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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在中國人和歐洲人的觀念中，中國和歐洲分屬東西方兩個不同的世界。19世紀上半葉，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歐國家經過第一次工業革命後，已經崛起為世界強國。而清朝的中國則處於故步自封、停滯不前的狀態。在西方國家向東方強勢擴張的背景下，東西方世界的碰撞漸入高潮。到19世紀下半葉，西方人通過兩次鴉片戰爭，強行打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並如飢似渴地探究“中國之虛實”，而中國則在歐洲列強的在堅船利炮迫使下，也不得不睜眼看西方世界，努力瞭解“外國之情偽”。有兩個人物折射出這時代的鏡像，一是英國人、中國海關洋員包臘，另一個是中國人張德彝。
1912年聖誕節，包家男人留影。
這兩個同時代人物雖然來自不同帝國和文化背景，一個“向東看”，另一個則“向西看”，但他們的一生卻有著何其多的相似之處。他們既年紀相仿，出身地位、受教育背景相近，且有無數相似的個人興趣與習慣，他們同樣都有著偶然進入完全不同的、幾乎未知的文化的精神體驗，經歷了文化認知和世界觀上的巨大沖擊與轉變，最終都身體力行，在同時性的西學東漸、東學西漸過程中，成為積極有效宣傳彼此文化、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關於張德彝，國內史學界研究甚多，他被認為是向西方文化學習的先行者，對開啟中國認識西方世界大門作出了較大的貢獻。但對於包臘，中國史學界的研究鳳毛麟角。本文擬在“兩個世界”碰撞的視域下對這兩個“小人物”作比較研究，試圖從“個體時間”洞察
“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的中西方關係。
本文共分三部分，借用凱撒東征時那句“我來了，我看見了，我征服了”的名句，分為“我來了”、“我看見了”和“我做了”。首先介紹概述兩個人物在異國他鄉遊歷生活的足跡和背景，再探討兩人對不同文化所見所聞的認知問題，最後指出兩人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積極貢獻。
壹
“我來了”——包臘和張德彝走向不同的“世界”
包臘（Edward Charles Macintosh Bowra，1841～1874，英國人）和張德彝（1847～1918，原名德明，字在初，漢軍鑲黃旗人）年紀相仿，家庭境況和教育背景頗為相似。
包臘出身於家道中落的貴族家庭。從14世紀起，其包氏家族就在肯特郡和蘇塞克斯郡繁衍，雖不曾大富大貴，顯赫一時，卻也人才輩出，名留青史，其中包括一名國會議員、一位名譽郡長、一位外科醫生、一位植物學家、一位鳥類學家。在他上學的年齡裡，曾跟著一生痴迷於發明創造卻鮮有成就的父親數度輾轉，體味了家境的起起落落。這樣的家庭境遇和家族遺傳，使他具有出人頭地的野心、熱衷探索，追求榮譽的天性與素質。包臘年少時在無名學校間輾轉，後憑聰明才智，勤奮刻苦，進入了倫敦城市學院，接受了一流的古典文學教育，而且法語、德語功底紮實，英、法文學涉獵廣泛，為其日後發奮學習中文，改變命運植下根基，埋下伏筆。
包臘踏上中國土地實屬偶然，但鑑於他崇尚冒險探索，追求正義公平的天性，也在情理之中。遊歷和冒險是他一生主要內容和經歷的註腳。1860年，他參加了英國第一次公務員公開考試，一舉中的，得到了輕鬆閒適、待遇不菲的倫敦海關職位。這對一直生活拮据的包臘來說可謂時來運轉，而且退休生活也有保障。但他不甘平凡，在三個月後毅然放棄了這份美差，報名參加英國遠征軍，赴意大利參加加里波第統一意大利的戰鬥。戰後，回國的包臘工作幾無著落，但命中註定他再次與海關結緣，這次是中國海關。1862年，他在倫敦一位朋友家舉行的晚宴上偶然結識了中國近代海關第一任總稅務司李泰國，於是被聘為中國海關的洋員，從此來到了他既陌生又嚮往的“東方世界”，開啟了其效力於中國海關的生涯，時年21歲。
1866 年，身穿制服的包臘。
包臘是個易於適應環境、隨遇而安的人。初到天津海關，他就滿腔熱忱地投入漢語學習中。他不但聘請中文先生，且充分利用業餘時間自學，還抓住一切機會，與僕人和其他海關職員練習對話，平常儘量與中國人交往，“以熟悉他們的規矩禮儀、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因此，他很快便能流利地用漢語進行交流。調往上海後，他繼續孜孜不倦地學習中文。四個月後，他的中文水平已遠遠超越其他海關同僚，連比試切磋的對手都找不到。
赫德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後，十分看重海關洋員的中文素質，在北京的總司署專門開辦了中文研修班，於是包臘又積極申請到北京進修。經過一年嚴格的培訓，他掌握了漢語官話和書面語，是海關中少數幾個“能華言”的洋員。他自鳴得意地聲稱：“在那些與我同時進入海關的人中，還沒有誰能講一句中文。”
包臘篤信不疑的人生哲理，也是指導他來到中國、在中國度過短暫一生的原則。包臘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作為一個男人，他的事業必定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也好，敗也罷，皆由一人擔當。男人應該不攀龍附鳳，擺脫那微不足道的階級、等級觀念的束縛。凡此種種，在因循守舊、愛慕虛榮、盲目拜金的英國正大行其道。
那位桂冠詩人（丁尼生）曾說：“歐洲50年，勝過了中國一個輪迴”。這是多麼荒謬可笑。
這裡有獎品等待你去領取，有困難等待你去克服，有兇惡的敵人等待你去戰勝。懶惰懈怠沒有出路，你將一事無成。一切皆為目光敏銳、內心勇敢、意志堅強者而準備。希望的領航星在天空閃爍，光芒耀眼。它比陰晴不定、旦夕禍福的歐洲公司更能指引我前進的方向。
與包臘相似，張德彝習外語和走向西方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他同樣年幼遇家道中落，“早歲入塾，家貧……性聰穎，年未弱冠，慷慨有四方之志”。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國門洞開，對外交往日漸增多，需要大量的外語人才從事國際事務，而當時中國懂外語的多是廣州十三行經常與外國人打交道的“通事”。在清廷一些保守高官看來，這些通事由外國傳教士等傳授外語知識，缺乏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難以勝任中外事務，而且經常利用語言隔閡欺上瞞下。一些有識之士認為，與外國交涉，不識其性情，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中外隔膜，難以望外人妥協。因此，他們極力推動皇帝開設官辦外語學館。
1862年，同治皇帝御批，設立了京師同文館，培養“通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初時，同文館只招生10名，擬從天資聰穎的十三四歲的八旗子弟中選拔，但因滿族旗人大多不齒“洋文夷語”，漢族旗人子弟得以應考。時年15歲的張德彝迫於家境拮据，看在“坐補馬甲錢糧”份上，報考了同文館，並順利成為首批同文館學生。經過三年學習，他脫穎而出，不僅通曉英語，而且熟悉世界各國曆史地理，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考，以優異成績畢業，被奏保為八品官、六品頂戴。
包臘和張德彝以後的事業發展都因勤於外語學習而收穫了回報。包臘的漢語能力和工作能力頗受赫德賞識。1866年，當中國派出第一個官方使團——斌椿使團遊歷歐洲十一國時，他被委以重任，擔任使團翻譯官和實際負責人，安排行程，引導大清帝國的官員開眼看西方。此後十年間，他得到迅速提拔，從海關二等幫辦直接升遷為獨當一面、大權在握的通商口岸稅務司，先後被任命為粵海關、浙海關（寧波）的代理稅務司、署理稅務司，後又升任為稅務司，還擔任1872年維也納世界博覽會中國展的參展總負責。在中國生活、工作的22年間，他對華南的山川景物、歷史文化、人情世故，漸漸體察入微，瞭如指掌。
張德彝同樣因外語出眾、熟悉夷情而頗受清廷的重用。張德彝作為同文館優秀學生，隨斌椿使團出訪，第一次走出了國門，實地考察西方世界，“歷練於內外”。他因此行而結識了包臘及其家人。光緒二年（1876年），張德彝出任中國駐英使館譯官和秘書，英、比、意參贊及二品卿銜大臣。
1890年，他回國任總理衙門英文正翻譯官，翌年當上光緒皇帝的英文侍讀，官至兵部候補員外郎，之後又出任中國駐倫敦使團參贊，1901～1906年任駐英公使。從1866～1906年40年間，他共8次出使外國，累計駐外27年，在同齡、同等人中實屬罕見。他學會四國言語（英、法、俄、拉丁），悉之“西國情事”，寫下了《航海述奇》《歐美環遊記》《隨使法國記》《隨使英俄記》等八部著作（也稱《八述奇》），共70多卷，200多萬字。
可以看出，相似的家庭境況，使得包臘和張德彝都有著勤奮好學、積極上進的個性，且兩人都值風華正茂之年，思維活躍、開放，故對異域文明充滿了好奇，而無牴觸心理，也少有迂腐文人或僵化政客的偏見或主觀的刻板印象，同時還因他們的語言天賦，學習異國語言文字得心應手，能夠很快克服中西交流中的首要障礙，以此真正走進彼此不同的“世界”，最終不但獲得了個人的提升，而且還能深入體味東西方文化的精髓。
（未完待續......)
《龍廷洋大臣：海關稅務司包臘父子與近代中國（1863～1923）》
[英]查爾斯·德雷格（Charles H. Drage） 著
潘一寧 戴寧 譯
他們是晚清朝廷的洋大臣，他們是被遺忘的漢學家，他們更是敏銳的時局觀察家與歷史見證者。
他們60年馬可·波羅式的冒險經歷，背後是近代“中央王國”的黑暗墜落與痛苦覺醒。
晚清的中國海關著實奇怪，隸屬清廷，卻由英國人掌控，高管幾乎全是歐洲僱員。這些人名義上是中國的洋大臣，而包臘就是這一千多號洋大臣中的佼佼者，是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臂膀；其子包羅則是赫德繼任者安格聯的心腹，常年代理稅務司職責。
通過大量中國海關文獻、家族檔案和口述資料等史料，英國學者查爾斯·德雷格結合親身經歷，講述了包臘、包羅效力中國海關的故事。1863～1923年，包臘父子先後加入中國海關，切身經歷了隨斌椿出訪歐洲、率中國使團首次參加世博會、見證中英聯合艦隊的組建、訓練中國軍隊、抵抗日俄吞併中國、辛亥革命與帝制復辟等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通過包臘與包羅的生平經歷，中國海關洋員群體，以及當時的政治、外交和沿海通商口岸的社會變遷躍然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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