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英美文學批評的一些大家——諸如瑞恰慈、利維斯、蘭塞姆、燕卜遜、特里林、哈羅德·布魯姆等——主要在高校任教，他們也就方便地被稱為學院派批評家。另一方面，英美繁榮的報刊媒體催生了一批主要給媒體撰稿的批評家，比如門肯、埃德蒙·威爾遜、伍爾夫、奧登、桑塔格等，他們主要給諸如《新共和》、《大西洋月刊》、《黨派評論》、《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紐約書評》、《紐約客》等著名雜誌撰稿。兩派批評家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閱讀受眾，都潛移默化並深刻地影響到他們各自的批評文本。
報刊批評對文學浪潮（或者說是圖書市場）的變化更為敏感，報刊對於“新聞”的強調，也使報刊批評家將關注的眼光更多投入到當代作家的新書上，並在較短時間裡對這些新作做出反應。一般而言，較短的時間不利於寫出有深度的批評，但是英美著名報刊較大的篇幅、較高的稿酬以及巨大的影響力，吸引了上述一批傑出的批評家。他們對學院派批評家身上揮之不去的學究氣不以為然，他們對建構自身的批評體系並不在意，而是更充分地關注文本本身。如果說學院派批評為了凸顯自身對作品形成了一種碾壓之勢的話，報刊批評則更多的是一種傾聽和理解。這些報刊批評家樂於為有一定文學修養的讀者指出一部作品的優異或者失敗之處，也許他們中某些人的文風是咄咄逼人的，但從根本上講，他們沒有試圖將自身凌駕於作品之上，他們提供的是某種優雅的“評鑑”。這個詞看起來比較謙卑，但批評的本質不正在於比較優劣、並提出有說服力的理由嗎？因此，英美報刊批評較低的批評姿態並沒有將他們和簡陋劃等號，反而在幾位傑出的報刊批評家的作品中，他們把報刊批評的各種優點發揮到極致，不僅在公眾影響力方面力壓學院派批評家，而且在批評文本上也更加優雅和更富魅力。
當然，能做到這幾點的報刊批評家總是極少數，如果說學院批評家由於人數眾多而顯得面目模糊的話，傑出的報刊批評家則很像單槍匹馬的鬥士，形象突出卻非常人可以勝任。因此，英美報刊批評看起來像是一種岌岌可危的傳統，時刻面臨著後繼乏人的危險，直到下一位耀眼的名字出現，人們才長長鬆一口氣。
如今，這位令人重新對英美報刊批評刮目相看的批評家叫詹姆斯·伍德。《私貨》收錄20多篇文章，第一篇《私貨：向基斯·穆恩致敬》是紀念“誰人”（TheWho）樂隊鼓手基斯·穆恩的文章，其中提到穆恩作為鼓手的第三條原則“是將盡可能多的私貨塞進每個小節，這給他的表演帶來了非凡的多樣性。他似乎會同時對所有東西生出觸及的渴望”。當伍德寫這段話時，一定想到了自己的書評寫作。是啊，批評家不也正是藉助於批評對象抒發自己對文學、對人生（那些私貨）的看法嗎？大概正因為這個原因，伍德將此篇作為《私貨》的開場白，並將篇名作為書籍的名字。
最末一篇《給岳父的圖書館打包》，則是本書兩篇記敘文中的另一篇，是寫伍德岳父去世之後，他和妻子處理岳父四千冊藏書的經過，和許多批評家的回憶文章一樣，此文也充滿了“思考”。伍德是一位在西方聲譽日隆的職業書評人，他自然也是終日和書打交道的讀書人，這些思考也就多少帶上了伍德自己的夫子之道。他這樣看圖書館：“它們同收藏傢俱有同樣的個性，同時又是對無個人性的知識的理想表達，因為它是普遍的、抽象的，遠遠地超越了某一個人的人生。”在文章末尾，伍德換一種方式再次強調了這一點：“這些書在某種程度上使他更渺小，而非更偉大，就好像他們正在竊竊私語：'一個人的一生，充滿著忙碌、短暫、毫無意義的項目，是多麼渺小啊。'所有的廢墟都在這樣說話，但我們奇怪地一直假裝書不是廢墟，也不是破敗的石柱。”和岳父只是痴迷於閱讀和藏書不同，伍德畢竟還是頗勤奮的書評人，但和巨大的書籍的廢墟相比，勤奮寫作帶來的這幾本書籍又有何意義呢？面對岳父藏書所產生的一絲虛無感，將全書獻給眾多作家的更多致敬和少量鞭撻突然帶入一種最終沒落的氛圍。那麼在伍德看來，這篇文章作為一本書評集的結尾，也就順理成章了。《私貨》20多篇書評，涵蓋當代西方最有活力的一批小說家——澤巴爾德、石黑一雄、諾曼·拉什、科馬克·麥卡錫、亞歷山大·黑蒙、奈保爾、瑪麗蓮·羅賓遜、莉迪亞·戴維斯、麥克尤恩、理查德·耶茨、傑夫·戴爾、保羅·奧斯特、拉斯洛·克勞斯瑙霍爾凱、伊斯梅達·卡達萊、艾倫·霍林赫斯特、本·勒納等。顯然這是一份華麗的名單，僅從這份名單都能感受到詹姆斯·伍德對於西方當代小說積極的探索，而作為中國讀者這也是瞭解西方當代小說的一根有效的指南針——上述絕大多數作家在近年才剛剛有了中譯本，中國的讀者都還沒有對這些生機勃勃的小說做出準確及時的反應，那麼在這些小說中譯本之後緊隨而至的《私貨》對於中國讀者來說，也就恰逢其時了。
報刊批評者一般都不在意自身批評體系的建設，甚或他們可能認為那種批評本身是誤入歧途，作為英美報刊批評當代有力的新傳人，伍德也繼承了這一重要觀念。整本《私貨》讀完，儘管比較愉快，但是你很難釐清伍德自己對於小說理解的提綱。伍德在書評中總是熨貼於小說文本，總是一再強調文筆的重要性。在評論諾曼·拉什時，他寫道：“拉什讓愛好文學的讀者如此興奮——而且至今只用一本小說就讓他們感到強烈興奮——原因之一是他非凡的文筆，這種文筆那麼美國，只能美國人才會有，就像貝婁的語言一樣，雜糅著文雅鄙俗的各種記號，保存在極度不穩定的複合語法裡。”後殖民小說《尼德蘭》的作者奧尼爾則因為“寫著優雅的長句，正式但並不過分考究，諷刺也是搭載抒情準確的隱喻而來”而受到伍德的讚賞。對於《基列家書》作者瑪麗蓮·羅賓遜的宗教狂熱，伍德坦言並不欣賞，但“我尤其敬佩的，是她行文語言的精確和抒情力量，以及其中裹挾的爭鬥——和詞語的爭鬥。”在《私貨》裡罕見的一篇以抨擊為主的文章中，小說家保羅·奧斯特不幸成為靶子：“沒有任何語義理解上的障礙，沒有詞彙難度，也沒有複雜句法帶來的困擾”。還有更尖刻的，伍德批評《隱者》的主要敘述者滿嘴陳腐套話“實在令人難以信任，而將這些話安在他身上的作家，似乎也並不想說服讀者去相信這些話有什麼意義”。
伍德對於修辭的強調，很容易和二十世紀中葉盛極一時的新批評派混為一談，但兩者其實很不一樣。新批評派對於文本近乎偏執般的關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19世紀以前的傳記式批評的反動，新批評對於過去批評家總是從作家傳記資料中尋找理解作品的途徑呲之以鼻，因而他們斷然與這種業已氾濫的批評方式決裂，走向另一個極端，認為文本本身蘊含著一個完整自足的世界，。因此，新批評對於文本的分析更加充分也更具野心，而後來一些平庸的新批評家則將這一特點扭曲到牽強附會的地步。而像伍德這樣的報刊批評家對於文本則從審美的角度持一種評鑑的態度，更重要的是，報刊批評家並不拒絕作家的傳記資料，相反，後者亦成為前者批評文章的重要構成部分。
當然，和以前的傳記派批評家不同的是，伍德（和其他報刊批評家）並沒有打算從這些傳記資料中尋找破解其作品的靈丹妙藥，而是作為一種有價值的資訊介紹給讀者。當然，更重要的是，這些傳記資料在優雅文風的作用下形成一種氛圍，從側面幫助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儘管伍德已經不再認同傳記資料和作品本身的直接對應關係，但從“文如其人”的角度，一個作家的整體狀況到底會和他的作品存在著千絲萬縷的曲折聯繫。從這個角度出發，伍德這樣的報刊批評家確實扭轉了新批評派滑向極端的勢頭，而作家和作品隱蔽的內在聯繫，又是一塊報刊批評家得以施展身手的新陣地。
《私貨》
（英）詹姆斯·伍德/著
馮曉初/譯
河南大學出版社
2017年10月
《私貨》裡有一篇評論埃德蒙·威爾遜的文章引起我格外的興趣，因為威爾遜恰恰是英美報刊批評傳統中最具影響力的一位，我很好奇伍德會怎樣評論這位大名鼎鼎的前輩。文章一開始，伍德即高度讚揚《三重思想家》、《創傷與弓》和《去芬蘭車站》這三部出版於1938年到1941年的書，但文章對這幾部威爾遜重要作品卻著墨不多，倒是跳開它們不厭其煩地分析威爾遜最不成功（伍德的判斷）的作品《淺析契訶夫》，認為讀威爾遜論契訶夫，讀者“完全感受不到美之存在，也感受不到這位批評家對此有所慮及”。對於一個著作等身的作家，要從他浩如煙海的作品挑幾件劣作實在是太容易了，而一個作家的地位應該是由他最好的作品奠定的。隨著文章的推進，儘管其間點綴空洞的讚美，伍德對威爾遜批評的聲調卻逐漸升高，到文章末尾，伍德甚至斷定威爾遜許多已經絕版的作品將可能永不再版。但是伍德顯然看走了眼，在伍德完成這篇文章沒多久（2007年），威爾遜厚厚的兩卷本文集就作為著名的美國文庫的一種出版了，而就在近年，威爾遜的幾部重要著作——《阿克塞爾的城堡》、《去芬蘭車站》、《愛國者之血》——先後出版了中譯本，併為他贏得了一批忠實的中國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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