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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山東省臨沂市郯城縣一中高考考點門前，考生們自拍留影。
近日，最熱的話題無疑是高考。一方面，作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考試，高考直接關係到今年975萬考生未來學習深造的機會，不僅考生為此全力以赴，努力考出最好成績，而且他們的家人、親朋和師友等給予其各種方式的支持和鼓勵；另一方面，作為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的核心機制，高考歷經40多年改革發展，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早已被公認為社會公平的象徵，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社會各界為保障高考順利進行，作出積極努力。
這種懷舊與其說是對往日的追憶，不如說是向高考點燃青春夢想的一次致敬。正如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劉海峰所說，高考承載著幾代人的青春與記憶，承載著無數人的夢想與追求，它不但鐫刻著一代代學子永不磨滅的記憶，也鐫刻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砥礪前行的印跡。青島大學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劉恩賢曾把1978年以來的高考制度改革劃分為3個階段，即以“高中會考與標準化考試”為特點的高考改革1.0版（1978—1997 年），以擴招、高考科目設置與命題方式改革為特點的高考改革 2.0版（1998—2009 年），以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為特點的高考改革 3.0版（2010 年至今）。這種劃分勾勒出中國高考制度演進的軌跡。審視高考制度演進的歷程不難發現，它在氣象萬千的中國社會發展變革中，堅守著不變的初心。
時間、命題方式等在變
分省定額錄取模式沒變
高考最顯而易見的變化之一是考試時間。劉海峰介紹說，由於“文革”之後，百廢待興，培養人才時不我待，1977年的高考是在當年12月舉行的，這也是全國統一高考唯一一次在這樣的“特殊”時間舉行。從1978年之後，全國統一高考就穩定在夏天舉行，大部分年份是安排在7月7、8、9日三天。從2003年開始，全國統一高考時間提前一個月舉行，改為6月的 7、8、9日。
對於命題方式的變化，劉海峰認為總體上呈現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變化趨勢。具體來說，1977年，高考分省命題，各地級市評卷。1978年起，實行全國統一命題，分省評卷。1985年，上海率先實施自主命題，之後一些省市跟進，到2004年，單獨命題的省份達到11個，後來最多時自主命題省份達到16個。從2015年開始，高考命題又逐漸向全國統一命題方向迴歸，到2018年高考，使用全國卷的省份達到26個。
劉海峰表示，不論是實行全國統一命題還是實行分省命題，在錄取上都始終秉持“區域公平”的原則，進行分省定額錄取，通過區域配額調控各地考生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
對年齡、婚姻狀況限制在變
考入名牌大學的競爭依舊激烈
不同時期，高考制度對報考年齡和婚姻狀況的限制進行了很大調整。劉海峰介紹說，在恢復高考的前兩年，面對“文革”10年對教育造成的破壞局面，對報考年齡和婚姻狀況放得較寬。雖然根據相關規定，報考者不得超過25歲，部分可以放寬到30歲，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執行得並不嚴格，超過30歲的考生大有人在。1980年以後，對考生的報考年齡在25歲以下和未婚的限制逐漸成為長期執行的制度。一直到2001年，這兩項限制被取消，高考向所有青年和成年人放開，成為一項“終身教育考試”。
對比高考錄取率不難發現，中國高等教育經過40年發展，正在邁向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具體來說，從1977年恢復高考當年的錄取率不足為5%，攀升到1985年的35%；從2002年約63%躍升到2013年76%，近幾年一直穩定在74%至75%之間，高考錄取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此相應，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也從極度精英化，到2002年邁入15%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門檻，之後，迅速發展，到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到42.7%，當前，中國正在邁向毛入學率50%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
在高等教育大踏步邁向普及化的同時，也要看到，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仍然稀缺，特別是進入名牌大學的競爭依然非常激烈。正是因為如此，對很多考生和其家長來說，錄取率大幅提升的背景下，面對高考也很難減輕壓力。劉海峰表示。
考試內容和科目在變
總分錄取模式仍未變
隨著時代變遷，高考內容一直在持續發展演變。劉海峰表示，從高考考試題型發展來看，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部分考題是記憶類的，還經常使用填充題，主要測試考生對知識的再現能力，相對而言難度不那麼高。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英語引入標準化考試，即ABCD選擇題，這種客觀的選擇題題型後來運用到所有科目，並逐步增加了對求同思維、求異思維和邏輯思辨能力的要求。就語文高考作文命題而言，發展變化非常大：剛開始恢復高考那幾年，多是要求考生寫記敘文或讀後感之類的文章；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讓考生根據相關材料作文的命題一度很流行；近年來，作文命題呈現多樣化趨勢，從知識立意，走向能力立意和素質立意。
從考試的科目來看，40多年高考也歷經多次變化。1977年恢復高考之時，考試劃分為文、理兩科，每科各考4門，後來文科考試增加到6門，理科考試增加到7門。1999年，高考科目發展為“3＋X”即對考生進行語文、外語、數學（即“3”）必考科目考核，此外，讓考生從政治、歷史、地理、化學、生物、文科綜合、理科綜合、文理大綜合中選考1至2門（即“X”），並在實踐探索後逐漸固定為“3（語文、外語、數學）＋2（文科綜合、理科綜合）”。2014年，國務院出臺《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在進行高考綜合改革試點的上海、浙江實行文理不分科的“3＋3”科目模式，即除了語文、數學、外語3門必考科目之外，考生可從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6個科目中自主選擇3科。在劉海峰看來，上述舉措雖然可以歸入高考科目改革範疇，但是達到了“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綜合改革效果，因為它與中學的教學組織形式、高校招生的科目要求、不同選考科目成績的等值和換算等都有密切的關係，可以說是恢復高考40年來改革幅度最大、影響也最深遠的一次改革。
劉海峰同時指出，雖然高考制度包括考試科目等經歷了諸多變化，但是以不同科目分數相加的總分錄取模式始終沒有變。高考制度的精神或靈魂是公平，公平競爭、擇優錄取是高考制度的根本，社會對高考最大的期望之一就是公平公正，而“分分計較”的總分錄取模式就是高考公平性最直觀體現之一，因而受到社會大眾的普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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