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上的“中國佬"：種族主義想象力
程巍：中科院著名學者。
種族主義想象力之所以可怕，是因為它讓所有人都覺得種族主義是對的，甚至連被歧視的一方也這麼認為。這句話聽上去有點繞，其實說白了，就是別人因為你的黃皮膚而歧視你，把你欺負了，你不但不生氣，還覺得真是自己不爭氣，天生比人差，活該被欺負。這就是種族主義想象力，它把人按照種族劃分出優劣高低，用這種虛構的劃分去預先判斷是非對錯，而不是根據事實真相。
作者程巍之所以會研究這麼一個問題，還要從100多年前著名的泰坦尼克號沉船事件講起。1912年4月18日深夜，歷經4天海上航行，搭載著700多名泰坦尼克號海難生還者的卡帕西亞號抵達了紐約。濛濛細雨中，紐約東河碼頭上聚集了成千上萬的人，迎接卡帕西亞號的到來。他們身份不同，心情各異，有海難者的家屬親友，有警察、海關人員、聯邦政府官員、教會人士、圍觀群眾，還有一些與泰坦尼克號有著直接或間接利益關係的跨國公司老闆。
一天後，《紐約時報》登出了一篇新聞，題目不是《泰坦尼克號海難》，而是《中國偷渡客》，裡面詳細描述了泰坦尼克號上的幾個中國人，如何憑藉著自己的種族劣根性，卑劣地在這次海難中活了下來。不久後，這個故事傳到了中國，國內的輿論界藉此機會，對中國人的國民性進行了一番深刻而激烈的聲討和反思，結論是，中國人真是一個劣等民族。注意，不是單指泰坦尼克號上的那幾個中國人，而是全中國的人都是劣等民族，而且這話是我們中國人自己說的。
《紐約時報》的這篇文章，以“從泰坦尼克號上獲救的人中有6箇中國人"開始以“聯邦政府官員正在為遣送他們回國”辦理手續"結尾，中間細緻地講述了這6箇中國人卑劣地在海難中逃生的故事。但是100多年後，經本書作者程巍仔細查驗核
對所有證據之後證明，除了那開頭與結尾的兩句話，整個故事所有細節全是杜撰。但是，那又如何？這並不妨礙美國人相信這是真的，而後說中國人是劣等民族；這也不妨礙當時中國的有識之士們相信了這篇報道，而後展開自我批判，甚至把這件事編入當時的語文教科書裡，教育給孩子說中國人有多麼的差勁。看著手中的調查真相，以及那些被人視而不見的證據，本書作者程巍深感痛心地說道：那時的我們，正處於一種“種族主義自虐"的狀態當中。
書中圖文並茂，尤其對新聞報道中的虛構與矛盾之處，進行了嚴謹而深入的對比、剖析和解讀。作為一名中國人，作者更是為那一段歷史深處的人性之陰暗和當時中國國勢之艱難而扼腕嘆息。
一、美國媒體為什麼要毫無依據地醜化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人。
在1912年的美國，當泰坦尼克號海難發生之後，英美媒體便對海難進行了跟蹤報道。只不過他們的報道比較奇怪，主要是關注點不太對頭。他們關注的焦點不是海難是怎麼發生的，不是誰應該為海難負責。而是當船隻下沉時，不同族群的乘客分別幹了什麼。不僅如此，在對乘客行為的描述中，這些報道還挾帶了一種強烈的傾向一一讚美自己民族，歧視其他民族。這些媒體的描述中往往有這樣一個場景：一邊是深夜大海、寒風沖沖，泰坦尼克號船體正在緩緩下沉；另一邊是在船的甲板上，所有的盎格魯一撒克遜人，也就是血統
最純正的英國人和美國人，男乘客沒有一個驚慌，男船員沒有一個離崗，他們展現出了極高的紳士風度和騎士精神，堅持讓女士和孩子優先進入救生船，許多男士因此而葬身大海。
船上的其他乘客表現又如何呢？剛才我們說到的《紐約時報》那篇題為《中國偷渡客》的報道說：有6箇中國人，在泰坦尼克號還沒離開英國港口前，就偷偷溜進了其中一隻救生艇，當船撞上冰山時，他們並不驚慌，他們隨身都帶了女人用的披巾，當聽到有人大喊“女士優先入艇"時，他們就拿披巾把自己遮了起來，讓船員誤認為他們是女人。
即使在今天，如果聽到這樣的新聞，恐怕每一個國人都會為自己同胞的行為感到羞恥，並對英美民族的紳士風度感到由衷地欽佩。這些羞恥和欽佩都有一個大前提，那就是這些報道的新聞內容屬實。作者程巍通過詳細舉證比對，發現那些對英美民族紳士風度的描述純屬虛構，相應的，那些對中國人的侮辱性指控，也都是謊言。
首先，倖存的6位中國人絕非偷渡客，他們是英國唐納德輪船公司香港分公司的僱員，在香港至利物浦的航線上做司爐工。他們之所以在泰坦尼克號上，是因為他們被公司派到西大西洋航線上工作，所以乘坐了泰坦尼克號去紐約，準備上崗。也們6人登上泰坦尼克的船票是唐納德輪沿公司為他們購買的，是一張三等艙的集體票，票號1601，所以，這6個人出現在泰坦尼克號上絕對合理、合法，根本不是什麼偷渡客。其次，他們上救生艇的過程也是嚴格遵守了婦孺優先的指令，在附近看不到婦女兒童的前提下，經過負責船員的同意，才上了救生艇的。
英美民族的男士們也遠沒有報紙刊登的那麼高尚。實上，最早離開泰坦尼克號的那7只救艇裡，坐著的幾乎全是頭等艙的男女乘客，而且這些救生艇大多空了一半座位，並且拒絕返回救人。比對泰坦尼克號海難事件全部生還者的數據我們會發現，獲救的全部649名成年人中，男士335名，而英國美國男子則有267名，另外，有165名婦女與兒童被留在了沉船上，與泰坦尼克號一起葬身大海。試問，如果婦女與兒童優先，為什麼還會有那165條生命遇難呢？那267個盎格魯一撒克遜“道德楷模"又為可會倖存呢？
然而，就是這樣一些經不起推敲、漏洞百出的新聞，卻能在美國本土的報紙上連續刊登，並得到廣泛的認同。作者分析這裡有兩個原因，一是此時的美國社會本來就有強烈的排華情緒，二是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動用資源操縱了輿論。
回看當時的歷史，我們不難想起，那時各個帝國主義國家正在對很多弱小國家進行野蠻的殖民。既然自詡是文明社會，就必須為自己的殖惡行辯護，不然道義上就站不住，為了解決這些矛盾，英美國家使出的辦法就是強化族群差異，構建出一個“族別優劣"的理論。要構建這個理論並不難，因為種族主義本來就跟英國向外殖民的歷史密不可分。英國人為了能合理地殖民其他國家和地區，就拿進化論、解剖學、人類演進的規律等各種理論，來印證自己的人種理論，結論當然是盎格魯一撒克遜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理當統治世美國的排華情緒也正是籠罩在這種種族理論的氛圍下。比如，美國在1882年頒佈了一個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拒絕中國人入境美國，這也是美國通過的第一部針對特定族群的移民法。當時正值美國的淘金熱和西部地區開發，需要大量廉價勞工，剛好碰上了中國國內又是饑荒又是戰亂，於是大量華人移民就湧入美國謀生，只是去的人太多，給美國本土居民的就業
帶來了壓力。但美國設立這項法案時為自己準備的辯護詞，拋出的卻是一種種族主義論調，大意是，因為華人是低劣的民族，所以不能讓華人入境，來危害我們的自由事業和自由政體，甚至造成我們本土民族的退化。也正是因為這個法案和排華情緒，所以當泰坦尼克號上發現中國人時，英美媒體才會聯想到他們是偷渡客，活下來肯定用了某種卑劣的手段。
剛才我們說了英美媒體無端醜化中國人的第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社會上高漲的排華情緒，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那些利益相關的跨國大公司，是如何動用資源操縱輿論的。坦尼克號撞上冰山沉沒之後，意識到自己攤上大事了的英國白星航運公司和相關跨國公司立刻展開了危機公關。也們在第一時間動用自身的資源封鎖了消息，繼而開始操縱輿論。他們通過強化種族歧視，包括煽動排華情緒等方式，壓住了對公司管理進行追責的輿論浪潮。至於結果，我們都看見了，大眾視線被成功地轉移了，將一個原本必須嚴厲追責的經濟事件，轉變為了一次對本民族男性優秀品質的熱烈讚美。拯救了英美兩國一大波本該陷入危機的行業，比如保險業、造船業、股票交易業、跨大西洋旅遊業等等，讓他們避過了一場經濟上的重大連鎖危機。同時，媒體報道也為《排華法案》的繼續實施提供了事實依據，因為你們看，中國人確實那麼低劣，我們努力阻止他們入境當然是對的。
二、分那麼為什麼中國人自己對這個虛構的海難故事也如此深信不疑呢？
中國人自己不但相信了美國人對我們的醜化，甚至批判和醜化的程度比美國人還要激烈。
如果我們回顧鴉片戰爭以來到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思想演變，我們會發現，歷史發展到了這一時期，所有的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孔孟之道、儒家思想、社會習慍、道德倫理，都已經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與落後腐朽劃上了等號。在這一時期，不管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還是其他的進步知識分子，都對西方文化有著強烈的嚮往。也們往往都接受過西式教育，並經歷過方文化的浸潤，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許多人漸漸開始發自內心地認為，西方社會是進步社會、人民正高等民族，而中國社會是落後社會、人
民是劣等民族，這使得他們內心深處有著強烈的民族自卑感。比如胡適就說過：“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這一連串的“不如人"，魯迅的一句話更有名，他說“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
當泰坦尼克號的新聞傳入中國之後，作為社會中主要輿論喉舌的知識分子們，之所以輕而易舉、毫不懷疑地相信了，是因為這一事件再次激起了他們心中長期以來的民族自卑感，他們覺得那些新聞中的中國人，和他們印象中的低劣的中國人一模一樣。然如此，那還有什麼好懷疑的？除此之外，泰坦尼克號的新聞傳播，整個過程都在英語這個環境中展開，英語是唯一的報刊報道和官方調查機制使用的語言，
這也確保了盎格魯一撒克遜人對海難敘事的控制權。而生還的三等艙的外國人，以及那些不說英語的人，僅僅因為不會說英語，就已一經徹底失去了講述和辯護的可能。前文所講的，英美媒體受到排華情緒影響和跨國公司的操縱，試圖用種族歧視來淡化政治危機和經濟追責，當中國的知識分子從英美國家的媒體瞭解到泰坦尼克號沉船經過的時候，其實看到的已經是被歪曲和操縱過的新聞。
這幾個原因互相作用，使得中國的知識分子不但沒有意識到新聞報道中的種種矛盾和種族主義傾向，反而激發了他們的種族主義想象力，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憤慨和恨鐵不成鋼的情緒，讓他們對國人的民族劣根性展開了過度的批判和檢討。比如上海《申報》的報道中，對英美民族的描述是這樣的：當此危險之時，明知死在目前，仍能談笑從容，彼此相讓，精神氣度，可敬可愛。然而一旦談及6箇中國人，便又話鋒一轉。另有一篇題作《鐵達尼上的國恥》的文章說道：“可是在這時候，丟盡中國人面子的事發生了。四個中國人鬼鬼祟祟出地躲進一隻救生艇的船底去““中國人不慍遵守秩序的精神，在這裡完全表現無遺。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中國又多了一個國恥！在隨後的歷史當中，關於泰坦尼克號的事蹟，還被反覆寫進了教科書中教給孩子，向孩子傳遞那一種種族主義想象力的產物。
三、為什麼說陷入種族主義想象力對一個非西方國家而言是極其危險的。
當泰坦尼克號新聞傳入中國國內時，自詡進步的西化派知識分子們幾乎不加思索地接受了這一虛構的事實，包括那些頭腦聰敏、影響力很大的人。我們現在知道，那些新聞根本經不起推敲，可他們還是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並且以此為起點，對中國人的劣根性展開了激烈批判。國內最精英的頭腦們，他們擁抱西方，認同西方的價值觀甚至人種觀，他們用一套西方的話語體系來批判中國人，卻沒有發現那一套話語裡包含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西方中心論。也們心中潛伏著的種族主義，在一個具體件面前引爆了，變成了種族主義的想象力。他們不但對那些帶有強烈種族歧視的新聞照單全收，而且還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把個體的行為上升為國民性的批判。這就是種族主義想象力的可怕之處，
西方國家歧視中國，覺得沒什麼不對，而被歧視一方的中國對此竟然也表示認同，這種傾向走到極端，就是文化的自我殖民，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對殖民地進行文化殖民並不是什麼秘密，印度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印度有一個名詞，專門用來指代那些社會中西化派的知識分子，叫做“麥考利的孩子”
“麥考利”指的是托馬斯·麥考利男爵，在19世紀中葉，這個人曾經擔任印度殖民當局的教委會主席。也提交了一份《教育備忘錄》，這一份備忘錄主張廢除印度本地語言教育，將
英語作為印度教學語言和官方語言。也們的目的在於培養一批本地人做傀儡，來幫助英國治理殖民地。
幾十年後，當英國去考察文化殖民的成果時，他們看到這樣一個景象，當時的文獻記載道：印度的西化派學者和學生在一切場合都使用上個世紀古風盎然的書面英語，這些土著的模仿本能及其取悅他人的慾望永遠使人無法知道他們的情感是真是假，事實上，他們是否知道自己是誰？西化派的印度令人大生疑問。
印度人在英國人面前就像一幫小丑，而這些小丑顯然以為自己融入了西方世界，舉手投足間都是一副英國紳士的派頭。這是一幅非常恐怖的畫面，他們已經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了。文化本是國家和民族的根，他們的根被徹底斬斷拔除了。
英國把文化殖民策略這一套用得很溜，而且不僅是在殖民地，包括在那些它想要殖民的地區，也會使用這一套手段，也包括當時正遭受列強瓜分的中國。、當然，印度和中國不能完全相提並論，中國從未被完整的殖民過，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從未成為所謂“麥考利的孩子"。中國知識分子民族自卑感的產生，更多是源於另外兩個原因。一是他們內在的文化抵抗力缺失了，那種抵抗力本來應該是由本土文化提供的，但在20世紀初那會，中國已經被列強武力凌辱和經濟掠奪了幾十年了，中國人的文化精神幾乎癱瘓，中國人對本土文化也已經毫無自信可言
另一一是總有各種外部信息來不斷刺激他們的民族自卑感，比如列強的侵略瓜分、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而泰坦尼克號的新聞成了一個導火索，引爆了知識分子的種族主義想象力。
作者在書中分析道，當這些知識分子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坍塌以後，學習西方文化時，就缺乏一種對西方文化進行判斷和取捨的能力。這些本土文化本該像一個人的免疫系統一樣，辨別西方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但西化派身上卻失去了這樣一個文化免疫系統，這導致了他們在學習西方文化時幾乎是照單全收。同時，中國在這一段歷史中所遭遇的種種歷史性劫難，總在不斷刺激他們心中的民族自卑感，讓他們憂憤難當。內外兩個因素共同作用於西化派知識分子身上，使得原本來自西方文化的種族歧視，漸漸在他們的意識中變成了有根有據的事實。也們逐漸陷入了一種種族主義自虐的心態當中，並在應對自己和西方民族的各種事件時，越來越習慍於利用種族主義的想象力，下意識地把西方等同於文明、先進、美好，把中國想象成落後、愚昧、卑劣，並且覺得理所當然。而這一種心態若走到極端，就是文化上的自我殖民，這對一個國家的民族心理是毀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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