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元月，涼山州博物館在西昌南郊的大石板村附近及在西昌的近郊，都曾發現了一件過去任何時候都未曾見過的文物，經查詢史料文獻，大範圍地搜索周邊地區發表過的考古動態，一次又一次針對墓室形制進行討論，最終確定出土文物為成漢鎮墓俑，也因此將涼山的歷史，與一個叫做“成漢”的政權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
成漢陶鎮墓俑
持刀而立
面貌奇特的鎮墓陶俑
那是涼山州博物館接到的一通電話。電話中稱，西昌駐軍某單位正在西郊鄉大石板附近進行基建施工，意外地挖出了兩座墓葬，看上去年代十分久遠，遺憾的是其中一座墓葬，在施工過程中已經被掘毀。涼山州博物館意識到事態緊急，立刻派出考古隊，趕赴現場進行調查和清理。
兩座墓葬位於西昌南郊的大石板村附近，坐北向南，面朝著邛海。它們彼此離得很近，僅距1.9米，但經過現場勘查，兩座墓的保存情況均不容樂觀。靠東的一座因為施工中的不慎，已經損毀，考古隊員們只採集到一些帶著花紋的墓磚，兩件小陶罐和一件陶豬。靠西一座墓的主體被壓在一幢剛竣工的三層樓基下，所幸墓室情況仍基本可辨，考古隊員們僅能對露出的部分做了清理。
這座墓的設計隱約透露著考究。整個墓室用墓磚壘砌而成，有墓道，有券拱。墓壁和墓底分別採用長方形的花邊磚嵌砌和平鋪，券拱使用梯形磚，多為菱形幾何紋或三角紋。墓室形狀不同於過去常見的長方形，而是類似“凸”字形，墓道便是這凸出的一端。這條墓道深藏在距離地面約1.6米之處，內部空間約1米見方，下面鋪設著扁平石塊，一般是為了造墓時取土，或是下葬方便而留。不僅如此，在墓門外還留有一條殘長2.35米的排水溝，用以排出墓室內的積水，保持乾燥。排水溝自東北向西南方向延伸，與墓道形成夾角，其上部用長約39釐米的細繩紋筒瓦扣連覆蓋，如此一來，便形成了實用的墓室排水系統。
當考古隊員們用小手鏟一點一點清理至墓門時，土中突然露出了一些陶質的“犄角”，再小心地往下發掘，一尊完整的、武士造型的陶俑出現在了大家面前。這尊陶俑面向墓門外，保持著站立的姿勢，頭頂飾有五角並列的“角形飾”，臉呈“甲”字形，雙手於胸前交叉緊握著一柄長劍。它雙目圓睜，神態威嚴，注視著墓門外發生的一切……
如此立俑，必是古代的鎮墓俑無疑。但其方臉圓頜、眉弓凸起、高鼻扁嘴、大耳招風，從面貌上看，與此前發現的任何鎮墓俑均有著巨大的差別，在涼山境內更實屬首見。且這座高41釐米的陶俑為中空筒形，通體找不到一處可以確定其年代的銘文，墓室內也無任何紀年磚可進行佐證。如何判斷這兩座墓葬的時期，成了考古工作者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日以繼夜地查詢史料文獻，大範圍地搜索周邊地區發表過的考古動態，一次又一次針對墓室形制進行討論。終於，一些重要的信息漸漸浮出水面。
1985年10月，成都市漿洗街桓侯巷發掘了一座保存較好的大型成漢墓，該墓為長方形券頂磚室墓，墓前有鎮墓俑，墓中出土了豐富的隨葬品，更發現了數量眾多的“太康”“玉衡”“玉恆”“漢興”等年號磚。從墓中出土的近百件造型各異的陶俑來看，雖種類繁多，涉及文吏、擊鼓、吹簫、侍俑等，但它們的面貌都具有一種獨特的風格：方臉圓頜，眉弓及雙目凸出，呈橄欖形狀，高鼻扁嘴，兩耳較大，身體呈筒狀，雙手對握於胸前。
基於這些特徵，尤其面部特徵，涼山州博物館初步確定了大石板出土的鎮墓俑與之相同，均為成漢俑。同時，《華陽國志》《晉書》和《資治通鑑》中，也找到了很好的史料支撐。
《華陽國志·李雄志》載：“泰寧元年，越嶲斯叟反，攻圍任回及太守李謙。（李雄）遣其徵南費黑救之。咸和元年夏，斯叟破。二年，謙移郡民於蜀。”《華陽國志·李壽志》載：“初，廢（李）期為邛都縣公；（鹹康四年）五月，乃殺期及誅李始等，殺兄弟十餘人……五年，徙其妻、子于越嶲，（李）勢又使人就越嶲誅其子。”
大意是什麼呢？東晉泰寧元年（公元323年），越嶲郡（今涼山）有一支名為“斯叟”的部族發動武裝鬥爭，圍攻“成漢”將領任回和越嶲太守李謙。“大成帝”李雄派遣徵南將軍費黑率兵前往營救，於咸和元年（326年）平定了“斯叟”。次年，李謙將越嶲郡的子民大量遷徙至蜀地。短短十餘年，“成漢”發生內亂，政權幾易其主落到了李壽手中，李壽廢其侄子李期為“邛都縣公”，軟禁於別宮，李期不堪羞辱自縊而亡，其妻、子被髮落越嶲郡，也在途中被“太子”李勢派人暗殺。
諸如此類的記載在《晉書》和《資治通鑑》中亦存在不少，它們將涼山的歷史，與一個叫做“成漢”的政權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
殺機四伏
鮮為人知的地方政權
“成漢”政權存在的時期，是中華歷史上最為紛亂的時期，史學上稱之為“五胡亂華”，這樣的稱呼帶著濃厚的輕蔑意味，也反映出史家正統觀念對這些政權的斥責。而“成漢”作為五胡十六國時期的第一個少數民族政權，短短四十餘年竟經歷六主，可以說沒有一刻不在動盪中苟延殘喘。
三星堆青銅人像有與“成漢俑”極為相似的面容。
西晉末年，關西一帶兵荒馬亂，加之秦州、雍州連年旱荒，迫使大量氐族和漢人遷至梁州、益州就食。晉惠帝元康六年（296年），一個叫李特的年輕人帶領略陽、天水等六郡的流民入蜀，於永寧元年（301年），在四川綿竹揭竿起義，迅速攻陷成都，佔領益州。西晉朝廷試圖平息邊患，在近三年的僵持裡，西晉多次戰敗，只得沿郫水安營紮寨與李特對峙。太安二年（303年），西晉兩度增派重兵，李特因寡不敵眾戰死沙場，其首級被傳至洛陽，令流民大為驚惶。原想一場叛亂就此結束，卻不料李特第三子李雄收拾殘部，於成都稱王，並在西晉光熙元年（306年）僭越稱帝，國號“大成”，年號“晏平”。深諳“哀兵必勝”之道的西晉無力再與之消耗，“五胡十六國”時期的第一個政權割據就此形成。
李雄在位的三十年，是“成漢”歷史上少有的“中興時期”，他建立制度、寬免賦稅、振興文教，但也不忘攻城略地、擴大版圖，先後攻下了漢中、涪陵、梓潼（今四川綿陽）、漢嘉（今雅安、漢源一帶）、越嶲（今涼山）、朱提（今雲南昭通）等大片領土，讓“成漢”疆域一度達到東至建平（今湖北境內）、西至隴右（今甘肅境內）、北及漢中、南及寧州（今雲南昭通至涼山一帶）的鼎盛格局。成漢玉衡十四年(324年)，垂老的李雄做出一件在時人看來“出格”之事：他雖無嫡子，卻也有庶子十五人，卻堅持立“仁厚孝順”的侄子李班為太子。
在李雄的眼中，他十五子都是不成器的東西，唯有侄子李班關心百姓疾苦，建議分田地、均貧富，且李雄年老患病時，也只有李班不嫌汙穢，悉心照料。玉衡二十四年（334年），李雄病逝，李班繼位。不料，剛坐上皇位幾個月，李班就在李雄長子李越與四子李期聯手發動的政變中，命喪黃泉。
奪回皇位後，四子李期即位，改年號為“玉恆”，但李期生性猜疑，只重用庸才，“成漢”的命運也江河日下。其間，其叔父“漢王”李壽，率手下數千人襲擊成都，軟禁李期，不久便自縊身亡，時年二十五歲。隨後，李壽稱王，改國號為“漢”，年號“漢興”。至此，後世史家將“大成”與“漢”合稱為“成漢”。
漢興六年（343年），李壽病逝，其子李勢即位。但李勢驕奢淫逸、無心治國，“成漢”迅速蕭條。三年後，這個搖搖欲墜的政權，最終在東晉的討伐下偃旗息鼓。
兩徵越嶲
統治涼山的賨人氏族
“五胡十六國”存在的一百三十餘年（公元303—439年）間，中華大地上先後出現過匈奴、鮮卑、羯、氐、羌五大少數民族，並建立了前涼、後涼、前秦、後秦、南燕、北燕、胡夏、成漢等十六個主要政權。其交錯興替相當繁複，直至東晉滅亡也未能成功收復中原，而“成漢”作為當時的第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其建立者史稱“賨（cóng）人”。
三星堆青銅人像。
賨人居住在漢代巴郡境內，是一個古老的土著部族，其活動範圍以宕渠（今四川渠縣）為中心。賨人善戰也善防，早在秦末農民起義中，劉邦就募集勇猛善戰的賨人，平定了關中；東漢時，賨人組建的軍隊協助官兵擊退了羌人的侵擾，被羌人懼稱為“神兵”；東漢末年，賨人更因反對暴政多次起義，東漢朝廷只得封賨人頭領為“賨邑侯”，以平息動亂。這也為賨人李特起義，戰死後其子李雄繼續率領流民戰鬥，直至建立政權，埋下了血緣和精神上的伏筆。
但是即便經過時間的洗禮，“成漢”的建立仍為後世史家所不齒。“成漢”和涼山一點一滴的交集，亦在史冊中有跡可循。
“大興二年，驤伐越嶲，又分伐朱提。三年，獲太守、西夷校尉李釗。夏，進伐寧州，大敗於螳螂，還。”這是“成漢”第一次大規模地進軍涼山，在東晉的大興二年（319年），亦是“成漢”的玉衡九年，“太傅”李驤帶兵攻伐越嶲郡，又分兵徵朱提，俘虜了東晉任命的越嶲太守、西夷校尉李釗。後李釗趁亂由成都逃返，東晉朝廷重新任命其為越嶲郡太守。
時隔四年，“成漢”仍舊覬覦涼山這片土地，於是再次派遣李驤、“鎮南將軍”任回攻打臺登（今冕寧）。成漢玉衡十三年（323年），東晉大將軍司馬玖戰死，越嶲太守李釗與漢嘉太守王載率眾抵抗，終不敵“成漢”軍，李釗、王載二人“以郡降”，越嶲、漢嘉二郡納入“成漢”版圖。
當然，越嶲一帶的部族並未逆來順受，而在同年對“成漢”入寇發出大規模的抵抗。“泰寧元年，越嶲斯叟部族反，攻圍任回及太守李謙。遣其徵南費黑救之。咸和元年夏，斯叟破。二年，謙移郡民於蜀。”但結果令人唏噓，東晉泰寧元年（323年），越嶲境內斯叟部族圍攻“成漢”將領任回，以及“成漢”任命的越嶲太守李謙，“成漢”急派“徵南將軍”費黑前往營救。這場關於“身份”的拉鋸長達三年，以越嶲郡民被遷移至蜀地而告終。
直至“成漢”後期，還陸續在涼山境內有過多次活動，如咸和七年（332年）徵寧州，分兵從越嶲進入。鹹康五年（339年）將已故“幽公”李期的妻兒發配至越嶲，又在越嶲境內將其暗殺。同年發兵討伐歸附東晉的建寧太守，“時權在越嶲”，於是“成漢”臣子從越嶲上書，主張向東晉稱臣。
究其原因，涼山是當時“成漢”佔據益州，攻伐寧州的必經之地，而據有寧州正是“成漢”的軍事策略中，以攻代守、削弱東晉最有力的一記重拳。成漢玉衡二十三年（333年），寧州十四郡除牂牁郡（今貴州境內）外，全數歸於“成漢”。
桓溫伐蜀
涼山重回東晉版圖
“成漢”後期，也是“漢王”李壽在位的最後幾年，“成漢”交好後趙，在趙石虎“入侵中原、平分天下”的誘惑下，李壽大造船隻、整修兵甲，編制七萬軍士欲與後趙聯軍。
眼看著華夏大地上其他強族的崛起，以及周圍無數政權的混戰，李壽的臣子心腹，先於他而感受到了唇亡齒寒的威脅。在群臣的極力阻攔下，李壽最終作罷，士兵徒眾高呼萬歲、流淚叩首。
圖中紅色區域為歷史上的成漢版圖。
成漢漢興六年（343年），李壽去世，“太子”李勢即位，改元“太和”。與其父輩相比，李勢的政權來得太容易了，好像這“皇帝”天生就該是他的。正因如此，李勢似乎從沒好好琢磨過，怎麼樣當一個“好皇帝”。他驕狂貪吝、不理政事，更濫用刑罰、殘害朝臣，一時間“成漢”上下人人自危。與此同時，東晉朝廷內部，也有一位野心家在韜光養晦，步步為營。他叫桓溫，是東晉明帝的駙馬，年紀輕輕便嶄露頭角，最早提出趁“成漢”衰微時西征伐蜀，受到東晉朝堂的一致反對。
成漢太和四年（347年），桓溫先斬後奏，率一萬軍士輕裝急行，長驅直入。蜀地險阻，在沒有任何援兵的情形下，桓溫的西征不被看好。只有其摯友，名士劉惔認為此戰志在必得，且劉惔看清了桓溫的野心，稱攻下蜀地後，只怕東晉朝廷再難控制桓溫。果然，晚年的桓溫獨攬朝政十餘年，操縱廢立，欲奪帝位，但那早已和“成漢”無關。
只看當時的“成漢”一盤散沙，李勢晝夜尋歡作樂，桓溫部隊幾乎未受太大的阻攔，就三戰三勝抵達彭模（今四川彭山），直逼成都。慌亂中，李勢集結所有兵力，在笮橋（位於成都西南）做最後的抵抗。這是“成漢”與東晉之間的一場硬仗，雙方均死傷慘烈，桓溫破釜沉舟得以險勝，李勢則連夜出逃，並向桓溫送上降表。最終，李勢被桓溫赦免，封為“歸義侯”，十四年後病逝於建康（今南京），一方政權也葬送在了他的手裡。
隨著“成漢”的滅亡，其所轄領地重回東晉版圖，涼山亦然。但即便在歷史上有過那麼多的交集，涼山乃至整個四川境內發現的“成漢”時期地下文物卻少之又少。除了“成漢”自身的短暫外，也與同時期政權更替頻繁，以及戰爭不斷有關。所以，當1989年涼山境內首次發現成漢墓時，在當時的四川亦僅屬於第二次。且在那之後的二十餘年中，只有成都及周邊的什邡、德陽等地，發現過屈指可數的一些“成漢”遺存。
在有限的出土文物中，幾乎所有的“成漢俑”都一改東漢以來四川陶俑圓潤的面貌，而以奇特的外形存在著，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和討論。但基於“成漢俑”發現過少，對其研究資料發表亦少、成果不多，許多問題至今仍未有定論。
族屬問題
陶俑引發的學術討論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成漢俑”的族屬問題分為兩派。大多數學者認為，“成漢”政權為賨人建立，所以“成漢俑”應當是仿造了賨人的面部特徵，帶有明顯的少數民族風格；而以涼山州博物館前館長劉弘先生為代表的一派，則認為其與巴蜀“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銅人像有著極為相似的地方。他提出，漢晉時期，蜀地還完全籠罩在濃厚的古蜀文化氛圍中，而天師道吸收了古蜀的巫覡文化，並深刻影響了“成漢”政權，因此，“成漢俑”反映出了賨人的宗教信仰。
《華陽國志》載：“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種黨勁勇，俗好鬼巫。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漢中。”其中所說的“鬼道”，後世稱為“天師道”，又名“五斗米道”，是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賨人因敬信天師道，並值漢末大亂，紛紛遷入漢中，而李特起義時，也因得到天師道首領、蜀中豪族範長生的大力支持，使得流民渡過難關，轉危為安。
“成漢”建立之初，李雄本想擁立範長生為君王，以緩和流民與蜀民之間的矛盾，但範長生認為自己無法領導流民，於是充分利用信仰的力量“傳授天意”。李雄稱帝后拜範長生為丞相，在其“休養生息，薄賦興教，切莫窮兵黷武”的勸導下，“成漢”一度昌盛，天師道亦成為“成漢”統治集團的精神支柱。
無獨有偶，在上世紀80年代發掘的“三星堆”器物坑中，的確出現許多與“成漢俑”極為相似的面容，絕大多數三星堆青銅人像均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方形臉，眼睛外凸，眉弓凸起，寬鼻闊嘴，大耳招風，頸部碩長，雙手多放於腹前……
近年，學術界又有了新的觀點，以李紹明、藍勇先生等為代表的人類學、民族學、歷史學家，從面貌和形體反映出來的體質特徵分析，認為成漢俑和三星堆青銅人像的族屬很有可能同源，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索德浩先生結合文獻、考古、民族學等材料，對“成漢俑”的族屬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其認為：
首先，成漢俑和三星堆青銅人像表現出的人種一致，種族主體為蒙古利亞人種。“成漢”的建立者雖是賨人，但其領導的略陽、天水等六郡流民，多為西北陝甘地區的氐、羌人，體質特徵自然以西北氐羌為代表。
其次，賨人遷至漢中後，屬於當地的少數派，歷經三世或許早已融入氐羌社會，嚴重氐化，而以氐羌為統治基礎的“成漢”葬俗未必會依賨人之風。
再次，從考古材料上看，賨人分佈區域範圍內未見與“成漢俑”造型類似的陶俑，推測其並非賨人遺存。而蜀地在“成漢”以前、以後的歷代也再未使用此類陶俑，確認其為六郡流民的遺存。略陽、天水、扶風、始平、武都、陰平這六郡，世為氐、羌的傳統聚居地，而氐羌及其先民居住的地方，恰恰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來源地。
同時，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著名的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就曾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經過學界近四十年的分析論證，認為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系統主要源自於黃河上游的甘青地區。再結合復旦大學的遺傳學研究，認為新石器時代“藏彝走廊”的人群也與甘青地區存在淵源關係。
我們可以如此理解，在漫長的幾千年中，成都平原不斷有族群從甘青、岷江上游地區遷徙而來，源源不絕、經久不息，將看似遙遠的西北與巴蜀文化，隱約卻又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我們更能篤定地確信，縱然文明的面貌從未停止地發生著變化，但延續的精神血脈沒有一刻不指向記憶深處的祖源。藉由著這樣的力量，一代代政權、一個個民族也得以像散落的珍珠，在幽曠的歷史長河中，獨耀一方。
（文/賈麗 圖/涼山州博物館提供）
素材來源 | 西昌在線
綜合整理 | 五彩涼山智慧旅遊公共服務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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