害。
雖然說國民性和制度有很大關係，但是，人性幾乎是相通的。20世紀30年代，胡適和魯迅針對國民性的問題彼此論戰，到底是變通政治制度以影響國民，還是通過文化改造國民性？兩位學界大佬，一個追求完美，一個只圖“不要太壞”，一度鬧的沸沸揚揚。但是，這個問題似乎解決不了人為什麼趨利避害。
就現在來說，雖然制度變更了，但好多以前的觀念還沒消除，不知不覺，就走了老祖宗走過的路。比如說，特權觀念。總能見到，或是總能聽到，某某的親戚朋友走門子，找方便。走門子就是一種特權觀念。
記得高中時，學校裡規定，凡是能考學校前30名，可以給他們開小灶，與大部分同學分開吃飯。這又是什麼？固然，美其名曰激勵學生上進，實際上就是分三六九等，用成績綁架人權，這很明顯是在傾向強者，人為設置權限，達到所謂的激勵。
不消說，這樣的政策和提籠架鳥的“黃帶子”，頤指氣使，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
在一個小縣城的政務大廳裡，能看到多少傲慢的神態。你如果去辦事，打擾了他們的談笑風生，態度好的管你要這要那（材料），刁難一番，事倒是還能辦了，要是趕上狠的，那八成會讓你鎩羽而歸。他會總說缺材料，各種材料，反正就是辦不了。而你也沒辦法，最後只得搬出某某來。
其實哪裡是材料不夠，根本就是備註或是登記一下的事，可以說是舉手之勞，但他一定會裝成程序繁瑣的樣子。一提那位老兄“英名”，便立刻由繁到簡，止不住對你的客氣。坐班的那些人，他們是公務員嗎？我看不是，充其量也就是各單位招聘來的辦事員。但是他們非常懂得察人觀色，有點關係的，那自然沒問題，都能輕鬆辦理，一般人，那就只能等著他們重重設租，處處刁難好了。就這樣，還未必能辦成。
古代的欽差大臣出行，講究大小官民人等都回避，最前面開路的“迴避”兩字，大抵就包含了欽差老爺的特殊地位。即使遇上官大的也沒有問題，他們都得讓路，因為“欽差”代表的是皇帝，所謂的“代天巡狩”。
無論古今，那些一路綠燈的“黃帶子們”，總是時代的寵兒，他們的唏噓，以及一切的後果，都由大眾來買單。慷大眾之慨，以茲得利。對於他們來說，似乎懸在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像是童話故事，總在懸著。
社會倫理學家馬格利特說，這個時代最為緊迫的問題是，建立一個“不讓制度羞辱任何一個人”的社會。這些羞辱包括貧困，剝削，無家可歸，得不到教育云云。當然，也應該包括社會生活中的一視同仁。
“公平遊戲的精神”，應該是每一公民所完全具備的德性，同時，那些“衙門背後的六房胥吏”，更應該具備。所謂，自由主義公民觀的出發點是個人權利意識：我至少和你一樣強，因此，我至少應當得到你所得到的。也即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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