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興起:相繼50年的貴族叛亂奠定了民族主義基礎

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興起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庫爾德貴族領導的反抗鬥爭,第二個階段是宗教領袖領導的鬥爭,第三個階段由世俗知識分子和軍官階層領導。

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興起:相繼50年的貴族叛亂奠定了民族主義基礎

庫爾德一語最早始於阿拉伯帝國時期。公元7世紀隨著對外交往的加深,“庫爾德”一詞逐漸廣為人知,意為“英雄的人們”或“勇士”。10世紀後半葉出現了五大庫爾德王朝:北部有沙德達迪斯與拉瓦迪斯,東部有哈桑維迪斯和安納齊德,西部是馬爾萬迪斯。

12世紀,塞爾柱王朝蘇丹桑賈爾建立了一個名為“庫爾德斯坦”的省份,範圍相當於今天的伊朗庫爾德斯坦省,以巴哈爾為首府,庫爾德斯坦的名稱從此流傳下來。

13世紀,蒙古大汗蒙哥六弟旭烈兀打敗統治庫爾德地區的阿拔斯帝國,建立了伊爾汗國。

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興起:相繼50年的貴族叛亂奠定了民族主義基礎

16、17世紀,伊朗薩法維王朝和奧斯曼帝國相互攻伐,將庫爾德斯坦被一分為二,最終後者憑許多優多優勢控制了大部分庫爾德地區。1514年,奧斯曼土耳其人在查爾迪蘭一役徹底擊敗波斯人,從此將大多數庫爾德人變成帝國臣民。為了爭取庫爾德人,蘇丹賽裡穆採納比提里斯省長、庫爾德人哈基姆·伊德利斯的建議,在當地建立了16個擁有自治地位的庫爾德公國,公國的王公稱為埃米爾,20個桑賈克(相當於省級行政區),桑賈克的長官稱為貝伊(地方長官名,僅次於帕夏,即新疆等地的巴依老爺),還有一些小的庫爾德采邑。

這些庫爾德埃米爾公國擁有與帝國中央相似的政府結構,保持行政獨立。自治強化了庫爾德人的獨立意識,使得後來任何削弱其政治特權的意圖都遭到了激烈反對。

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興起:相繼50年的貴族叛亂奠定了民族主義基礎

兩大帝國之間的戰爭並沒有停息,直到1639年,薩法維王朝與奧斯曼帝國簽訂《祖哈布條約》,庫爾德斯坦被正式一分為二,這一條約對後世的庫爾德民族主義影響深遠。

18世紀,奧斯曼帝國實力下降,帝國有識之士開始有意識進行改革,改革重點是加強中央集權,遏制地方分權。改革在庫爾德地區遭到了部落貴族的反對,甚至引發了大規模的叛亂。

1806年,巴班公國易卜拉欣·帕夏·貝貝去世,奧斯曼帝國中央政府決定廢除巴班部落選舉埃米爾的慣例,此舉遭到了易卜拉欣侄子阿布杜拉赫曼帕夏的堅決反對,並首先發起叛亂,三年後,巴班部落兵敗,阿布杜拉赫曼帕夏逃亡國外。

此後,土耳其南部、伊拉克的裡萬杜茲、埃爾比勒和摩蘇爾等地也相繼發生了庫爾德貴族叛亂。最著名的就是1847年的貝迪爾汗起義,貝迪爾汗起義的原因同樣是不滿奧斯曼的集權改革以及把其領地劃給仇敵穆罕默德帕夏執政的摩蘇爾省,但是叛亂也很快就被奧斯曼政府鎮壓。

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興起:相繼50年的貴族叛亂奠定了民族主義基礎

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奧斯曼國內兵力空虛,一些庫爾德地方勢力業蠢蠢欲動。1855年,葉茲丹·謝里率2000士兵發動叛亂。叛軍一路勢如破竹,接連獲勝。奧斯曼最高波爾特(中央政府)準備鎮壓庫爾德叛亂,但尚未行動,葉茲丹的人馬便自行解散。主要原因是英國為支持奧斯曼帝國

與俄國作戰、派外交官賄賂葉茲丹手下的部落首領,勸其放棄與政府作對。同時,葉茲丹也受英國人誘騙,被蘇丹政府囚禁。

葉茲丹叛亂失敗,意味著傳統形式的庫爾德叛亂時代宣告結束。

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興起:相繼50年的貴族叛亂奠定了民族主義基礎

改革還損害了蘇非教團的利益,最早由宗教人士發動的庫爾德叛亂髮生在19世紀70年代,領導人是納格什班迪教團首領謝赫·伍拜伊頓拉。1877年,伍拜伊頓拉利用庫爾德人對伊朗、奧斯曼兩大帝國政府的不滿發動了叛亂。他首先爭取外部支持,派人向麥加謝里夫、埃及赫梯夫和俄國求助,求助無望後,伍拜伊頓拉又向英國領事寫信求助,稱庫爾德人是單獨的“民族”,並對“波斯和土耳其政府的罪悲行徑”表示抗議。伍拜伊頓拉還和美國人聯繫,希望能獲得美國支持。謝赫·伍拜伊頓拉開啟了近代庫爾德反政府勢力公開與西方結盟的先河,他也是第一個公開倡導庫爾德自治的人。

但是謝赫·伍拜伊頓拉的叛亂遭到了土耳其和波斯的聯合鎮壓。

19世紀的叛亂激發了庫爾德人的族群意識,進而為20世紀現代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從19世紀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東庫爾德民族主義有了明顯的發展,新的庫爾德民族主義分子來自知識和軍官階層,包括19世紀叛亂貴族的後代。在首都伊斯坦布爾川庫爾德地區,部分庫爾德民族主義者興辦了具有明顯族群性質的語言學校、俱樂部等文化組織,推動庫爾德族群文化的保護與發展,激發族群意識,加強民族主義者之間的聯繫和溝通。有人還大膽發表從奧斯曼統治下“解放”庫爾德斯坦的言論。庫爾德詩人霍儀提出:“庫爾德人只有藉助筆和寶劍才能實現建國。”

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興起:相繼50年的貴族叛亂奠定了民族主義基礎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承諾給國內不同族群以自治地位,使各類民族主義及其組織深受鼓舞,他們在伊斯坦布爾成立“庫爾德合作協會”,以“復興和發展庫爾德斯坦”為宗旨,推動庫爾德地區的改革事業,促進各方面發展與進步。作為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部落貴族貝迪爾汗既是奧斯曼帝國的議會代表,又是爭取庫爾德斯坦獨立委員會的秘書。他在陪伴英國官員遊歷庫爾德地區的過程中再三強調:“我們和土耳其人毫無共同之處。”

由於庫爾德知識分子還屬於相對較弱的社會群體,多數庫爾德人的宗教認同大於族群認同。民族主義者將獨立建國的希望主要寄託於西方列強的支持,而不是發動庫爾德民眾的支持,這時候的庫爾德民族主義是一場沒有大眾參與的“紳士遊戲”。

對於庫爾德民族主義的出現,奧斯曼政府的態度前後有明顯變化。青年土耳其黨原本倡導自由主義,但在政權鞏固以後,卻很快轉向了大土耳其主義,開始大搞政治獨裁,壓制非土耳其主義的思潮。致使部分庫爾德組織的主要領導人或被捕或處死,庫爾德民族主義運動嚴重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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