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知道，在那戰火紛飛的戰爭年代，既需要戰場上的浴血拼殺，也需要知己知彼的情報。在某種程度上，準確的情報更是先機制敵，克敵制勝的重要條件。1947年9月，發生在國民黨保定綏靖公署的“共黨諜報案”，就是我隱秘戰線上情報人員謝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國、趙良璋等，戰鬥在敵人心臟，為新中國的誕生和人民的解放事業而獻身的“暗戰”縮影。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以和談為掩護，調兵遣將，準備向我解放區大舉進攻。為了粉碎蔣介石的內戰陰謀，打入敵十一戰區(後為保定綏靖公署)的我地下情報人員，多次利用其合法身份的掩護，獲取敵人機密情報，並及時轉送黨組織，使我軍在1947年春夏相繼發起的正太、保北、青滄戰役取得重大勝利，殲滅敵軍數萬人，迫使保定綏靖公署轄區內的國民黨軍隊由重點進攻轉為全面防禦。
1947年9月24日夜，正當中共地下密臺報務人員準備架機工作時，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務突然闖入室內，將密臺負責人李政宣等4人逮捕，電臺、密碼、情報底稿、活動經費及來往名片等全被搜繳。
李政宣被捕後叛變，供出北平市地政局代局長、中共情報人員董劍平等人。特務隨即於9月25日逮捕董劍平。經特務突擊審訊，董劍平又供出在保定綏靖公署任職的我地下5位重要情報人員，他們是第一處少將作戰處長謝士炎，軍法處少將副處長丁行，第二處參謀主任石淳，作戰科長朱建國，北平第二空軍司令部參謀趙良璋。
謝士炎，1912年生於湖南省衡山縣。1937年考入國民黨陸軍大學。1940年任國民黨86軍46團團長。1942年浙江衢州之戰，他率一團之眾，與十倍於己的日寇激戰數晝夜，殲敵兩千多人，擊斃日旅團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他目睹國民黨政府派往各地的接收官員，貪汙腐化，掠奪民財的惡劣行徑，深為反感，因而遭到國民黨接收官員與軍統特務的嫉恨，反誣陷謝士炎利用職權“大發接收財”。對此蔣介石竟偏聽偏信，下令將謝撤職查辦，關進軍事監獄。幸虧軍隊裡同僚好友們都知道謝士炎是一位“廉潔奉公”的將領，多方奔走為之鳴冤，並通過宋美齡說情，3個月後予以釋放。恢復少將軍銜，並委任為保定綏靖公署一處少將處長。
通過這次被捕入獄事件，謝士炎更加認清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猙獰面目。他面對現實，認為只有選擇“棄暗投明”，走共產黨人的路，才能振興中國。1946年深秋一個夜晚，他出人不備，突然闖進與自己共事多年的好友、外事處副處長陳融生的宿舍，用槍指著陳說：“融生老兄，你到底是什麼人？”未等陳反應過來，接著又緊逼一句：“你到底是什麼人！我要找共產黨，親自遞交一份有關國民黨軍隊進攻張家口的絕密作戰計劃。今天，如果你拒絕或辦不到，我這槍可不認人。假如我看錯了你，我也不想活了，我們倆人同歸於盡！你快說！”陳融生確實是戰鬥在敵人心臟多年的中共地下黨員，但謝士炎這一招太突然了，他稍一沉吟，就假裝十分吃驚地說：“士炎兄，先把槍收起來。就憑我倆兄弟交情，既然士炎兄有難處，不妨讓我設法試試看。”
陳融生機智巧妙地將這份絕密軍事情報送到北平軍調處中共方面顧問、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徐冰手中。徐冰一看事關重大，立即將絕密軍事情報轉交給北平軍調處中共代表葉劍英手中。10余天後，傳來了我軍在張家口戰鬥中取得輝煌戰果的捷報，證實了謝士炎所提供絕密軍事情報的重要價值與準確性。陳融生從此不斷鼓勵謝士炎堅定地跟中國共產黨走，並委派他利用少將處長特殊的合法身份，在敵第十一戰區官邸展開地下工作。謝士炎出席蔣介石親自召開的涿州軍事會議，會後又通過陳融生把蔣介石對全國軍事部署與作戰計劃絕密情報及時地送到北平地下黨組織轉交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為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經過半年多時間的嚴格考察，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經慎重研究，決定於1947年2月4日吸收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然而，同年9月26日，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的秘密電臺被敵人偵破，李政宣被捕叛變。翌日，謝士炎等一批共產黨員被逮捕。在監獄裡謝士炎受盡種種酷刑，但他錚錚鐵骨，寧死不屈。
在“共黨諜報案”中不幸被捕、英勇犧牲時剛至而立之年的朱建國，是江蘇省唯寧縣人，生於1918年。抗戰爆發後，他憤於國土淪亡之痛，毅然投筆從戎。1938年初，參加了國民黨第五戰區抗敵青年軍團，經過半年訓練，又考入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6分校16期。1940年畢業後，分配到五戰區長官部任見習參謀。由於他聰明幹練，深受該部參謀處長高松元的賞識，1942年升任上尉參謀，後又被保送到陸軍大學西安參謀訓練班學習。期間，朱建國結識了同窗好友王嘯、唐復華、劉建之，他們意氣相投，志同道合，經常在一起閱讀《聯共(布)黨史》、《大眾哲學》等馬列主義書籍，逐步轉變了自己的人生觀，進而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陸大參訓班畢業後，朱建國和唐復華攜帶一份百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衝破重重封鎖，到達大別山我中原軍區根據地。但由於他們沒有正式組織關係介紹，其身份又是國民黨軍官，我中原黨組織對他們熱情接待並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後，將其送回國統區。朱建國等人並未因此而灰心，後幾經曲折，找到時任國民黨第三集團軍司令部書記官、地下黨員朱晦生同志。經朱考察介紹，朱建國於1945年8月17日加人中國共產黨。抗戰勝利後，朱建國接受黨組織要求他打入敵人要害部門的指示，通過老上級高松元的推薦，來到北平國民黨第十一戰區，被任命為司令部參謀處少校參謀，並代理作戰科長，後調任十一戰區天津前進指揮所任作戰參謀。這時，朱建國已和北平軍調部徐冰同志取得聯繫，他與王嘯(當時任十一戰區參謀處中校參謀)、石淳、袁澤編為一個情報小組。在此期間，朱建國將十一戰區的作戰計劃、戰鬥序列、兵力部署、調動及“北平城防兵力配備火力網圖、天津警備區域劃分及軍事位置圖”等重要情報，轉送地下黨組織。1947年正太、青倉、保北戰役期間，朱建國又及時提供了敵軍的兵力部署及狀態，並在清風店戰役前，將保定綏靖公署的“清風店作戰計劃”送出，對戰役取得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與朱建國同時被捕的我方情報人員石淳，在此案案發後，勇機智地送出情報，使我有關地下工作人員及時撤出，倖免於難。石淳是河北省昌平縣(今歸北京所轄)沙河鎮人，生於1918年，曾當過小學教師。抗戰爆發後，石淳懷著抗日救國的願望考入國民黨軍官學校6分校15期，畢業後在國民黨軍隊任下級軍官。在重慶，他目睹國民黨上層官員紙醉金迷、貪汙腐敗的現狀，思想上十分苦悶，決心跳出泥坑，投奔共產黨。當時，他曾多次給新華時報寫信聯繫，均未達到目的。抗戰勝利後，石淳隨十一戰區長官部前進指揮所飛抵北平，任該戰區參謀處少校情報參謀。與我地下情報人員陳斌(亦在十一戰區參謀處任職)同居一室，交往甚密，無話不談，陳斌將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等進步書籍介紹給石淳閱讀，這時石淳也向陳訴說了自己多年尋找共產黨的經歷。並堅定地表示:“找不到共產黨，寧願開小差回家當小學教員，也不替蔣介石打內戰賣命”。陳斌見其態度堅決，便將他引薦給北平軍調部的徐冰。從此，石淳被髮展為我地下情報員，與朱建國等人編為一個情報小組。他先後為黨組織提供了國民黨內極為機密的《剿匪手本》及其他大量重要情報。
趙良璋，是“共黨諜報案”被捕者中最年輕的一位，犧牲時年僅26歲。他是江蘇省六合縣人，生於1922年。1939年考人國民黨空軍軍士學校第2期。畢業後，分配到國民黨空軍十一大隊任飛行員、參謀等職。在學校期間，趙良璋與同學朱壁譜、朱鐵華(後均為我地下黨員)等人志趣相投，經常在一起閱讀進步書籍，談論前途和理想。他曾對朱壁譜表示:如果畢業後要我參加抗戰，我可以流血捐軀。但要我參加內戰打共產黨，我就駕著飛機投向革命。畢業後，趙良璋當上了國民黨空軍駕駛員。當時飛行員的地位很特殊，號稱“天之驕子”。只要肯隨波逐流，替達官貴人、富商巨賈運送貴重物資，便能撈取大量金錢，可是趙良璋卻不願同流合汙。抗戰勝利後，趙良璋下決心脫離國民黨去延安參加革命。他以回故鄉探親為名，變賣了自己的衣物，秘密來到重慶的中共辦事處，薛子正同志熱情接待了他。當他說明自己的身份和來意後，薛子正同志誠懇地勸導他說:參加革命的機會很多，不一定非要去延安。希望他繼續留在國民黨空軍工作，為我方傳送有關情報。趙良璋接受了薛子正同志的意見，當即寫出了兩萬多字的《國民黨空軍概況》材料。1946年初，國民黨在北平成立空軍第二軍區司令部，趙良璋奉命調任司令部情報科中尉參謀。到北平後，經朱壁譜介紹，與北平軍調部的馬次青同志接上關係，被髮展為黨的地下情報員，主要收集有關空軍行動的情報。1947年2月，趙良璋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更加積極工作，期間曾先後將北平轄區的空軍兵力部署、番號、人員素質、飛機種類、數量等文字材料和圖表轉送黨組織。這些機密情報為華北戰場我軍奪取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謝士炎等5人被捕後，先是關押在北平特務機關的監獄，後被解往南京關押在國民黨軍法局羊皮巷監獄。在監獄他們與敵人進行頑強的鬥爭。後以“共黨間諜”、“以洩露軍機、顛覆政府”的罪名，判為死刑。1948年9月19日晨，天空一片昏暗，大約7時許，謝士炎、丁行、朱建國、石淳、趙良璋被押到監獄菜園邊的一片荒地上。臨刑前，一個執刑的劊子手高聲喝道:跪下!趙良璋轉身回頭，怒目圓睜，狠狠碎了他一口，厲聲罵道:“混蛋東西!要我們跪下，沒那麼容易!”謝士炎高聲冷笑，堅定地說:“我們從來沒有跪過，死，也要站著死!”接著，5位堅強戰士奮力舉起手臂齊聲高呼:“打倒蔣介石!”“中國共產黨萬歲!”“新中國萬歲!”這悲壯的口號聲，既像火山爆發，又像夏日的驚雷，久久迴盪在監獄上空……
(作者系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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