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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謠也要給點依據，俾斯麥對李鴻章冷嘲熱諷，怎麼就成了“讚不絕口”？看著上面的回答一個個說的跟真的一樣，嘖嘖嘖，真有意思！
1865年，浩罕汗國的老阿訇阿古柏趁著同治回亂的時機，率軍攻陷新疆成立了所謂的哲德沙爾汗國。
阿古柏敢於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有英國和沙俄兩大帝國主義的背書，尤其是英國。在阿古柏入侵之後，英國公使威妥瑪不停的奔走與清廷和英國之間，試圖勸說清政府接受既成事實，接受新疆從領土變成藩國的狀態，受英國影響的李鴻章借全國注視東南之機，提出了放棄新疆，移西征之餉作為東南海防之用的謬論。說新疆這個貧瘠之區“無事時歲需兵費尚三百餘萬，徒收數千裡之廣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為不值”。他認為，“新疆不復，與肢體之元氣無傷”。
由於與威妥瑪的意見達成了一致，英國方面對李鴻章的評價非常高，稱他為“理智而有魅力的外交家”。
於此同時，晚清名將左宗棠力排眾議，出兵西征，沉重的打擊了阿古柏政權，哲德沙爾汗國搖搖欲墜，威妥瑪連忙去找左宗棠，說:“你們中華那麼大，還以仁義立國，卻容不下一個小小的阿古柏！這太不仁義了！”左宗棠反唇相譏道
“久聞大英帝國仁義世界，請在英倫三島劃一塊地給阿古柏立國如何？”威妥瑪無言以對，回去後對左宗棠的評價為:“傲慢無禮！”
那麼作為中國人，你更喜歡所“傲慢無禮的左宗棠”還是“理智而又魅力的李鴻章”？
李鴻章被稱為“東方俾斯麥”！知道俾斯麥怎麼說嗎？他說“幸虧我不是西方李鴻章！”
扣毛
李鴻章之所以“賣國賊”之名，是因為晚清絕大多數的不平等條約都是他籤的，中國最慘烈最失敗的海戰是他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困境也可以說是他直接帶來的。但同時他也對自己所屬的政治體盡職盡忠，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驍勇善戰，在洋務運動期間也為中國工業化作出相當巨大的貢獻，在中國近代工業化方面曾國藩可謂中國第一人，但其學生李鴻章卻比曾國藩走得更遠更深入：在曾國藩們主張引進西方軍事體制的基礎上，李鴻章已經深化出了“練兵以制器為先”的具體有效性方案。到了後期，李鴻章更是又有了“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以及“師法不必盡用其人”的方針。至時，中國才真正擁有了自己的軍事工業化。李鴻章一生的傑作——中國的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北洋水師，其實力可謂東亞第一，在當時世界舞臺上也是可以排進前十的艦隊。即使是在已經完全戰敗之時，李鴻章也以70歲高齡奮鬥在為國家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談判桌上。大多數國人只知道
李鴻章一次又一次地在條約上簽字賣國，少有人想過其是用怎樣強大內心，才能以一個不失威嚴的形態，為一個腐朽國家擋住唇槍舌，然後簽上他自己也知道註定千夫所指的名字。無論是他出使德國時認識的俾斯麥，還是在談判桌之上認識的伊藤博文，都對這位中國封建知識分子裡的佼佼者十分尊敬，佩服其學識和胸襟。在新世紀到來之際，李鴻章嘆息著：“這應該是老夫此生最後一次，為此種條約談判簽字了吧。”懷著這滄桑的悲涼，在自己用最後一絲生命拼來的，沒有割讓一寸土地的“傑作”，《辛丑條約》末簽上“李鴻章”三字，揹負著大清帝國的全部罪孽、揹負著自己那早已和北洋水師一起沉沒黃海波濤中的富強之夢，79歲的李鴻章與世長辭。慈禧聽到李鴻章的死訊後，也是掩面流淚：“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在外國政客眼中，李鴻章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傑出的外交家之一。
犁史
李鴻章之所以被成為“賣國賊”，是因為我們通常說得清末和列強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都是李中堂簽名的。
李鴻章一生，總共簽署條約三十餘例，其中比較出名的就是中日《馬關條約》和八國聯軍侵華的《辛丑條約》了，在加上李鴻章一生心血耗費在上面，最大的政治資本，北洋艦隊，在甲午戰爭一戰全軍覆沒，就如李鴻章自嘲說得，他這一生，不管是洋務還是練兵還是艦隊，都是裱糊匠罷了，可是大清朝裡面都已經爛啦，光裱糊是沒用的。而且評價一個過去被低估的歷史人物不能就矯枉過正徹底洗白，李鴻章本人確實也有很多缺陷，這都是客觀存在的。
至於李鴻章為何在同時期列強政治家口中口碑還算不錯，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晚清做為老大帝國，底子還是很紮實的，不管是人口還是領土面積，都是世界數一數二的，而且北洋練兵期間，實力也一度非常雄厚，還是有一定國際影響力的；
其次就是李鴻章個人身材很好，個子很高，超過了180的身高首先就讓人肅然起敬，要知道這個身高和德國的俾斯麥是差不多的，所以說個人的形象也是很重要的；
另一個原因就是李鴻章長期負責對外事物，和外國人多有接觸，多少算是開明一些的官僚，不管出於外交禮儀還是什麼原因，都不會惡語相向，尤其是題主提過的俾斯麥、伊藤博文這種級別的高官，不可能對另一個國家的代表評價很低，這也太不禮貌。
另外，1896年借俄國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登基典禮的機會，李鴻章曾經環遊歐美各國，做為一位東方帝國的高級官僚，在歐美各地都收到了隆重接待，可謂盛況空前，留下了不少好的評價。廣為流傳的和俾斯麥的合影，也是出自這一時期，這一時期俾斯麥也因為和德皇威廉二世相處不甚愉快賦閒在家，兩位老臣估計也是頗多感慨吧，互相稱讚是難免的。當然不能忽視的原因是，晚清北洋艦隊的主力戰艦大都訂購於德國，這金主來了，不能說難聽的對吧。
至於日本，李鴻章在去日本下關春帆樓簽署馬關條約時曾被日本激進分子刺殺，伊藤博文肯定也有些愧疚吧。
西洋參考
李鴻章大人是大清國的裱糊匠，也是滿清歷史罪責的背鍋人；
李鴻章到底是不是民族罪人，歷史現在還沒有定論。但是可以客觀地說，李鴻章在晚清歷史上有一定的貢獻，但是不能掩蓋他賣國求榮的本質。
現在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網絡和媒體試圖為秦檜、李鴻章、袁世凱、汪精衛、吳佩孚這樣的歷史反面人物洗白，過分強調這些人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這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反向思潮的出現，這是在開歷史的倒車。
李鴻章生逢亂世，卻善於投機經營。早年便拜於曾國藩名下，領導洋務運動，位高權重。中年以後耗盡心血創建北洋水師，不能不說於國家民族有功。但是李鴻章這個人是個機會主義者，過於保守。曾在收復新疆問題上以財力緊張竭力阻撓左宗棠發兵，左宗棠在慈禧太后的首肯下，不顧年老體衰，經多方借貸才湊足軍費，親自帶兵收復新疆。李鴻章阻撓左宗棠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如果收復新疆經費必然要從朝廷的稅收中解決，這勢必要侵犯到李鴻章等滿清官員控股企業的經濟利益。
李鴻章是洋務派領袖，也是大清國最主要的外交人物。無論是外事出訪，還是簽訂不平等條約，或是戰後和談等等一應事務，都少不了這位大清國的裱糊匠。在長期的外交生涯中，李鴻章是以是以一個大國代表的形象出現的。儘管大清國羸弱不堪，飽受欺凌，在列強眼中早已顏面盡失。但是仍然是一個有足夠影響力的大國，西方國家要謀取在中國的利益，必然是要和李鴻章打交道。外交辭令向來是最不可以相信的東西，兩個國家即使在戰場上打得你死我活，在私下的外交接觸中也仍然要表現出溫文爾雅之風，對人讚美更是要不吝溢美之詞。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完全沒有必要當真。
李鴻章一生簽訂了三十多個不平等條約，與曾國藩一起鎮壓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組建的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中全軍覆沒。也只有在日本下關進行馬關條約談判時挨的那一槍才能算是李鴻章對大清朝做的一點貢獻。
李鴻章在1901年死去的時候，家產超過四千萬兩白銀，還有很多的不動產沒有計算在內。而同樣是清末重臣的左宗棠死去的時候，全部家產卻只有兩萬五千兩白銀。
誰為朝廷廉吏，誰為國家蠹蟲，歷史自有公論。
頭條作者徒步說是期待您的關注；
徒步說史
中國的事是很悲哀的，太多做了好事的人被詬病。因為中國人不僅沒有是非觀，而且長期不用是非做判斷，判斷是非的能力都已經退化了。
一個單位裡都能明顯感覺到，大家講的都是親疏，都是是否符合自己的眼前利益，沒有人講是非。中國社會基本就是如此。不要說市井人群如何如何，其實最沒有是非觀的就是那幫知識分子。李鴻章這類人，老百姓怎麼會去評價呢？不就是那幫掌握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在評說。歷史上的不說，長期在微博上都能發現。你做了一百件好事，但你那天說了一句不符合這幫人價值認識的話，立馬把你噴得一文不值，能做到多惡毒就有多惡毒。這樣的情況，使得很多想做好事的人都望而卻步。反過來，很多不是個玩意兒的東西，某一天說了幾句符合這幫人利益的話立馬把你捧上天。也就是說，現在做什麼不重要，只要你找準時機迎合一下，你就是正義的化身了。
你還發現這幫人心理上見不得好人，因為對照自己，他們不相信有好人。所以他們熱衷於毀滅歷史上的好人形象。詬病岳飛，笑話項羽，給秦檜翻案等等。而真正明擺著做了利國利民大好事的隋煬帝，他們卻不去翻案。京杭大運河，後來直接製造了江南上千年的繁榮，就是說一方面享受著成果，一方面又不給予客觀評價。如果是帶著政治目去評價歷史，那就是想抬高誰、貶低誰，可以張嘴就來，沒有任何歷史負擔。比如抬高袁世凱這個歷史罪人，所以哪有是非這件事。
李鴻章作為清末重臣，不能說他搞的那些東西有多成功，但是一個人苦苦支撐一個危亡局面，還被冠以賣國賊，實在讓人唏噓。其實1840年後，更多的人是想要勵精圖治，找到救國藥方的。從知識分子到官員裡都有，知識分子是真的為了做學問，尋找救國藥方的，所以才能出大師。那個時代的人比今天坦蕩得多。但是我們自從百家爭鳴，自從楚漢相爭之後已經散失了判斷是非的能力了。李鴻章在當時能做洋務運動已經不錯了，那架腐朽的政權機器，還能指望它搞明治維新？根本不可能。而且用理想主義思維去評判一個根本不可能的現實，更是那麼那麼回事。然而理想主義評判又比出於政治目的評判，出於成功學思維得評判，出於看到好人就不爽的心理去評判要好很多。
最後總結一句，中國的問題，首先是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的問題，他們最該洗洗澡、照照鏡子，去爬到高山上洗滌一下靈魂。
國病
簡單，德國人要從大清這裡得到利益，日本人要從大清這裡得到利益，而某人滿足了他。
那麼卑斯麥和伊藤博文不就得投桃報李了嗎？
李鴻章永遠活著，永遠宰輔大清，那麼他們就可以一直那麼輕易的得到大清的利益。那還不趕緊把他誇成神一般都存在？最好能夠讓大清上下都跟著一塊誇他才好呢。
兩百年前的西方和現在的西方有什麼分別嗎？他們喜歡李鴻章的慷慨大方，李鴻章就可以憑著蹩腳的外交水平登上中興名臣的榜首。他們不喜歡伊朗，那麼伊朗就會成為“邪惡軸心”。還用敵人替我們自己評價我們國土上養出的人嗎？他是什麼樣的人，我們自己不清楚，倒是強盜比我們還清楚嗎？
而學著強盜的腔調一個勁跟著誇李鴻章的人，分三種，一種是別有用心者，另一種是中毒太深者，最後一種是膝蓋太軟者。大清喪權辱國不能全怪李鴻章，但是中華骨氣被踐踏，他有逃不掉的責任。替大清背鍋之說者，我倒要問問，大清喪權辱國，那麼作為大清重臣的李鴻章，主張簽訂了那麼多不平等條約的國家棟梁李鴻章，卻不是賣國賊，你們是如何說服自己接受這個邏輯的呢？
是左半腦殘了嗎？
馬關條約談判
獨釣寒江
國情視角不同，導致對李鴻章的評價雲泥之別！
中國民眾對李鴻章的評價，更多是建立在過去階級鬥爭思維之上，他首先是“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劊子手”，然後是維護“清朝封建統治的走狗”，那麼，多次代表清政府對外簽定不平等條約自然“賣國賊”帽子非他莫屬，順理成章。中國改革開放後，隨著政治經濟社會向縱深發展，對李鴻章的評價開始出現不同聲音，更趨理性科學客觀。
德國俾斯麥、日本伊藤博文等外國元老重臣眼裡看到的卻是另外一個李鴻章：睜眼看世界的鶴立雞群，文武兼備的才識秉賦，扶持滿清的忠貞不二，任勞任怨的幹事成事，不畏誹謗的埋頭求進……這是一種英雄遲暮的惺惺相惜，是一種設身處地的相互理解。
這樣的解釋並不是要為李鴻章脫罪洗白，而是一個人的承擔畢竟有限，正像我們不能把功勞堆在一個人身上，也不能把罪惡全部推在一個人身上一樣，而忽略了封建制度的罪惡沒落根源。
今古達觀
李鴻章和俾斯麥，伊藤博文相比差遠了！
原因兩點，
1，官太小。李鴻章當的是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相當於首都市長和第一軍區總司令，而俾斯麥和伊藤博文都是首相，而且是二元君主制的首相，相當於半總統制的總理！俾斯麥和伊藤博文遇上從善如流的國王那就是權臣，國家主宰！李鴻章的的主人是奕訢和奕譞，奕訢奕譞雖是王爺，卻是慈禧的奴才！
這麼大的差距，不如那兩位成功也是正常。
2，國家制度差距太大。中國在滿清的統治下，產生了一種慣性，不能改革和開放，一改革就會失去政權。這種害怕在道光慈禧這樣的鼠目寸光的領導人眼裡更明顯！所以，一次次捱打，就是不改革，甘於落後甘於捱打。這是滿清中國的特點。而德國，是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德國，天生追求團結和軍事進步。日本更是天生有危機感，一旦有危機整個國家的力量都能整合起來。
如果咸豐或慈禧能夠實行君主立憲，曾左李張來當首相，中國絕對碾壓日本，制霸遠東！
歷史知事
李鴻章是晚清重臣，也是一代能臣，之所以有諸多罵名，是因為滿清政府諸多不平等條約是他簽訂的，眾多喪權辱國條約中以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為巨。
尤其是甲午中日戰爭中，堂堂大清帝國竟然敗於小小的日本，這是幾千年未遇的奇恥大辱。而貪婪的日本挾勝利之威獅子大開口，除了鉅額賠償，還要臺灣澎湖列島，遼東半島(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付出鉅額贖遼費才得以保住)。最終，還是李鴻章在日本下關被行刺後，才勉強把賠償款降低到3億兩白銀，這對於中國是奇恥大辱，對李鴻章何嘗不是奇恥大辱呢？
然而，代表中國簽字的是他，輿論和政敵便把一切矛頭指向他，於是替腐敗無能的清政府背鍋，成為人人唾棄的賣國賊。
至於，辛丑條約，更是慈禧等滿清當權者作死的惡果，當時的李鴻章在兩廣與張之洞，劉坤一等人達成東南互保條約，反對開戰。但當八國聯軍劫掠北京城後，出來收拾爛攤子的，不是倉皇出逃的慈禧太后或者光緒皇帝，而李鴻章再次被叫出來與列國簽字，簽完字後，不久就死去。
縱觀李鴻章一生，前半生致力於洋務運動，有經邦濟世之才，卻在甲午戰爭中輸得乾乾淨淨。這何嘗不是很多仁人志士理想的破滅。
因為被推到歷史風口浪尖而成為所謂賣國賊，吾惜李鴻章之才，更痛惜李鴻章之遇。
生說
雖然自古以來世界競爭法則推崇“弱國無外交”，但對於英雄之間很多的則是惺惺相惜。李鴻章“賣國賊”這個名號是後來的中國人給的。更多的人只看到了李鴻章在談判桌上的無能為力，但對於列強而言，只要你是個弱國，再有力的談判措辭都是廢話，完全不值得理會。
縱使李鴻章有雄心壯志，但在那樣一個風雨飄遙，貪汙腐敗，奸臣當道，君主無能的國家背景下，面對如此強大的列強，已是古稀之年的李鴻章又能如何呢？一切依然需要背後的慈禧定奪，可謂沒有實際的權利，他能做的只能是應對。而慈禧為了自保，最終淪為了列強的傀儡，就這樣，整個國家讓列強任意擺佈。並不是李鴻章的無能，其實質是國家的羸弱。
但對於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或者日本伊藤博文而言，李鴻章確實值得讓人敬佩，如此高齡，還毅然而然的去接受談判，面對強權，依然據理力爭，又怎麼能說其是“賣國賊”呢？為什麼慈禧不派別人，而只派已經古稀之年的李鴻章？這足以說明李鴻章是當時國家唯一一個知曉西方列強習慣，深知列強利益關係的外交家，如果換做別人，恐怕賠款分地會更多。而對於德國日本這兩者，確實給了李鴻章非常客觀的評價。
從李鴻章個人而言，當時國家的國情，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他都深有體會，都相當瞭解，在談判的過程中也懂得如何確保國家利益，讓國家損失最少。而反觀其背後主政的愚昧無知者慈禧，確被列強嚇的跑到了西安。而李鴻章則是帶病從廣東北上談判，一是確實時間倉促準備不足，一是面對強大的列強確實勢單力薄，畢竟背後是一個整個國民團結不起來的弱國，底氣明顯不足，而最荒唐的是連當政者都跑掉了，還有什麼談判可言呢？如果沒有李鴻章的硬扛，恐怕那時風雨飄搖的中國，早就徹底淪為列強的殖民地了。但也就是李鴻章的出現，也讓其背上了“賣國賊”的黑鍋。
我們當代人更應該反思，歷史的英雄我們往往將其看做是罪人，而對於外國人而言，確實將其看做為英雄。無論是李鴻章還是民國時期的外交家顧維鈞，他們都曾在列強面前，對國家的利益進行過無畏強權的爭辯和吶喊，都維護過國家的利益，但有些人只注重於結局，用所謂的最終結局來判定這個人是好是壞的標準，所以才有了“賣國賊”的稱號吧。但歷史的轉折往往是多方面原因的，並不是他們一個人可以力挽狂瀾的。也許，在俾斯麥和伊藤博文的眼裡，正是由於雖然背後是一個弱國，但是李鴻章作為一個外交家依然可以無畏強權，為國家利益據理力爭的那種無畏精神，以及發自心底的那種愛國情懷，讓這兩位有所敬佩有所敬畏，甚至有所崇拜，因此，才給出了如此高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