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性質是一樣的，都是針對費用扣除後的收入進行徵稅，不可避免會出現兩個稅種之間的“穿底”。關鍵問題在於，中國企業所得稅的徵收率極低，企業所得稅的實際稅負遠低於個稅，於是單向的“穿底”就成了一個普遍現象。
所得稅“穿底”的治理，宜疏不宜堵，需要同時從兩頭著手，強化企業徵管的同時，要下調個稅的邊際稅率，通過降低“穿底”的收益來糾正“穿底”行為。
“1元月薪”的中國高管
我們經常在很多新聞報道上，看到為數眾多的企業高管的收入非常低，更有一些表現特別突出的高管，稱自己每個月只拿1元月薪，甚至是0年薪。這個現象經常被公眾解讀為高管對企業的無私奉獻，實際上這是中國所得稅“穿底”的一個重要表現而已。
高管如果按照正常水平領取工資，正常情況下將面臨45%的邊際稅率，按照我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法，稅前可抵扣的費用非常少，這意味著稅後收入將極大地減少。反之，如果把工資報酬留在企業中，再將自己的日常開支等納入企業的財務支出，從稅收的角度來說，就是支出費用化了，自然也就沒有納稅一說了。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穿底”。
中國的所得稅制跟大多數國家類似，針對自然人和法人設置了不同的所得稅，但與大多數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缺乏對兩種所得稅之間的有效銜接。個人所得稅採取了累進制，其中工資薪金所得從3%的稅率逐步提高到45%，勞務報酬的最高稅率也達到40%。這種累進稅率的設計充分體現了個稅的收入調節的目標：低收入者少交稅、高收入者多交稅。企業所得稅設計了比例稅率，2007年之前是33%，之後是25%。單純就法定稅率來說，個稅的最高稅率遠高於企業所得稅，這是激勵所得稅“穿底”的第一重因素。
實際的情況比以上這些要嚴重。中國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遠低於法定稅率，雖然法定稅率是25%，但實際稅率僅為13%左右。造成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過低的原因，一方面是各種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例如工業開發區、西部地區、高新技術企業都享受了15%的優惠稅率，小微企業減半徵收後的所得稅稅率僅為10%；另一方面是企業所得稅的徵收率極低，中國每年有40%的企業是不繳納所得稅的，這其中有一部分是因為虧損，但更大一部分是收到徵管難度和力度的困擾。此外，企業所得稅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減免和減徵，例如研發和環保支出都可以多扣除相應費用。實際稅率過低，是激勵所得稅“穿底”的第二重因素。
企業所得稅徵收了，並不就必然意味著企業承擔了相關支出。中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一般會承諾兩種類型的所得稅優惠政策：減免和返還。企業所得稅減免一般有“三免三減半、五免五減半”，也就是頭三年免徵，後三年徵一半，這個政策干擾了稅收徵管本身，因此近年來用的較少。稅收返還是所有地方几乎都會用到的政策，常規的做法，是將地方財政分享的部分返給企業，中央財政要拿走企業所得稅收入中的60%，地方可以將剩餘的40%再退給企業。這意味著，企業真正承擔的實際稅負，比我們計算的13%的企業實際稅率更低。這是激勵所得稅“穿底”的第三重因素。
當然了，企業不僅要交所得稅，還要交流轉稅和一些附加稅。按照目前的稅制，流轉稅主要是增值稅，小企業一般都是按照3%的徵收率繳納增值稅，正常情況下，一個小企業的綜合稅負可以控制在8%以下。8%的企業稅負和45%的個人稅負，兩者之間的鉅額差距就是“穿底”的真正得益。
所得稅“穿底”的影響
所得稅“穿底”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造成個人所得稅失去了自身的意義。
在中國目前18個稅種裡，以調節收入分配為目標的，只有個人所得稅這一個稅種。我們的財產稅幾乎沒有，其中房產稅還遲遲未出臺，遺產稅更是沒有提上日程；國家想要調節窮人和富人之間的收入、財富的差距，幾乎全部依賴個人所得稅。但是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幾乎沒有發揮收入調節作用。
首先是個稅的納稅人數太少。2011年6月，我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將個稅起徵點（減除費用標準）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當時，財政部稅政司副司長王建凡對媒體表示，減除費用標準提高後，我國的納稅人數由約8400萬人減至約2400萬人。這意味著，我國當年繳納個稅的人口約為2400萬人。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現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前所長賈康表示，中國只有2800萬人繳納個稅，佔總人口的不到2%。
雖然目前沒有公開過最近的個稅繳納人數，但過去七年間，因為價格上漲、工資上浮而將一部分低收入群體由不納稅推升到了納稅群體，加上個稅徵管力度強化，最多也就是將納稅人數推升一倍，即差不多6000萬人。即便如此，在全國7億多工作人口中，不納稅的仍佔90%以上。試想一下，中國快速攀升的個稅邊際稅率，是為了調節收入分配，但是如果納稅群體還不到10%（甚至只有2%），那麼這個收入分配也僅僅是在這不到10%的群體內部進行。從全體工作人口來看，個稅邊際稅率的快速攀升甚至會惡化收入分配。
其次是個稅逐步演變為工薪稅。在所得稅“穿底”不嚴重的情況下，富人收入較高，適用最高的邊際稅率，雖然富人人數較少，但是有龐大的稅基，輔以較高的稅率，這部分群體對個稅收入的貢獻應該是最大的。但是在所得稅“穿底”如此普遍的情況下，富人的個稅是流失的。與此同時，一些靈活就業的低收入群體，雖然他們的收入也超過了3500元的納稅門檻，但是現有的稅收徵管制度還無法覆蓋。於是真正為個稅做出貢獻的，是那些在國企、外企、事業單位機構等工作的人口，這部分人的收入幾乎全部依賴於工資，這部分人群也就是常說的中產階級。
最後是個稅的邊緣化。個稅在全國稅收總收入的比重僅為8%，這還是得益於近幾年個稅的快速增長。低比重的個稅與中國居民部門的財富積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個稅在未能調節收入分配的同時，也未能在國家稅收收入的構成中佔有重要位置。更為嚴重的是，這8%的個稅收入集中於少數幾個地區，其中，上海、北京、廣東、江蘇四地的個稅佔全國個稅總收入的一半，個稅在很多地方處於可有可無的尷尬地位。如果深入到基層政府，例如一些欠發達的縣和鎮，個稅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稅種。
此外，與所得稅“穿底”相伴隨的一個疑問，相關企業或個人的行為是逃稅還是避稅？從法理上，逃稅和避稅是很容易區分的，前者是違法行為，後者是利用稅法的漏洞進行的稅收籌劃。但是在實際徵管過程中，這兩者之間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一些合理的稅收籌劃可以被認定為逃稅，一些逃稅行為也可能被認定為合理避稅。
大多數的所得稅“穿底”行為，都是避稅，而非逃稅。中國的個稅稅法，也將個體工商戶納入個稅徵繳範疇，但無法區分個體工商戶的利潤和工資。同樣的道理，個人賺取的勞務報酬，也是可以以企業的身份進行對接的。
例如，某個稅務專家給A企業提供了諮詢服務，A企業需要支付一筆數額較大的勞務費。假如該稅務專家同時身為一家諮詢服務企業B的法定代表人，那麼A企業支付給該稅務專家的勞務費，就可以轉化為支付給B企業的諮詢費。對A企業來講，支付給稅務專家的稅前勞務費或支付給B企業的諮詢費，總額是一樣的，但勞務費和諮詢費適用的實際稅率差異很大，因此稅後的實際所得會有巨大差異。這樣的業務模式，很難界定為逃稅，因為這種諮詢服務也需要相應的員工和開支，如果全部限制在勞務費支出，那麼諮詢過程中發生的所有費用均不能在稅前扣除，完全適用個稅也就顯得不合適了。
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穿底”行為的逃稅嫌疑。同樣的例子，如果稅務專家本來就是A企業的員工，年終企業發放了一筆數額巨大的獎金，同樣的操作，雖然是逃稅，但是核查的難度太大。這種智力服務與生產過程不同，是完全無形的，如果稅務部門強制認定為逃稅，也會產生稅收爭議。
治理“穿底”要兩手並舉
治理所得稅“穿底”，不能採用“堵”的策略。
現代經濟異常複雜，稅務部門能夠做到的是，就某個特殊的案例進行有針對性的檢查，但是沒有辦法針對所有類似的行為進行核查。更不能實施“一刀切”的政策，自然人與法人雖然在稅法上是不同的，但在真實經濟生產過程中，自然人具有多重角色，既可能是企業的員工，也可能是法人代表，因此無法在政策上對他們的行為進行徹底區分。
要減少所得稅“穿底”行為，需要降低所得稅“穿底”的套利空間。這種套利空間的下降，對應了“一升一降”兩個必備手段，即提高企業所得稅稅率，同時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
首先是降低個稅的邊際稅率。中國目前最高的邊際稅率是45%，與世界很多發達國家相比，還是高了一些。邊際稅率越高，理論上的收入分配調節作用越大；社會上希望富人多交稅，因此也希望最高邊際稅率足夠高。但實際上，過高的邊際稅率反而不利於調節收入分配。
這一方面是因為前述的“穿底”現象。個稅邊際稅率越高，個稅與企業所得稅的稅率之差就越大，高收入群體“穿底”的激勵就越強，加上這些群體有能力實施“穿底”行為，結果是收入越高的人群，其承擔的稅負反而更低。另一方面是因為個稅的負向激勵效應。個稅是針對收入進行徵收的，其調節收入分配的前提是不能對收入本身有太大的扭曲。試想一下，當你月收入超過9萬元時，邊際稅率為45%，意味著你每多賺到的100元，都只能留下55元，這樣的結果就是導致高收入群體的工作投入不足。設定差異化的個稅稅率，是想對高收入群體徵更多的稅，但如果這些群體因為邊際稅率太高，而不願意成為高收入群體，這應該是個稅稅制要規避的問題。
其次是提高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25%的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在全世界屬於中等水平，中國針對企業所得稅的改革，應該將重點放在提高徵收率上。現階段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名目繁多，既有國家層面的統一政策，也有各地方的“土政策”。為提高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總體而言要進行三個方面的配套改革：一是給所有稅率優惠政策設置一個有效期，到期之後自動並軌到基準稅率，不能將稅率優惠變成一個無限期政策；二是要建立一套納稅異常的評估系統，定期對納稅異常的企業進行核查；三是清理地方的“土政策”，包括違規的所得稅優惠政策，違規的企業所得稅返還政策。
此外，還要大範圍清理個稅返還政策。如果說企業所得稅返還是為了招商引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那麼個稅返還就有利益輸送的嫌疑。常見的個稅返還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高管個稅返還，另一種是企業代扣代繳的個稅總額返還。無論是那種形式，地方上一般都是將自己分享的40%進行返還，有的地方是40%全額返還，有的是部分返還。這種個稅返還擾亂了我國的稅制，給原本就邊緣化的個稅雪上加霜，高收入群體還會因為這個返，進一步減少實際納稅。因此，這種不合理的返還應該大範圍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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