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是指統治者迫害知識分子的獄事，歷朝皆有文字獄的記載。到了清代，文字獄升級成了統治者打擊異己，鎮壓對統治不利的一些思想言論的工具。
清代的文字獄數量暴漲，尤以乾隆時期最甚。大清入關以後，順治帝施文字獄7次，康熙帝施文字獄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獄20多次，而乾隆時期的文字獄數量遠遠超過順康雍三代加起來的總和 ，整個乾隆朝一共興文字獄130多起。
乾隆時期的文字獄五花八門，有些文字獄純粹是望文生義、捕風捉影，甚至莫名其妙。但對乾隆來說，原因無所謂，效果最重要。只要是有一點動搖大清統治的苗頭露出來，就要將其扼殺，而且要製造恐怖以震懾人心。
乾隆年間，一份偽奏稿就曾掀起了波及全國的文字獄。
乾隆十六年前後，一份神秘的奏稿在社會上流傳，這份奏稿經過無數人拷貝傳閱，最後傳到了乾隆的手裡。
奏稿是以孫嘉淦的名義寫的，內容比較大膽，幾乎把朝中大臣全部彈劾了一遍。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是這份奏稿還斥責了乾隆“失德”，羅列了“五不解，十大過”，對乾隆本人及登基後的施政進行了抨擊。重點有二：一是抨擊他殺死金川戰爭中有功的將領張廣泗，二是批評他喜歡外出巡幸，勞民傷財。
這份奏稿雖然署名是孫嘉淦，但文辭粗劣，一看就不是孫嘉淦的風格，而且硃批也並非乾隆御筆，顯然是份偽奏稿。
這份偽奏稿的出現，讓乾隆嗅到了一絲政治危機。雍正執政時期嚴刑峻法，國家從上到下的整體氛圍是比較壓抑的。到了乾隆掌權，他覺得經過父親嚴苛的治理，大清朝的內政已經比較穩定。所以他的執政治理方針由“嚴”轉“寬”。
乾隆登基後，釋放了被圈進的宗親、免去了雍正時期官員的追賠贓款，減免了百姓賦稅等等。
但這份偽奏稿的出現讓乾隆感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甚至疑神疑鬼。他感覺大臣們對他的歌功頌德表裡不一，實際在各級官吏中還有和朝廷作對的勢力。而且社會上長期以來固有的滿漢民族矛盾根本沒有減弱，自己的仁政對這股反抗勢力還是成效甚微的。
乾隆擔心這份偽奏稿後面還有更大的政治陰謀，因此決定要一查到底，找出偽奏稿的真正作者。
說到這份偽奏稿，就不得不提孫嘉淦這個人。孫嘉淦是康雍乾三朝元老，以敢於直諫聞名。由於他的直言敢言，經常惹得皇帝不高興，所以孫嘉淦的官場生涯大起大落。
由於這份偽奏稿和乾隆有關，而且其他地方並未流傳，為了不致於擴大流傳範圍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乾隆一再叮囑，除了幾位知情的軍機大臣和地方官員外，偽奏稿絕不能外傳，此事不得走露半點風聲。乾隆命涉及這份偽奏稿流傳區域的官員徹查此案，秘密走訪，及時彙報案情。
隨著追查工作的展開，大家才發現這份偽奏稿傳播的範圍之廣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想，不單單內地的貴州、山東、江蘇、湖北等十七省有傳播，就連遠在雲貴的邊遠土司竟然也有流傳，幾乎風靡全國。這也不奇怪，在專制社會，有人居然膽敢抨擊最高統治者，要是我，我也會好奇的抄一份來看看。
由於傳播廣，自然涉及的人員就多。既有各級官吏、舉員生監、鄉紳、商賈和僧人，甚至還有八旗子弟、蒙古王公貴族、邊疆土司。這給稽查偽奏稿的原作者增加了極大的難度，經常是抓住一個人，嚴刑拷打，順藤摸瓜，感覺好像快接近結果了，結果發現是又一個源頭。
而且稽查工作還經常跨州跨省，犯案嫌疑人動不動就咬出來另一個千里之外的嫌疑人。舉其中一個例子： 貴州巡撫開泰奏報說，奏稿是從一個四川生意人譚永福那抄的，譚永福說他是去雲南賣藥的時候從一個商號那抄的。他在從雲南回家的時候住客棧，還給同住的其他客人抄過。於是辦案把視線轉到雲南的這家商號，經過審訊，商號的人說是從江西人朱醒庵那抄的，審訊朱醒庵，他說是兩個同鄉從漢口的一個叫陳俊臣那抄的，於是辦案人員又轉戰湖北，本來以為抓住陳俊臣快撥開雲霧了。結果山東那邊又傳來奏報，說比這個源頭時間更早，他們就發現了偽奏稿，於是辦案重心又轉到山東開始追查。
在追查偽奏稿的過程中，雲貴扯出湖北，湖北扯出江西，山東又扯出湖南，之後查案的結果變得更加紛亂複雜，越查扯得越多。
這個查辦過程的複雜程度遠遠超出了乾隆的想象。在審訊過程中，有的人因挾仇而互相誣陷，有的拿已故之人拿來搪塞，有的在嚴刑逼供之下直接認罪，但停刑後又喊冤。
有些地方官吏還利用這個機會敲詐營私、擴大案情，大大加重了案情的紛繁複雜程度，同時也給老百姓帶來了極大的騷擾，民間怨聲載道。
案子越查越複雜，遲遲沒有結果，為此，御史書成、鄉居在籍的侍郎錢陳群先後上疏，要求停止查辦偽稿，釋放株連民眾。這使乾隆帝十分惱火，一怒之下，將書成革職，嚴厲斥責了錢陳群。此後，再也沒人敢勸乾隆停止徹查偽奏稿案了。
由於偽奏稿案拖得時間太長，涉案人數眾多，本來秘密進行的查辦工作最後搞的全國上下皆知。
為了維護大清的國體顏面，乾隆給各級官員施壓，讓他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偽奏稿案的查辦工作中，並痛罵一些地方官員的敷衍搪塞行為。
到了乾隆十七年年底，偽奏稿案已經查了一年半，緝獲上千人，因查辦不利而降級、革職的督撫大員十幾人。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可偽奏稿的作者到底是誰，還是不見廬山真面目。
乾隆自己靜下心來也開始思考偽奏稿案的前前後後，他意識到，這可能是個無頭公案，如果繼續下去，與朝政社稷無益。但騎虎難下，如何解決這個困境呢？
就在乾隆焦頭爛額的時候，有個人給乾隆送來了案情轉機。
江西巡撫鄂容上奏追查到江西長淮幹總盧魯生父子傳抄偽奏稿。這一次，乾隆沒有按照慣例讓江西地方官員進行查辦，而是直接下令將盧魯生父子押解到京。
乾隆將盧魯生定為偽奏稿案主犯。乾隆十八年二月，盧魯生被押赴菜市口凌遲處死，他的兩個兒子也被判斬刑。
乾隆下旨，偽稿主犯已經緝獲，所有傳抄各犯俱加恩寬免。對於傳抄偽稿的官員，則照例治罪。
除此之外，審理不力的官員，如江西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知府戚振鷺等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則因失察而牽連革職。
至此，這場轟動全國的偽孫嘉淦奏稿案，才算告一段落，草草收場。
這個結果只能說是乾隆給自己的臺階，偽奏稿案真正的“元兇”依然逍遙法外。這個元兇到底是一個人，還是一些人，也許永遠無法弄清真相了。
值得一提的是，偽奏稿雖然是假的，但孫嘉淦卻惶惶不可終日，加上年老體弱，最後憂懼而死。
閱讀更多 葉紫檀說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