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里都站有一位导演，他将把你的一生拍成不足一分钟的纪录片，那他一定会用摄像机精准地对着你，每到重要事情发生，他就用胶片记录下那个重要时间节点的故事。而当你站在胶片的尾端，你会发现，这些故事，这些重要时刻，凝聚着你最强大最真挚的情感，也决定了你未来的生活轨迹。
一
我决定跟父母提出学舞蹈。
1991年秋天的这个想法颇有些大胆，却由来已久。政治老师在课堂上一字一顿地宣讲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让我把脑袋里那一堆杂乱理由，有序地安放到“学舞蹈”这一事件内因与外因两个不同的箩筐里。
我热爱舞蹈。这是让这个想法落下锤子的内因。但起初，我以为我只是喜欢，而且喜欢里面掺杂着一些虚荣的成分。
大约是小学四年级时，学校参加上一级的演出，要编排一个学生舞蹈。五年级要小升初（我们当时小学学制五年），光荣使命就落到四年级头上。音乐老师的手指像采茶姑娘掐嫩尖似的，在空中优美地掐了十数下，十来个小女生就站到了学校的空教室——八十年代的小县城，哪怕是最好的小学，也不知道舞蹈教室为何物。
这十来个小女生不是长得漂亮，就是成绩很好，当然也有得兼者。站在后排队伍里，我瞥了好几眼，最终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把自己归放在成绩好的一栏。
首先要选角儿，就是领跳的那个。音乐老师在前面做了一个很美的动作，那应该是个很高级的动作吧，因为老师让我们模仿，谁会谁领跳。小女生的喉咙都被掐灭了声音，眼神也是怯怯。老师于是让谢敏上来。
谢敏是全年级最漂亮的女生，瓜子脸，葡萄眼，水灵灵的模样让人想起某个电影明星的童年。毫无疑问，她是舞台上最亮眼的那颗星。谢敏走到台前，尝试着正确地支配自己的四肢，可她就像一台生锈的机器，手脚舞至半空就卡住了。音乐老师收起她失望的眼神，做了一点其他的布置就宣布散场。
晚上，我站在了镜子面前，开始回想老师白天的动作。右手反拉至头顶，左手跟上，双腿碎步向后退，右手至身后放下，左手随后，如此反复……我惊讶地看到，镜中那个长相平淡的女孩，完整地复制了音乐老师的那个“高级动作”，她自如地驱动着肢体，像风中翻飞的柳条……
第二天开始排练，女孩的心里有好多面战鼓在不停敲打，她手脚发颤地等待音乐老师望向众人，充满期待地问大家：“昨天那个动作谁会跳？”
可是，没有期待，没有询问，音乐老师直接改变了自己的编排。领舞取消了。她准备用简单动作的整齐划一来替代那迷人的风中柳条。
战鼓戛然而止。领舞的风光化为泡影。她兴致疲沓地重复着那些“低级动作”。
到了初中，终于迎来了音乐老师陆资涛的问询与期待，她从一大干女生中脱颖而出，进入了校舞蹈队，成为掌声、喝彩声，甚至口哨声的重要源头。舞蹈队里有两个比当年的谢敏更漂亮的女生，每天，她们仨结伴在校园里穿行，目不斜视，下巴轻轻扬起，马尾辫在脑后有节奏地摆动，像三只骄傲的孔雀，身后是一长串艳羡的目光。
她知道，让她心里美滋滋轻飘飘的与其说是舞蹈，还不如说是身后那些目光。她有点懊丧，觉得自己太虚荣。可虚荣就像看似娇弱的菟丝花，一旦缠上你就被抓牢，再难逃脱。所以，每天她仍然如孔雀一样穿行在校园，并把身后的目光拉长。
直到1989年的春晚，她在屏幕里看到一只美轮美奂的“孔雀”，那让人不可思议的舞蹈。从此，“杨丽萍”这个名字在她心中就与神同名，与仙同体。无数个黑夜，她躺在床上，对面房子的光投射过来，一面墙照白了。她不由自主地伸出自己的双臂，在半空中，像杨丽萍那样舒展着臂膀的柔波。她想象自己的双臂就是水草，没有骨，只有水流包围自己。睁开眼，在雪白的墙上，她果然看到两条水草在黑夜的碧波里招摇。
就是在那雪白墙上，我，那个十六岁的少女，照见了自己对舞蹈的热爱。此时，与虚荣，已然无关。
而外因，则源于同年级热爱唱歌的两位女生，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指点，寻师武冈师范的一个退休音乐老师处，天天在校园里“咪咪咪，嘛嘛嘛”。她们奔赴梦想的姿势，重重地刺激到我，也深刻地启发了我。
于是，我决定跟父母提出学舞蹈。
二
有经验的阅读者，也许能从我前面的絮叨中，瞧出些许我们家的教育风格。没错，我一直像野花一样自在地活着，或者说自由地生长着。试想，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怎么会像孔雀一样骄傲地穿行于校园，甚至因为不请假而去参加排练，被班主任搬走了课桌椅。此事且按下不表。我要说的是我的自由，它依赖于三个条件，其一，父母工作太忙；其二，我有一个大我十一岁高中毕业即参加工作的姐姐，受她影响，我刚进初中，就表现出超乎同龄人的独立与自主；当然，在父母的视野里，我从来都是乖乖的，成绩也不赖，这是获准自由的先决条件。
虽然，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父亲在我试卷上的签字永远都是：“请老师严格要求。”而我也是秉承“有事无事皆不扰君”的原则，但在关键时候，父亲总会适时出现。比如，初中快毕业时，我想考中专。而考中专不能想考就考，首先得有指标报考。当时班上有太多干部子弟，县委常委的子女就有三四个，还没开始，就已有六个同学通过自己的途径取得了报考指标。
那一日，我刚好重感冒在家，父亲来到床前，用手探探我的额头，停了半晌，问我：“你要不要我去教育局争取一个中专指标？” 我当然希望——斯时，因课堂上总是“周公梦蝶”，我的成绩已不足以让我在班上获得指标。可是，每当我生病时，我的心就变得柔软多汁，任何雨露都会让我心生感动。而一感动，我就开始替他人着想，生怕自己给他人添了麻烦，哪怕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这个两袖清风到母亲略有怨词的父亲。我应该是声音弱弱地，却十分感动地对父亲说：“爸爸，不用了。”那一刻，我觉得躺在病床上的自己是多么大义凛然，因为是我的推却保全了父亲清正的名节。
没考中专，这条路是我自己在重病与感动共同作用下的决定。因为是自己的抉择，所以毫无怨尤。后来，跟朋友谈起这段往事，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当年不是父亲在我生病时先跟我开口，那在另一日，身体状态正常的我会跟父亲开口：“爸，你帮我去弄一个考中专的指标吧。”这里面的差别，除了感动之外，我想自主与被动也是重要因素。
现在，这朵独立自主的野花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开出梦想的璀璨花朵，于是，身体健康的她来到了父母面前。
一次课五元钱，一周一到两次。在一长段关于梦想与未来的演说之后，我向父母禀告核心问题。父母当年的工资多少我不记得了，应该不寒碜，但因为家庭的“历史原因”，家里还有一个数目不菲的欠账单。
按照当年的电影，此时，年迈的父亲通常会掏出他的旱烟枪，在鞋底上磕巴两下，然后点燃，吸两口，深皱的眉头和嗫嚅的双唇坦白着家庭的贫寒，而贤惠的母亲在一旁纳着千层底，身形却被镜头虚化，只传来与烟雾一样缥缈的叹息。
可我父亲当时并不年迈，相反，还很英武，他没有旱烟枪。他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白沙烟，点燃。而母亲虽然贤惠，也没纳鞋底，只是拿眼紧紧地捉住父亲的嘴——她在等待一个关系家庭财政状况的政策出台，也在等待一个决定三女未来前程的决策分娩。
其实，现场没有那么紧张。父亲在点燃香烟之后，就表态：“只要你好好学，我们都支持。”
无数的烟花从我心底腾空而上，绽放出夺目光彩，整个世界都是一片五彩缤纷的亮堂。我兴奋地跳着笑着，准备着学舞蹈的事情，完全忽略了父母埋头算账时的蹙眉轻叹。
三
凌晨五点半，我已洗漱完毕，穿戴整齐。我背上行李包，准备跟父母告别——我和参加艺考的同学约好在汽车站齐队。
父亲刚穿好衣服，“我送送你。”他的赤脚套上一双轻便的棉鞋。“爸，你袜子没穿，别送了，再睡会儿。”可父亲已经把身后的门关上，“我就送你吃了早餐，上了车就回来，没关系。”
月亮还没完全落下，太阳蛰伏在山那边。路上灰麻麻的，月色暗昧曙色未开，我和父亲并肩走在路上。
父母让我学舞蹈，如何找老师，如何学习，他们没有过问——那个年代，在县城很少高中生走艺考之路，他们也就无从得知该循怎样的路径让女儿顺利走上梦想之路。而我，在同学的牵引下，在那个老教师那里学了一个多学期的声乐——老教师说：“学舞蹈也要考声乐。”然后，在临近艺考时，终于找到武冈师范一个舞蹈老师杨晓琴，花了四节课学了两个舞蹈就匆匆上路了。
其实，陆资涛老师也曾朦胧地表露过可以教我的意思。但我是那样怕麻烦她——她在我心中一直是个女神，遭遇不幸婚姻，身边爱慕者无数，却仍然活得姿态优雅、洁净高贵。我不知该怎样走进她的教学，交钱吗？这会亵渎她的神圣。不交钱嘛，我又怎好意思？思前想后，我最终放弃了这一路径。
现在，我带着一个怪里怪气的喉咙与唱腔（学不得法），两个舞蹈，和满腔的激动，朝着自己的梦想狂奔而去。我的父亲，则在身旁默默地陪我走着。
到车站，吃了馄饨，与同学汇合，我说：“爸，你回去吧。”父亲却拿出两张车票来：“我还是送你到东安吧！”几个小时的摇摇晃晃，到了东安，转车衡阳。“爸，你快回去，还要上班啊。而且你没穿袜子，这天还冷。”“都到东安了，干脆把你送到衡阳算了。”
在车上，首先依旧是说说笑笑，吵吵闹闹。但到底起得早，倦意不知什么时候爬上来，歪头就睡了，直到一个猛烈的颠簸把我震醒，我正靠在父亲的肩上，手被父亲的手暖暖地握着。午后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给我们镀上一层漂亮的金黄，像电影里的镜头，那么美，那么感觉舒服。父亲见我醒来，拍拍我的手，说：“没事，安心睡，有我在。”
父亲一直把我送到了衡阳师专，才折身返回。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还有没有车，我只是担心父亲没穿袜子的脚别凉着了。但这只是一闪之念，转过身，我眼前是衡阳师专的艺考现场，我扇着翅膀飞过去。
所有的考生都有备而来。学声乐的，他们的身体就像一个个乐器，有的如大提琴的低沉浑厚，有的是笛子的悠扬清亮，还有一位女生在教室里歌唱，像一条欢快的溪流在山涧奔腾，清澈透亮，引得无数人围观；而学舞蹈的，更是空中劈叉，原地跳转不一而足。我和同学傻眼了，我们行囊羞涩，除了两首用生手拉胡琴般滞涩的唱腔打造的歌曲，两个刚上手的舞蹈，再无其他。先前的信心早已逃之夭夭，最糟糕的是我不知该报声乐还是舞蹈。想想，毕竟自己学唱了大半年，而且两个同学也报声乐；而舞蹈，除了地面劈叉，其他基本功我根本没练过，没上场就输给人家了。所以报名表上，我犹豫再三还是填上“声乐”二字。
结果可想而知。考官们一直是无精打采的眼神。只在最后的加试舞蹈时，别人是跳两个动作就退场，我则跳了半支舞蹈，还听得一个老师说：“舞姿很不错啊，为什么报声乐呢？”那个时候，我知道自己跟梦想正擦肩而过。
抛物线的概念是物理课堂学会的。其实，人生就是一条抛物线，从起点腾飞，至高点再慢慢降落。而我的舞蹈梦也是这样一条抛物线。1992年的春天，我曾无限接近我的梦想，无线接近这个抛物线的顶点。但就像希腊神话里那个振翅飞翔的伊卡洛斯，在接近太阳时，蜡封的翅膀终于融化。
他坠落下来。
四
我坠落下来，父亲用双手接住了我。
在车站，父亲接了刚下车的我，虽然成绩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出来，但从我的表情他就知道了结果。父亲搂着我的肩，说：“没关系，把高考考好就是。”
父亲不知道，舞蹈梦碎，我已心志涣散。加之当年正值高考改革，高考分为四组，每组四科，艺考生只能报考第一组，即语文、英语、历史、政治。整个中学阶段，我在课堂大部分时间以睡神的姿态出现，其他的功课已日渐没落，唯独数学、物理还颤颤巍巍地保持在超过班级平均线的水准。失去了这两门优势科目，全留下要死记硬背的，我不禁目光呆滞。
父亲的教诲没有在这个时候及时出现，因为他所有醒着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他不知道他的女儿此刻需要一声召唤、一种力量，将她拖出沼泽。在临近高考的一个日子，独立自主的野花再一次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拿着高中毕业证从学校回来了。她做了高考的逃兵。
父亲起初很震惊，甚至愤怒，但最终只能无奈地说：“路是你自己的。”
路是我自己的。打工，重返校园，工作，读大学，再工作，结婚，生子，负债，离婚，再婚……时间像水一样在路上淌过，可无论悲喜，无论顺境逆境，父亲始终在身边，用越来越少的话语、越来越多的笑容，陪着我走过人生的一程又一程。
那一年，看《我是歌手》。林志炫唱《没离开过》：
“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当我逆水行舟，你在我左右，推着我走……”
突然眼热。而扭头，父亲仍然一脸的笑。此时的他，已近八十，笑容越来越像个孩子……
每个父母的爱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他们并不怎么懂得如何更好地教育子女，即使他们面对子女的倔强时多是无可奈何，即使他们在子女迷茫时并不能像暗夜中的灯塔那样指引方向。是的，我的父亲不是教育家，他没有教育学背景，甚至自己的学校生涯也只有可怜了六七年，但他用自己的良善和包容，给予我一生最大的获益，让我始终能朝着自己向往的方向去生长。
工作后，因为机缘与兴趣加入了某艺术团，多次演出父亲总不方便前去观看。某次，我便请老师把自己参与的一个舞蹈刻了碟，回家放给父亲看。父亲看得那么认真，连笑容都收起了，看完一遍后才开心地说：“再看一遍！”
2013年秋天，父亲因脑瘤住院。因年事已高，我们选择了脑部伽马刀。我推父亲进放射室时，父亲带着沉重的头箍，神色不安。我抱住父亲的肩，安慰他：“医生说了，不痛。做完病就好了！乖！”父亲很乖地进去了。等他出来，已经非常疲惫，而且头箍的固定处也有血迹。父亲当然很疼，但他没说。
第二天一早，母亲决定与父亲回武冈老家。我疲惫至极，又兼家有小学生，便叫了车。
2016年，父亲去世一年多后，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做完脑部手术后患者有可能产生幻觉。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父亲那个晚上的反常，那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这个八旬老者故意惹事，而是手术让无数的鬼魅闯入父亲的大脑，拖着父亲不断往下坠，往下坠。而父亲在这鬼魅纷飞的痛苦之境，只能拼命而徒劳地挣扎……
我坠落了，父亲用他的双手稳稳地接住了我。而当父亲坠落时，我，在干什么？
《大话西游》中，面对真爱的错失不可追时，周星驰后悔莫及：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来一次……
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机会，只有一个机会，重新回到过去时间的现场，重新来过。我不会去追寻逝去的旧情，不会重返梦想出发之地，再尝试一次飞翔。我必须回到父亲那个被鬼魅纠缠的夜晚，我要彻夜守着他，当他醒来，被疾病的幻象搅弄得惶惶不安时，我要用自己的耐心与温柔浇灭父亲心中的恐惧，我要耐心地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假的，是手术的后遗症，此刻，母亲正和您心爱的外孙在隔壁安静地睡觉。
我要紧紧，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跟父亲说：安心睡吧，有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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